在反贫困问题上，还需要知道应该怎样去采取实际行动，而不仅仅只是流于美好愿望
贾拥民 | 文
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的《贫穷的本质：如何逃离贫穷陷阱》一书，讲述了一个关于穷人生活的“完整故事”，呼吁对“反贫困战争”进行全面反思，读来动人心弦。
确实，在当今世界，如果说只有一个问题是几乎所有人都能达成共识的，那就是所谓的“扶贫”了。仅仅就反贫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达成共识，并不足够。
帮助穷人，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即使我们拥有世界上所有的美好愿望，仍然不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果和最有效率的方法。在反贫困问题上，还需要知道应该怎样去采取实际行动，而不仅仅只是流于美好愿望。
穷人为什么穷？
班纳吉和迪弗洛认为，反思反贫困战争的第一步，是要打破对穷人的刻板印象。无论是在社会理论还是在文学作品中，穷人往往被描述为懒惰、缺乏上进心、没有恒心、做事没有计划、抵御不了诱惑，等等。这种刻板印象影响着反贫困政策的取向，即认为这是一个只有一维面相的问题，而对简单问题自然可以用简单解决方法应对。
穷人也是人，他们与普通人有相同的欲望和弱点，也需要实现希望、消除疑虑、弥补不足，穷人的生活也是复杂和多彩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穷人既不比普通人更不理性，也不比普通人更加理性。事实上，恰恰因为穷人几乎一无所有，穷人在做选择时往往比普通人更谨慎，因为要想生存，他们必须成为精打细算的“经济学家”，对生活中每个方面都细细思量。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必须每时每刻都进行的细细思量，使得穷人陷入了贫困陷阱。班纳吉和迪弗洛指出，对于普通人来说，一个特别重要的优势是，他们随时都能获得来自身边环境中的各种各样的“助推力”，因而不需要在这些方面细细思量，这样不但节省下来了大量认知资源，而且也减少了犯错误的机会。我们日常生活早就习以为常的许多事务，例如，自动缴纳的退休计划、自动扣款的住房按揭贷款，对于财富的积累都起着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
此外，穷人每天0.99美元的生活费意味着，他们能够接收到的信息会受到非常大的限制，往往对世界上其他人能够在不经意间得到的特定信息一无所知，这就极大地压缩了穷人的选择范围，甚至使他们无法做出必要的选择。
班纳吉和迪弗洛据此指出，与人们对穷人既蠢又懒的刻板印象相反，穷人为了维持生存、养活家人，必须充分发挥才能，而且他们其实需要拥有更多的技能和更强的意志力，承担更多的义务。关键在于，他们时刻都处于稀缺状态，不断面对着被普通人忽略的各种小障碍，在不匹配的信念之下犯下各种各样的小错误，从而陷入贫穷无法自拔。
为穷人，助推和助力
在一定程度上，班纳吉和迪弗洛关于贫穷的根本原因的看法可以概括为，穷人之所以穷，并不在于他们缺少钱，而是因为他们受限于各种原因无法进行合理规划，没有能力做出恰当决策，即便有了规划也往往不能坚持下去。细究起来，这可以归结为两类因素，行为上的和认知上的。
对于行为上的因素，班纳吉和迪弗洛在书中结合具体的案例，进行了深入讨论。这在行为经济学中已经是常识了，要了解人们的行为，我们必须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策、他们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与主流经济学从一组核心假设出发进行演绎推理不同，行为经济学要求通过观察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行为来构建决策模型。例如，人们并不总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做出决策（有时候，虽然已经对成本－收益进行了分析，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做出合理决策）。有时候，需要考虑相互冲突的优先事项；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心烦意乱或在一时冲动之下做出决策。普通人尚且如此，穷人就更难避免了。
另一方面，关于认知上的因素，许多研究者都指出了贫穷（稀缺）与认知之间存在着一种循环因果关系。2013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一篇著名研究论文《贫穷阻碍认知功能》指出（该论文的主要作者，也就是畅销书《稀缺》的作者），由于人类认知资源是有限的，穷人在财务问题上的担忧会大量消耗注意力，导致他们用于处理其他事务的认知资源严重不足（“带宽不足”），使得他们处理其他事务的能力下降；反过来，认知能力的下降又会导致贫穷的延续和加剧。
针对这两类致贫因素，行为发展经济学家给出的解决方法（除了直接援助特定资源或发放金钱之外），大体上可以总结为“助推”和“助力”两类（班纳吉和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则称为“助推”和“说服”）。
