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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8月小说扫描 | “云大评刊”论坛第四十三期

阅读量:3883033 2019-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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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大评刊”论坛第四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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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7、8月名刊小说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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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宋家宏(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讨论者:云南高校教师及研究生10余人
记录整理:陈林、何微
时间:2019年9月18日星期三
地点:云南大学映秋院238会议室
本期特邀嘉宾:《民族文学》编辑安殿荣、《中国作家》相关小说责编。
宋家宏
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主持人宋家宏(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自本期开始,云大评刊会有一些变化,原来“座谈讨论”的色彩比较明显,这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不足,比较零碎,有的作品所谈深度不够。从本期开始,想淡化这一色彩,加强深度,拓展广度。各位同仁阅读作品后,写成简短文字,不要太长,一二百字即可,进行整理。座谈仍会进行,主要针对研究生。在校外的评刊成员以简短文字链参与。同时我们会及时地发现近期文学期刊的一些新现象,给予评说。如本期的“科幻”。还有,我们邀请了一些刊物的编辑作为嘉宾,参与我们的评刊活动。把他们对自己所编作品的意见也整理进我们的论坛,这样使大家对这些作品有更多的理解。当然,各位评刊成员仍然需要保持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与判断,这样才会丰富多彩。如果对一部作品有不同的理解,那不是更好吗?可以加深对作品的认识。我们欢迎更多热爱文学,关心当前创作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评刊论坛上来。下面即是本期讨论的整理稿。

《收获》再推青年作家
1
主持人宋家宏:青年作家历来是刊物重视的对象,许多刊物都会以各种方式推青年作家,《收获》第四期就推出了专辑。
何微(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收获》今年第4期设置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这个专栏推出了多位青年作家。我想着重聊一聊赵挺的《上海动物园》和渡澜的《傻子乌尼戈消失了》。如赵挺自己所说,《上海动物园》叙写年轻人的精神与生活的漂泊无依。我觉得或许是因为当代都市年轻人的生活经验和精神体验都在趋向重复和单一,以致于很多青年作家的小说都展现出类同的气质,他们书写的关键词往往是漂泊、无聊、孤独,文本氛围呈现为荒诞、萧瑟、感伤,以至于让读者坠入文本背后的意义深渊。意义漂浮的故事,有时难免让人审美疲劳,对我个人来说会更愿意期待读到那种能让人抓住稳固意义的文字。我觉得好小说不仅要追求在虚拟的文学世界里营造某种个性化的审美氛围,还要能溯其文化、精神根基,提供一个联结现实的出口。
唐诗奇(文学硕士,出版社编辑):本期《收获》的最大亮点在于“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五篇小说都来自八五后、九零后作家之手,风格独特,不乏惊喜之作,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进行了有效的探索。赵挺的《上海动物园》很有意思,小说有六个小节,每个小节都在呈现一种虚无与百无聊赖的生存状态,无论是友情、亲情、爱情,甚至自己的文学事业,作者都在进行否定性的调侃。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写作、摇滚、西藏、艺术聚会等在当下符号化表达后的无可归依,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百无聊赖与孤独感在戏谑中生发出来。小说名叫《上海动物园》,但全篇都没有提到任何动物,作者似乎意在说明,这些形形色色、行尸走肉的人实际上只是动物而已。这种写作风格很容易让人想到90年代后期韩东、朱文、李洱等被命名为“新生代作家”的写作,他们在创作这一系列文章的时候都是30岁左右的年纪,这种延续性写作或许显示出青年作家们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某种敏感性。
丁雯(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收获》的青年作家专题,收录了六个短篇,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个重复的主题——等待,等待的结果都是徒劳、虚无。《上海动物园》名为动物园,实则讲的是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以动物名命人物名,暗示人与动物一致,被困囿,被参观。“我”陷入一个困境:等待小佚——开车绕圈——继续等待,然而真正等到小佚,也没有任何意义。描写“无意义”这个主题似乎在青年作家这里格外突出,这和当下青年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优渥的生活条件和校园的象牙塔生活使我们的获得感降低,转而向内寻求自我,无意义成为常态。小说既是还原和表现生活,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样的常态使得青年作家表现无意义这一主题成为必然?
韩艳娇(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教师):本期《收获》的五位青年作家的小说,我最喜欢赵挺的《上海动物园》,赵挺的小说给我一种同龄人的亲近感,这是以往文学史经典作品无法达到的感同身受,他笔下的主人公也像是我的同学,我们确实是同时代的同龄人。赵挺小说的节奏疏密有致,没有窒息感,也没有平淡无味,是恰好的自然,讲故事的痕迹也不重。我最喜欢的还是作者的有趣,一个有趣的作家一定是敏锐而有才气的。
何微:《傻子乌尼戈消失了》的作者渡澜才19岁,就读于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一个未来可期的年轻写作者。我觉得这篇小说最值得一聊的就是它的语言。首先,小说语言流淌着诗性美,极富想象力,形容灵动轻盈且魔幻色彩浓重,给人以“语言繁殖出语言,诗意呼唤着诗意”的感觉。其次,渡澜的笔触还特别在,女性气质的痕迹不明显,甚至我第一观感觉得她的文字展现出强劲的阳气和“男子力”,小说中从人物情感到肉体观感的描写,都很热烈大胆。她的书写展现出很旺盛的文字生命力,感觉作者有一种超越年龄跨越性别的文字驾驭能力。此外,这篇小说通过一种寓言式的隐喻书写,展现出作者对自然生命、自然美那种朴素而深刻的认识,其中不乏一些闪光的灵性洞见。
唐诗奇:渡澜的《傻子乌尼戈消失了》,让我惊喜的不是她讲好了怎样一个故事,而是她呈现故事的方式——渡澜的语言感受力和表达力太好了,灵动,通透,非常有质感,可以从才华横溢形容。而她仅仅只是一个99年出生的写作者,这也仅仅是她的第三篇小说,这让我非常期待她今后的写作。
桂春雷(北京大学2013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我接着谈渡澜的《傻子乌尼戈消失了》。因为渡澜是通辽人,我老家刚好是通辽。但在作品中,我其实没有看到很强的地方特色,相反,它很“国际化”。她对超现实的理解和运用,让她的作品很有“魔幻”气质。可我关注的,其实是小说中对“暴力”的呈现。作品中乌尼戈受到的暴力,第一次是因为他提出了不同常人的真知灼见,而对别人造成了“侮辱”;第二次是一个壮汉受人钱财,横加暴力;第三次则是一次天灾,在大家的愚昧的驱动下,被栽到了乌尼戈头上,于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近乎西方曾发生过的女巫悲剧的集体暴力。这三次对暴力的书写,其实能看出作者对历史的关注,和这份关注中,独有的洞察力和文学才能。但同时也不难看出,作者对这种“现实话题”的书写,缺少“现实感”,因此选择了一种抽象写法。不得不说,这与作者的阅读结构有一定的关联。我们能看出她的学习的痕迹。但一个19岁的年轻作家,有如此的文学才华和责任感,仍然令人十分期待,而“年轻”造成的写作方式的暂时受限,则更让人对她产生了新期望:期待她能尽早找到更恰切更有力的方式,来介入“现实的写作”与“写作的现实”之中。
罗莎(现当代文学2017级研究生):我认为当下青年作家之所以会这样处理历史和现实题材,原因是在第一步的认知上就已经遇到了困难。当下的生活是信息爆炸的,过多的信息本身就是一种诱惑,可以是机会,同时也是很大的干扰,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中,摘选怎样的材料去写对于八零后和七零后作家来说不难,因为他们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写作机制,但九零后作家却尚未形成。另一方面,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的相似,面对的是趋同,细碎且无聊的日常生活,这就将九零后的这一代作家关在了象牙塔里,是保护,也是束缚。这样就导致了这一代作家最关心的是自己,万事都先从自己去寻找答案。在这样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双重影响之下,他们的写作倾向便必然是向内的,形而上的。但他们这样的写作面临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无法落地,和平与物质的年代生长出来的他们,和历史、社会的联系实际上很疏远,他们无法建立更加真实的,深入的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无法形成自己的稳固的世界观来作为写作的基础,这种脱离现实的无根的精神状态必然导致他们又不能写出卡尔维诺、卡夫卡式的有着强壮根基的形而上的作品。
魏启瑞(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这期郑执的短篇小说《蒙地卡罗食人记》套用“人异化为熊”的框架,透视和呈现了现代社会的一些重要主题:一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处于重重生存困境中,所透视、呈现的人的生存困境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二是现代人“无望无尽的等待”, “等待”如一条绵延的线索,牵引着故事的发展和走向。主人公的等待是被动的、常态化的,也是无望、无果的。“等待”不仅是现代人生活乃至生命的常态,也成为一种荒诞、虚妄、无任何意义的东西;三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主人公的异化正是他自我意识觉醒和爆发的具体表现。当然,自我意识觉醒后,还是逃不出人生的困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现代人真实的生存状态。总之,小说对现代主题的透视和呈现是多维的、丰富的,也是反映现代人普遍生存状态的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刘吹霞(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蒙地卡罗食人记》这篇小说的场景很简单,集中在少年阿超的家和蒙地卡罗餐厅两个地方,阿超决意私奔是为了逃离困住他的家,然而他又陷入了另一困境。小说的主题之一在于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被困与脱困的矛盾,如作者的创作谈所言:“我最初想写的就是一个被困住的少年,说青年也行,二十岁,夹中间,不上不下,正是一个凡事要开始凭自己寻方向,又好像没什么权力掌舵的年纪,……所谓少年成人前的突围,被异化的黎明前夕,之类”。软弱的少年异化为强大凶猛的熊,才得以脱困,但他的最终结局还未可知。整篇小说没有紧凑的情节节奏,吸引读者的是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结尾的留白。但小说还是有一条隐藏的线索——少年阿超的异化。从他长长的指甲,到老姨夫讲述的熊的故事,再到餐厅里他用指甲切开牛排,这些看似零散的情节都是铺垫,一步步暗示了阿超异化的过程。软弱的阿超把自己脱困的潜在愿望代入到老姨夫遇见的那只熊身上,完成了身体与精神的突围,但作者并未交代阿超的命运,这样的留白可以启发读者的想象力,也让笔者不禁想到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阿超——那只走在雪地里的熊,会成为娜拉吗?