助推是指政策制定者或“选择架构师”在充分了解人们的认知缺陷和决策过程特点的基础上，设计选择架构，引导人们改变行为（包括利用人们的认知缺陷），让他们做出更符合其自身（长远）利益的选择。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及其合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详尽阐述，并给出了许多具体的例子。班纳吉和迪弗洛的学生迪恩·卡尔兰在《不流于美好愿望：新经济学如何帮助解决全球贫困问题》一书中给出帮助穷人跳出贫穷陷阱的各种方法，也基本上属于助推的范畴。助力政策则致力于促进和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和动机能力，进而改善决策。助力政策的假设是，人的认知是具有可塑性的，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可以让人们拥有更高判断能力，做出更好的决策，促进自身利益。
无论是助推还是助力，都强调人类认知能力有限，而且人们的决策会受到各种因素干扰，因而需要外力干预。穷人尤其如此（尽管班纳吉和迪弗洛没有明确这样说过）。当然，在设计了政策或干预措施（项目）之后，还必须进行严格评估，以确定哪个项目更有效。有创意的、精心设计的评估方案甚至可能比项目本身更加重要。众所周知，为了评估各种项目的效果，班纳吉和迪弗洛等人大量采用了“随机对照实验”方法，这也是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理由。
“成功学”的味道
许多批评者指出，随机对照实验方法很难解决外部有效性问题。即便某项反贫困（助推/助力）政策在某个地区或人群证明持续有效，一般也无法推广到其他地区或人群。本文不拟对此多述，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行为发展经济学不再从“穷国”如何变富的角度讨论发展问题，而从如何帮助作为个体的穷人（或某个人群）如何摆脱贫困陷阱的角度入手。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也得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但在不考虑如何改变制度约束和发展环境的情况下，只考虑个人如何“脱贫致富”，不免令人觉得有点“成功学”的味道。
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任何国家和时代，无论制度条件和环境因素怎么恶劣，总会有一些人能够发家致富；排除因偶然原因而暴富者，这些能够致富的人，肯定是一些持续“成功”的人。关注这样的人的决策行为和认知特点，当然也有意义，但是归根到底，如果整体的经济环境未发生变化，这样的人仍然只能算是特例。随机对照实验方法，也许能够筛选出很多有助于人们变得富裕的干预措施，但是它们的作用也会受到很大限制。
问题出在哪里？可能主要在于两点。一是这种干预措施，往往在纠正市场失灵的名义下，几乎完全排除了交易的可能性，而交易是财富的最大来源之一。二是几乎不涉及制度，而保障财产权利、选择自由和创新的制度，是财富的另一个最大来源。
班纳吉和迪弗洛在书中举的一个来自中国的例子，恰恰很好地说明了以上两点。那个从农村小裁缝成长为企业家的女子，只是中国同期成功脱贫致富的无数人中的一个；她个人的努力自然是重要原因，但中国那个时期的制度变革及随之而来的交易市场扩大、选择自由扩展，无疑是更重要的原因。
说到底，随机控制实验试图从更符合现实的“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设计受控实验，从一开始就隐藏了内在矛盾：假设问题本身是复杂的，但是却试图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去解决问题。“随机控制实验”可能从来不是真的随机的。经济决策问题上的随机对照实验，与新药实验中的随机对照实验的根本性区别是：即使最初的分组真的完全随机，但是实验进行过程会使受干预的人的认知和决策环境发生改变。
但经济世界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我们需要反贫困项目（以及利用随机对照实验对反贫困项目进行评估）。尽管我们知道，资源掌握在企业家手中对全社会的福利最有利，但是这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人皆有恻隐之心（例如，有些人会在冲动之下捐款，有的人就是喜欢做慈善），而且把怜悯心付诸于行动，积极地为穷人做一些好事，正是我们内心中最美好的那一部分的反映。任何源于这种真正的利他主义的激情或冲动，理应得到鼓励。这本身也是世界的复杂性的一种体现，也是人类为自身的生存而投的一种“保险”。因而，反贫困战争必定会一直持续下去。
在这个意义上，随机对照实验对于评估反贫困项目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即，它可以用来否决某些反贫困项目。如果随机对照实验告诉我们，哪个项目很有效，我们得多留一个心眼；如果随机对照实验告诉我们，哪个项目是无效的，或者是有害的，那么我们马上就可以放弃它。
作者为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原载2019年10月28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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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王悦欢 yuehuanwang@caijing.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