何微:《小说界》这本期刊的青年作家作品也值得重视。《小说界》每期会设立一个小说主题,像弹性空间很大的命题作文,2019年第4期的主题叫“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很巧合的有三位作家写到了父亲,其中张怡微的《缕缕金》是我觉得最好的一篇。近期看了很多书写父亲的作品,从中年作家,比如邵丽,到青年作家,确实从作品中发现他们对父亲的认识有所不同。邵丽写父亲还在谈代际隔阂,时代伤痕,依然是调性比较沉重的审视。到张怡微这里,她对父亲的感情是有爱有怯,但其中也不乏幽默的调侃。她对父亲的观看,与其说是子女对父辈那种有等级差序的审视,更近于一个平凡人对另一个平凡人的理解,然后在理解的基础上生发关怀和同情。我觉得看到不同年龄段的作家对父亲的不同认识和表达是很有意思的,展现出小说记录时代和社会文化变迁的载体功能。其次,《小说界》这本期刊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与面向青少年的《萌芽》杂志为同一个出版社,所以部分小说作者是《萌芽》的熟脸,或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出来的优秀写作者,《小说界》或许集中展现了一部分青年作家当下活态的写作风貌。
科幻小说成为亮点
2
主持人宋家宏:《三体》的成功带来了科幻小说的热潮,近来这个热潮也有表现。

赵小爽(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王侃瑜的《语膜》(《收获》2019年第4期)是篇软科幻,这部小说突出了亲子关系与语言问题这两方面的人文思考:母亲伊莎的柯莫语是规范到可以录语膜的人,而从小在上国际学校的儿子雅克却明显更习惯用英语交流。因此伊莎对儿子像极了《打死父亲》里那个可怜的古典文学教授阿尔弗雷德面对杰里米一般恨铁不成钢。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父辈与子辈的代际冲突似乎已经成为永恒的命题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无非是父辈打拼一辈子的事业渴望有继承者,但血缘上的继承者往往不甘继承而渴望自己开辟新天地;另一重思考则是语言的规范性问题。正如小说里的儿子雅克所认为的“…机器翻译,快捷便利却冰冷冷的,听不到说话者原先话语里的温度”。诗意的诞生往往依托别样的语词搭配,这种文学理论上的“陌生化”手法其实就是在跳出规范。语膜的发明可以修正所有的“不规范”,但与此同时我也质疑它是否也会将最有价值的个体差异打磨干净。
郭诗亮(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语膜》一方面写弱势语言在强势语言压迫下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写单身母亲与独子的关系。如何保存自身?弱势语言似乎本只有消亡一途,因为有了“语膜”,它才看到了存活的希望,然而,这样的科技,所能做到的也只是让语言变得单调乏味。或者说,没有语膜,弱势语言会被强势语言同化;有了语膜,弱势语言中的强者会同化其他人的语言。就后一方面来说,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剑拔弩张,并非因为谁错谁对,而是语言必然会使人们产生隔阂,即“语膜”。所以,小说写出了人们尴尬的生存处境,即无论如何,都逃不出语言制造的隔阂。
余彦冰(现当代文学2017级研究生):《花城》第四期刊登了陈楸帆的一篇科幻作品《无债之人》,小说里提出了一个“基因债”的概念,即将债务关系嵌入人的基因之中。欠债之人在记忆被封装后,会被扔到宇宙成为一名“太空矿工”,偿还完债务后才能重获自由。比起异形怪兽,飞船火箭外星人,这种近未来科幻更多的会映照我们的现实,或者说是把困扰现在的人的问题放到了另一个时空去考量。比如说,小说中的欠债之人,被抹除记忆,名字也变成了代码,每天都是机械的工作,这不就是我们现代社会的现实一种吗?但是,你要说这篇小说是一篇好的科幻作品吗?我觉得还不算。首先,“基因债”这个点子很新颖,但却只是被作为服务于故事的一个道具植入其中,感觉没有被认真对待,很好的申发。其次,刚才郭诗亮说他看的那篇小说像《舒克与贝塔》,那么,这一篇则有点像大杂烩。因为,我在这篇科幻小说身上看到了许多经典科幻电影的影子,比如《月球》、《逃出克隆岛》、《时间规划局》等等。我认为科幻小说最重要的就是独一无二的想象力,就算你不能摆脱这种“影响的焦虑”,也不应该让我目之所及都是似曾相识吧。
刘敏(文学硕士,武汉传媒学院教师):当高精尖技术向人类生活无限趋近时,作家开始思索科技与人的交互性。同为科幻小说,《无债之人》不同于《三体》的宏大灾难叙事。它的着力点是强调反乌托邦背景下人的异化走向。小说中,作家将人类的未来命运描绘成一座“负债之城”。主人公与他的同事,为了还债而被放逐到外太空工作。那是一片精神的荒原,人甚至连掌控自己回忆的自由都被剥夺。主人公偶尔乍现的梦境,唤醒了他的人性本能,但不顾一切重返地球后等待他的却是极权主义带来的另一种惊悚。《无债之人》中描绘的“未来”,与我们所经历的“当下”之间,有着微妙又准确的重合。这也展现了科幻作品独特的“现实主义”一面。小说中无迹可寻的时间维度,眼花缭乱得时空交错叙述,唯一的线索只剩“情感”,这大概也是我们了解科幻小说人文关怀的另一个关键词。
《十月》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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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宋家宏:《十月》的小说质量比较稳定,内容也较丰富。
谢轶群(文学硕士,云南艺术学院教师):这期(《十月》2019年第4期)的头条,凡一平的《我们的师傅》是一个佳作。第一,故事很独特。写文革后期一个落魄高材生在乡间训练五个孩子成为偷窃高手的故事,那个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事,多与政治、迫害、贫困、阶级斗争、冤假错案之类相关,而这个小说不同凡响,写出了一个压抑的、严密组织化的特殊社会里可能发生的、没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民间空间里的传奇。第二,人物有魅力,作品中的师傅除了偷盗,几乎是个完美的人,博学多才,心细体贴,盗亦有道,从不坑害穷人和亲戚,他行窃本身也是因一段美好情感失落后的被逼。第三,技巧很适度。作品悬疑味浓,但又没有通俗化、娱乐化,叙事沉着、舒缓,保持了文学品位;以参加葬礼的徒弟们的姓名作为标题,娓娓道来,自然地转移叙事重心,结构见匠心又清晰。第四,意蕴很丰富悠长。师傅在那个特殊时代,以教授偷盗反而传承了某些美德,坚守了一些良知,甚至培养了人才(徒弟们后来基本都有一定出息);到了正常时代,徒弟们在他的葬礼上言谈的恶俗与当年的单纯形成对比,引发的情绪反应和思考空间很大。我觉得这样的好作品才是《十月》这样的老牌、大牌文学期刊应该经常提供给读者的。
田彤彤(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我们的师傅》故事题材很新颖,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师傅韦建邦在小说一开始就引发了每位读者好奇。小说情节的叙述采用了回忆式的倒叙,同时使用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让读者可以更为真实地了解这位不平凡的“贼”。小说语言平实自然,总体上阅读体验较为顺畅。通过叙述者的回忆,我们在韦建邦的身上看到了与传统意义上的“贼”不同的地方,就是生存环境的迫不得已以及其遵循的“盗亦有道”。而在最后揭开了韦建邦身世的谜底后,在这个“贼”身上我们看到了被时代束缚的无奈,而与此同时也看到他为传承文化所作出“不得已”的努力,令人叹息。值得欣喜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并没有变得世俗化与商业化,同样韦建邦的角色更多引发的也是读者的重新反思与同情。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这篇小说是相当成功的。
丁雯:《我们的师傅》采用回忆和现实交叉的手法,追忆往昔师徒六人在特定年代的做贼经历,交叉师门五人各自的生活现状,既完成了对师傅的沉重悼念,也指向了行为背后复杂的人性和精神。作品从“我”出发,“师傅的逝去”使师傅一开始就呈现一种自我消失的状态,师傅留给读者的印象是由“我”作为讲述者拼凑出来的。在“我”寻找自我、剖析自我的过程中,读者看到“我”对师傅的态度暧昧而矛盾:一面感恩,一面逃避。隐藏于暧昧态度背后的,是“我”对自己的审判。微妙的是,覃红色的缺席,残酷但真实,对师门四人和师傅又是一层人性的折射:名利和恩情的博弈之下,恩情举手投降了。
赵小爽:在《我们的师傅》里,师傅不仅是“我”与四个发小的师傅,也是风水师樊光良和老师黄盖云的师傅。这个神通广大的师傅在“我”的少年时期教会我行窃,“我”又因为他的教导远离行窃,最终走上正途。小说没有给“偷”这个行为下简单的道德判断,而是通过回忆不断地呈现这个“贼头子”的其他侧面。比如他是如何帮助喜欢阅读的“我”、擅长唱歌的花卷以及其他徒弟走出乡村,又是因为怎样的历史缘由才开始行窃。通篇读完却发现这个“贼头子”师傅有情有义,却不是简单的“盗亦有道”就能概括。究竟为什么只有通过偷,“我”与发小们才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呢?想必这才是个更值得读者思考的议题。
苏雨婷(文学硕士,云南大学丽江旅游文化学院教师):这部小说动情感人,比较吸引我。偷窃,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而在小说中,偷窃带有一种理想的色彩,如师傅是高材生比较有人情味,师傅教会“我们”偷窃,专门偷坏人的钱;师傅让徒弟去偷唱片,“我”因祸得福,顺手偷了老师的书,成为今天的社会名流;而后师傅跟徒弟们断绝关系,引导他们走上正途。在师傅葬礼上,同门相见,归来后已是人五人六、社会名流。看似“我们”都敢直视自己过去的污点,而“同门”两字如“紧箍咒”,无法摆脱过去。也许功成名就可以消解可耻的过去。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对自己的污点。如曾经一同行窃的五个人,承诺此生“不再有联系”,只有一个人信守承诺,永不相见。
郭诗亮:蓝石的《故乡一夜》(《十月》2019年第4期)写少时的义气被如今的势利冲撞得一文不值。“返乡”在现当代小说中有很多了,应该如何写出新意?作者从叙述层面下手,“我”回家后,看到少时的好友们孤立曾经的大哥李响,内心没什么太大的波动,似乎还有些淡淡的感伤,怀念曾经的时光,但作品的结尾“我”轻描淡写地骗了李响,一下子“我”虚伪的面目暴露出来,原来小说中没有什么能令人高兴的东西。突如其来的反讽没有显得刻意,反而像是点睛之笔,体现出了作品的深度。
刘格妤(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蓝石的《故乡一夜》以“我”(刚子)的视角,不仅写出了故乡丰城由盛转衰的命运,也写出了昔日的大哥(李响)跌宕的一生。小说不仅剖析了人性,让我们看清人的虚伪和趋利避害的本能,还把李响的遭遇与故乡丰城的命运相对照,写出了故乡丰城渐渐走向衰落的命运。令人唏嘘,但却又无可奈何。每个城市似乎都会有这样的遭遇。“李响”这个名字具有象征意味,李响的没落不仅是昔日大哥的遭遇,还象征着故乡丰城越来越繁荣昌盛这个理想的破灭。小说结局也令人深思。当自己被卷入利益的纠葛时,还能不能坚守住心中的义,不被利所替代。世上真的没有纯粹的义,义终会被利所取代吗?
何微:马叙《力量哪里去了》(《十月》2019年第4期)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海滨村落,情节主线很简单,就是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间的情感纠葛。这篇小说好在两个点,一是两性关系的写实,捕捉到女性内心丰富的情感波动。第二点是,坦荡的呈现了女性的身体欲望。最后一段很大胆,用蒙太奇式的叙事打破了正统小说言说情欲的禁忌。拆王小花房子的情节和陈葡萄自慰的桥段穿插推进,当陈葡萄靠自己抵达极乐之境时,王小花的房子也拆完了。小说文本中有许多意味深刻的隐喻设计,比如用极具破坏性的台风暴雨暗示男女的纵情和肉体的力量,另外对鱼干咸腥气味的描写贯穿全篇,隐喻着陈葡萄细腻的感官感受力和原始炙热的身体欲望。文题“力量哪里去了”,是文本中陈葡萄曾对阮石龙发出的责问和抱怨,到了结尾,疑问自然消解。这算是一篇女性主义的小说,它想说的就是,女性其实无须依傍男性的力量获得解放,她们自身便拥有解放灵与肉的力量。
田彤彤:范稳的《关山别情》(《十月》2019年第4期)两个主人公——关山与吕晓萍——曾经的恋人,经过这么多年的变迁与沉淀,依旧彼此牵挂。关山正在面临工作、亲情的双重考验,单位上的职务转正不容有误,嗜赌如命的妹妹让他万分头疼,吕晓萍的出现让严谨的他乱了阵脚,不经思考就决定把钱借给这个老情人,直到发现这个老情人是自己赌徒妹妹的赌友,才让他对吕晓萍从信任变为了提防。以关山的视角回忆吕晓萍的种种过往,很容易让读者对这样一个风姿卓韵的女人下一个不是那么好的定论,直到最后范老师将视角转移到吕晓萍,我们才知道关山在她心目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我不能认同吕晓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她对于关山的感情却让我们保持尊敬。当关山在车上将两万块钱扔给吕晓萍的时候,吕晓萍的眼泪让每一位读者感动,但却除了关山。因为信任,在这个日渐浮华的世界里变得弥足珍贵,一旦怀疑,就永远找寻不回来了。范老师将文章分为A和B两部分,我一直苦于思考这是为什么。直到思考到信任让我有了答案。范老师将这个故事像磁带一样分为A面和B面,A面讲述了关山对于吕晓萍的信任,直到从自己妹妹那里直到吕晓萍是她的牌友,这里转向了B面,开始展示吕晓萍对于关山的信任,直至被另一面的怀疑消解。或许人生不止AB两面,他们在人生众多面中都试图去做一个好人,但一次次为现实去跌破自己的底线,仍不遗余力地去捍卫自己内心中的善良。
谢轶群:《关山别情》写一个报社副总在老情人、妹妹和妻子几个女人之间的周旋,叙事老到,入世较深,是富有生活质感的成熟之作。相比《我们的师傅》,又觉得读来有点不满足。缺点什么?缺想象力,想象力在创作中参与不够,跟现实生活本身过于贴合。如果把社会生活看成作家的“供货商”,现在“货”丰富得不得了,作家一旦有个想法,不管是大的架构,还是小的细节,相关素材就会在脑子里源源而来,几乎不需要想象和费力虚构,作家技艺娴熟的话,加工一下就成。这种情况的成因,一是现代生活不像传统生活那么单纯,本身故事多;二是信息时代,作家吸收的信息丰富。《关山别情》没有像《我们的师傅》那样,写了别样的人间,别样的人们,“创作”的含量相比有落差。这部小说读来还有沉闷之感,这也是当下小说常见的,跟时代氛围有关。作家敏感,对时代现实感受、传达得准确。但是,在准确感知、把握时代氛围以外,还能有超拔现实和时代的成分,就会形成某种形而上的意蕴,更显精神自由的魅力。《我们的师傅》正是好在这里。
苏雨婷:王啸峰的《一次约谈》(《十月》2019年第4期)让我想起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琐碎的的生活让人压抑、神经质、没有喘息的机会。这位母亲,为了多赚点钱,卖水果时缺斤少两;因无户口,为儿子进校学习绞尽脑汁;费尽心思买房;丈夫生病内心焦灼。生活沉重的壳,让她胆怯、自卑、又市侩。她的神经绷得紧紧的,生活的压抑、灰暗在一次与老师约谈的路上,如释重负。最后在约谈的等待中,得知某中学高山学生跳楼自杀,她的生活压力瞬间瓦解——活着比什么都好。
谢轶群:初读鲍贝的《平伯母》(《十月》2019年第4期),我以为是位新人的处女作。开头直露的倒叙很有五四时候的文艺腔,一下叫人想到《祝福》(笑)。《平伯母》其实有才气,也有一定雄心,写了几十年的时间跨度。但在人物形象和命运的描写、叙述上,该交代的交代不够,该深入的也没怎么深入下去,还有一个村治保主任能在乡村熟人社会和同村村民之妻搞多年非法同居这样明显不合事理的情节。作者是位已出版十部长篇的老手,这部小说却优劣并呈,更像玉璞,只能猜想是未达到理想状态就匆忙发稿,或编辑环节处理过度了。《一碗海鲜面》(《十月》2019年第4期)读后印象不太深,就一句话可讲:这个故事应有的苍茫感不够。
《中国作家》的探索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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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宋家宏:《中国作家》自今年以来变化较大,质量在上升,发出来的好作品多起来了。我们希望“云大评刊”论坛与《中国作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本期《中国作家》的部分责任编辑发来了他们的稿签,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们为什么发这些稿。我们也把他们作为嘉宾的这些文字整理进入论坛。
《风中蓝调》责编:(《中国作家》2019年第7期),杨志军的《风中蓝调》,音乐到底是什么?是带给人利益,带给人快乐,带给人救赎抑或其他?这篇小说便是讲述一个从音乐比赛中获得名气的音乐家如何堕落,又在堕落中发现背后的音乐交易而觉醒的故事。人物的刻画丰满却充满灵性,音乐的描写精妙而引人入胜,人性晦暗中透出救赎的光,是一篇理路复杂却温暖不已的中篇小说。
余彦冰:中篇小说《风中蓝调》,因为作者是杨志军,所以我对这篇小说的期望值很高,但阅读下来,我的阅读体验并不是很好,读着很疲惫。作者想通过展现音乐才子豚孩人生的起落来探寻音乐的本质,拷问人性的层次,这个立意很好。但这个主人公一夜成名后纵情声色,跌落谷底后大彻大悟的俗套故事,实在没办法打动看过《海上钢琴师》、《爆裂鼓手》等同样是关于音乐、成长、人性的优秀作品的我。这两部作品有着独一无二、充满魅力的人生故事,有着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深入、细腻的探寻,而这些恰恰是《风中蓝调》所缺少的。
《坏孩子的天使》责编:(《中国作家》2019年7期),李云雷的《坏孩子的天使》简单的故事情节因为真挚感情而带上了感人的力量。每个孩子的成长路上都会遇到不同的人,然而如双福叔那样的“天使”不常有,如“我”那样幸运的“坏孩子”不常有,这一系列的“不常有”带来了故事的戏剧性,而平实的语言则多少化解了这种戏剧性所可能带来的“刻意”,使得小说更加的贴地气、令人信服,并温暖人心。
陈林(文学博士,云大驻站博士后):这几年批评家小说是一个热门话题。李云雷是位批评家,不过《坏孩子的天使》这部小说没有学究气,是一部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作品清晰、准确、具体地呈现了个体的成长经验,平实、朴拙而饱满。
余彦冰:《坏孩子的天使》我挺喜欢的,读起来很舒服。作者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我”学生时期的成长故事,带有自叙传的色彩。文字质朴、简明,读来真诚动人,能勾起读者对青葱岁月的某些记忆。作者对“我”青少年时期敏感、叛逆的心绪的捕捉,能引起读者情感的共鸣。总的来说,我认为这篇小说虽然篇幅不长,但完成度很高,别有一番清新疏朗的滋味。
《河殇》责编:红孩的短篇小说(《中国作家》2019年第7期),是一部描写清军和百姓誓死抵抗英法联军的历史小说。小到一个家——于家围郭家兄弟,大到一个国——咸丰清廷政府和僧格林沁清军,在漫延千里的大运河畔,诉说着中华儿女为民族独立抵抗外国侵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完败,明年正好也是其160周年。)
《三条石》责编:(《中国作家》2019年7期)武歆的中篇小说《三条石》,故事围绕老张为儿子小张和女友小黎买房一事展开。“三条石”是天津一个地名,“三条石大街”现在依旧存在。正如作者自己说的那样,像《三条石》小说中的老张一样,他是在“三条石”一带徘徊、思考。“在那段日子里,我总是闷闷不乐,湛蓝的天空,感觉是深井的倒影。我是在伤感中开始写作中篇小说《三条石》的。我复原了许多往事,但绝大部分的往事,都是我想象中的往事;或者说,是复原了梦境中的往事。”
《长跪大别山》责编:(《中国作家》2019年第8期),曾剑的短篇小说《长跪大别山》文字朴实,故事读来令人潸然泪下。革命改变了时代前行的轨迹,也在微观处改变着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命运,阴差阳错也好,时代造就也罢,在我们心里,他们都是为新中国革命而奉献自己青春与所有的可敬之人。
《女兵们,正步走》责编:(《中国作家》2019年第8期):文清丽的《女兵们,正步走》,暌违三十年的同学会,会是怎样的情景?如果这些同学是军校的大学生呢?一场同学会牵出了各自的奋斗史、感情史,也重新点燃了熊熊的军人之魂。当然,其中被忽略的退学生、事业不得意的原班长,以及看似成功实则各有“难念的经”的同学们,也如阴影影影绰绰地伴着他们的军旅生涯。真实而感人,积极而向上,是这篇小说的主基调。
桂春雷:我想谈一下文清丽的《女兵们,正步走》。我很喜欢这个小说。但小说中有一处错误,讲晓音有一张照片,她“双手抱头做俯卧撑”。“双手抱头”怎么做“俯卧撑”呢?疑为“仰卧起坐”。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被不小心忽略掉的错误。小说其实就是对这种错误的反思:当年对一位同学的处理,让本没有责任的史玲玲,因自己没能勇敢的给出作为爱人的支持,而产生负罪感,并因此用一生来“还债”;而当年事件的主理人,却始终避而不谈,即便最后被问到,即便多年来也会给同学家里寄钱,却仍坚持认为“处理他没有问题”。小说并没有给出孰是孰非的判断,似乎只有题目,“女兵们,正步走”,算是作者隐隐的表态:要坚持原则,你是一个兵,要正步前行。可是,是不是只要你坚持自己的原则,小错误犯了也就犯了,就无所谓了呢?不。这也是小说大费周章的书写群像,最后却落脚到事件上的原因,从中不难看出文清丽作为文学工作者的担当。
《钟山》的心灵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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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宋家宏:《钟山》作为整本刊物的评说,是第一次在我们“云大评刊”论坛出现。应我们的邀请,何同彬副主编发来了作品的电子版,本来还要发责编稿签,但因为他们正忙一个大型活动,忙不过来。
何微:戴冰的《杀心》(《钟山》2019年第4期)是一篇很典型的回忆性小说,“我”回溯了年少时期那段曾意图“谋杀”奶奶的过往。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抽丝剥茧般展现出少年心性中阴郁、暴戾的暗面,揭开属于孩子的隐秘复杂的内心世界。叙述主体在年少的“我”和中年之后的“我”两个身份中穿梭,“我”的成长轨迹浮现于读者眼前,人一生中不同时期的不同境况形成了对照。这样的对照很有意思,作者似乎提供了一条“认识自己”的路径——如何看待少年时代的自己,如何透过曾经的“我”理解如今的“我”和“我”的生活。
苏雨婷:短篇小说《杀心》开头取壁虎粘液毒杀奶奶,让我比较震惊。对我个人而言,奶奶是温暖的摇篮,永恒的故乡。这篇小说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首先,小说中下毒细节引人入境。其次,以孩童视角展现封建礼教毒瘤——“家庭会议”,对人的戕害。给孩子内心留下阴暗面,直至让他萌生“杀心”。小说题名《杀心》,一则表现孩子内心的阴暗面,二则展现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对人的残害。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唐诗奇:本期《钟山》作品的质量都挺高,其中有两篇作品令我印象比较深。《见信如唔》是阿舍的一个中篇小说,养老院,死亡,知青,爱情,这几个元素组合碰撞,以崔梦珠为视点,细致地刻画了养老院诸人的心理动向与精神状态,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因为时代而错失爱情,成为自己一辈子的遗憾,但崔梦珠对知青时期的情感依然是“真的怀念”,“那时候的年轻人都充满理想与热情”“心里有劲,有力量,他们为国家,为集体,为他人,唯独不为自己”,这种情感倾向令我颇为疑惑。戴冰的《杀心》是一篇出色的短篇小说。在新时期以来的写作中,解构亲情已不再新鲜,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极短的篇幅写出了“大房子”对人性的扭曲与压抑,这种氛围让一个小孩子对自己的奶奶起了“杀心”,这种“杀心”在我们看来显然是不构成威胁的恶作剧,但其实“杀心”杀并不是杀死了某个人,而是杀死了作者自己的心,正如结尾处所说,“苍老的黄昏倏然而至”。作者把那种人性隐微处的褶皱轻轻抚平,展现在我们面前,很见功力。
汤超敏(现当代文学2017级研究生):《西湖》2019年第9期韩银梅的《白头到老》和《钟山》2019年第4期阿舍的《见信如晤》不约而同都涉及到了一个国内外近些年都很关注的问题,即如何安置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这两篇小说对于老年人晚年的亲情和爱情归属,从不同角度分别进行了阐释。
韩银梅的《白头到老》主要讲的是女儿柳迪受到得了脑梗后身体虚弱的父亲委托,寻找昔日情人的联系方式,因此再一次引发了家庭纷争,并由此牵扯出往事,女儿作为当年事件发生时的见证人,终于在父亲病重后理解到了父亲真正的情感归属与父亲默默地付出,更在自己也身为一个母亲的立场上理解了母亲一直以来的委屈与痛苦,因此对父母都感到深深的愧疚。阿舍的《见信如晤》则是失去老伴后,时常感到恐慌的老人崔梦珠选择到养老院善终,在这里她结交了各式各样的老人,受到同房半疯老人的影响,她开始整理自己这一生的经历,其中包括一个多年围绕着她的未了心愿,三封情书引出了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故事,崔梦珠的爱情到最后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归属,而与孩子之间的距离也是她的情感难以得到安置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两篇小说里的老人其实代表着一个庞大的群体,在现代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老龄化愈发严重,仍深受传统影响的老人们,他们在临近人生最后一站的精神生活,如何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已经成为必须正视的现实。
丁雯:李学辉的《挂在山顶上的风》(《钟山》2019年第4期)以普通的支教题材呈现出我和小螺号的人生境遇。初入山林和商品社会隔绝的我,无父无母失去爷爷独自生存的小螺号,以一段特殊师生关系相依,在深山中营造出神秘的自然人际场所。榆树沟中蛮荒生长的自然力量挟风扑来,拂露孤独和热闹,自然和社会,原始和文明的鸿沟。辗转相传,鸿沟之上,我和小螺号之间建立新关系,无可奈何却万般融洽。过往与现实交叉,渴望和生活相触,守护与出走悖逆,表现出人的孤独困境和生活的莫名可状。作品叙事技巧纯熟,从容有致;语言俏皮活泼,明锐清新;情感恰到好处,沛而不盈。
苏雨婷:《风中的轮笛》《挂在山顶上的的风》题材相似——支教。但《挂在山顶上的的风》更胜一筹,语言有声有色。小说直击现实问题。如撤并学校,村子消失,还有部分留守儿童将何去何从?小螺号让人心疼,爷爷外出打工后,他把松树、石头、地洞三者化为爷爷,到处弥漫着爷爷的气息。他只身一人等待爷爷,等待有不确定性,爷爷也许明天回来,也许不再回来了,充满悲情色彩。最后,支教老师与小螺号两个孤独的灵魂,为不确定的明天,在山顶上孤独的哀嚎着。

《人民文学》及其他几家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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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宋家宏:其他刊物也还有好作品,也请大家说一说。
罗莎:《当代》2019年第4期发表了钟求是的《星子》。单看情节,《星子》是一个很好的探讨了人的生死这个命题的故事,作者把这个大的很难谈的故事放到了一个具体的,可读性很强的故事框架里,将自己的生死观非常自然地表露了出来。但问题也存在,作者太想快速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说清楚,结果造成了人物形象有些符号化,并且这种将“道理”摆上台面,生怕读者看不懂,于是解释得明明白白的写法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太少,也让读者沮丧,少了些通过自己顿悟而获得的快感。在生死这个命题上,作者的挖掘力度显然是不够的,与读者的对话也是不够的。《当代》同期发表了房伟的《小陶然》。作为一个搞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人,这一篇的情节,结构,节奏,语言都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很明显,作者太知道哪些地方的细节可以拓展、丰富,哪些地方又可加入个人经验相关的东西增加小说的个人特色了,这样事先的考虑影响了整体的流畅和浑融,有些地方就不像是荡开一笔,反而略显累赘。
韩艳娇:小说《马兰花开》(《长江文艺》2019年9月期)故事本身不错,关注到现代社会单身离异女性的生活困境。人物心理描写很细腻,但是讲故事的方式我不是很喜欢,每次出现“马兰花仙子”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有点不合适,现实主义题材突然间有了仙侠气。尤其故事结尾,信件的安排,这样的故事结局有点像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阅读感受,感觉水到渠成,但也差点什么。小说《四月的牙齿》给我印象深刻的首先是语言,作者有一些形容让人耳目一新又很贴切,“老卢常常会说出青蛙在鼓噪这样一类的句子,带着些田野的气息,又贴切,又有劲道。”“雨水穿透裤子,濡湿了他的皮肤,冰凉凉。他感觉到有几十张小嘴在吮吸他的小腿。”其次,小说环境变化描写和人物心理变化也结合得很好,作者还用很多“意象”来烘托作品氛围,“四月”“吱呀吱呀的楼梯”“乔其纱暗绿竖条纹旗袍”等,看完故事我想到的是电影《花样年华》,这个小说和这部电影一样,艺术审美的天分,毫厘不爽地体现。整个故事没有大喜大悲的情感爆发,呈现出一种神秘氛围下淡淡的哀愁。
田彤彤:陈再见的《马戏团即将到来》(《人民文学》2019年第7期)从旁观者的叙述视角、贴近生活的琐碎小事,整个故事的内容很容易让读者将其与新写实主义的代表《烦恼人生》联系起来,而与印家厚不同的是,何澍没有那么烦恼,生活固然琐碎平常,但他依然在其中能找准自己的定位,努力成为一位好父亲、一位好丈夫。马戏团即将到来的消息给予了小县城一丝不一样的状态,让大家享受的更多是等待马戏团的过程而非马戏团本身。而在小说的中后段,身处政府机关的何澍又让我们看到了《一地鸡毛》和《单位》中的小林,但和小林不同是何澍利用自己职务的为自己的女儿制造了一场“惊喜”,让我们看到了暖暖亲情的同时,也让读者将其与新写实小说中对于官场描写的原有思维定式中间隔开来。这与何澍心中仍存在的一种浪漫的气息相关,他心中的大象渴望出逃,逃出小县城的禁锢与束缚,逃向心之所向的远方。
《马腹村的事》责编安殿荣:(《民族文学》2019年7期)十二年前,我刚入行做编辑,责编了吕翼在《民族文学》刊发的第一篇小说《方向盘》(2007年第2期),那是一篇反映新农村建设的小说。十几年来,吕翼对乡村的关注和情感没变,今年刊在《民族文学》第7期的小说《马腹村的事》,仍是紧切时代脉搏、反映乡村变化的作品,但与当下大部分扶贫题材的小说不同,是另类的扶贫故事其一,小说着重体现了民族文化对人心的呼唤和凝聚作用。金沙江边的风俗是十分重视灵魂的归宿。认为“仙逝的人有三个灵魂。一魂归赴祖界,一魂留守葬地,一魂入灵筒。驻守在灵筒的,须供在老家的正堂屋,和家人在一起,不能带走。”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传统,乡村建设才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是心所向,情所系,是根系所在。这也是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基调。
其二, 路好修,房屋好建,唯有人心是最难赢得的。这篇小说对人物的一个独特设计是,扶贫对象并不真贫,不但不贫,还是一个有头脑有干劲的青年,装贫是出于试探之心,在与扶贫干部泽林的几次暗暗较量中,顺利地渡过了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危机,看到了扶贫干部是在真投入,是在办实事。在这篇小说中,扶贫扶的不仅是贫,更是信任,是人心。
其三,小说中的扶贫干部并不是万能的高高在上者,他们在生活中也有苦恼困厄,也会为住房头疼,也会为就业操心。而作品出现的一个更大的反转是,假贫困户尔坡向扶贫干部泽林伸出了援手。小说让我们见识到了奋斗中的乡村的力量,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又何尝不是城乡携手共同奋斗的历程!
刘妮妮(现当代文学2018级研究生):这部中篇小说在写作背景上响应了我国近几年来的扶贫政策,虽说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并不影响它作为一部小说具有的鉴赏意义。作品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主题,贴近现实又有深刻的反思:小说通过主人公泽林扶贫工作的完成来揭示人的生存价值,作品中的人物都缺少了一种归属感,“房子”就成为重要生存之地,泽林作为扶贫人员也有房子的烦恼,并且也一直为自己的儿子没工作发愁,妻子季老师因为房子是以前别人住过想换房却被骗,又因怕墙里藏钱开始修房;尔坡结婚没房去和朋友木惹借房却被木惹妻子拒绝最后出门打工,后来两次偷偷回来看家,尔坡的妻子因为尔坡没房出走。“家”似乎是每个人心中的一块栖息之地,但家的底线就是“房子”,就像小说里说有一个灵魂总是要安放在家中才觉得安心。所以“人为什么而活?”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作品也有不足之处,即部分语言的跳脱、部分情节的冗余以及人物形象塑造的缺失等。
刘敏:读了吕翼的几部作品,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作家。小说中围绕着“房子”一事,泽林与木惹都各有烦恼。作者试图展开一幅扶贫干部与基层群众之间生活纷争的人物群像,但全文下来,鲜明的人物寥寥。对于泽林这一扶贫干部形象的刻画过于乏味,从他作为丈夫与父亲的身份来看,还有很多可填补之处。作品中有着彝族生活特有的烟火气,在对底层同胞生活处境的怜悯与反思中不失轻松的调侃。作者应该很了解自己的写作对象,才能表达的如此自然酣畅。但是部分无节制的琐碎叙事使文本本身的意蕴指向变得模糊,比如最后尔坡与吉娜之间的故事,结构上给人以喧宾夺主的感觉。
主持人宋家宏:好的,今天的讨论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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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清丽/《女兵们,正步走》(《中国作家》2019年第8期)
戴  冰/《杀心》       (《钟山》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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