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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茹红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海洋史学、传统海洋图书变迁，出版专著《海洋图书变迁与海上丝绸之路》，发表论文多篇。
摘要：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后，史学界有关海洋问题的研究热情随之高涨。2019年“海洋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促使重新思考海洋历史文献的整理。这一工作不仅有现实意义，也是海洋史研究发展的必然。而无论出于现实借鉴还是学术研究的考虑，海洋历史文献整理不是当下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名目下的文献编辑所能等同或取代的。海洋历史文献的整理最重要的是要以海洋为本位，在新的思路下充分挖掘陆地史观掩盖下的海洋历史文献，充分利用现存研究成果并且克服其不足之处，方能推动海洋史的深入研究，并为“一带一路”中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和文化支撑。
关键词：  海洋历史文献   整理   海洋史研究
自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后，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效应，史学界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热情随之高涨。“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海洋史研究的一部分，并非一个简单的历史符号，也不是取代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新名词。“海上丝绸之路”本身作为历史研究对象有其特定历史内涵，诚如杨国桢先生所说：“‘海上丝绸之路’是以海洋中国、海洋东南亚、海洋印度、海洋伊斯兰等海洋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互通、互补、和谐、共赢的海洋经济文化交流体系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海上丝绸之路’是早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的海洋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以海洋亚洲各地的海港为节点，自由航海贸易为支柱，经济与文化交往为主流，包容了各地形态各异的海洋文化，形成和平、和谐的海洋秩序。”由是，“海上丝绸之路”应该是有时间段与具体内容的限制，“海上丝绸之路”不能与“中国海洋历史文化”划等号，也不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相混淆。如何在“一带一路”视野下进行海洋历史文献整理，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笔者尝试对此提出拙见，敬请方家指正。
一、海洋历史文献整理的必要性
海洋历史文献是与海洋相关的自然、社会、人文诸方面的历史文本，如海洋生产生活记事、重大历史事件记录、海路外交通商实录、海洋科技文献、海洋商业文书、海洋宗教信仰、海洋文学艺术等。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基本沿袭陆主海从、重农轻商的传统思维，习惯于站在陆地上看海洋，以陆地的思维习惯观察海洋文明，海洋历史不能得到客观的描述与评价。由此，以海洋为本位，挖掘、整理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历史文献的必要性便凸显出来。
海洋历史文献需要整理，首先是与文本形成的历史过程有关。“传统文史文本中，虽有海洋、环境、生态的事项，却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而且都是从陆地的视野观察记录下来的，海洋活动群体本身缺乏记录，有之也大多散佚，或遗存民间和海外”。“海洋活动群体的集体记忆很少用文本形式保存下来，针路簿、航海日志、海图、契约、账册、书信之类遗留至今已属凤毛麟角，仅是大海的浪花，历史的碎片。而被主流社会精英文化接纳的海洋信息，基本上是官员和沿海士大夫的记录，用农业文明的权力话语叙述，不乏偏见和误解，需要甄别筛选，才能过滤出真实的内涵。”基于海洋历史文献本身的零散性，系统地整理、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其次，海洋历史文献的整理，是海洋史这一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海洋史是以“以海洋为本位、以海洋活动群体为历史主角，探讨人海互动关系”的专门学科，这就是说，与以往的中外关系史、海外交通史、边疆史、海防史研究相比，海洋史有其全新的视野，历史上的相关海洋历史文献是海洋史研究的资料依据，需要改变大陆意识主导下海洋历史文献未被重视、未被正确的认知与评价甚至被误解的局面。由是，在文献整理上，需要重新挖掘、整理、诠释。
再次，在新形势下，从“海洋本位”出发整理海洋历史文献也具有现实意义。随着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以及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需要，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促成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是具体而迫切的任务，需要历史文献提供历史的借鉴和文化的支持。为此，如何更好地整理海洋历史文献，满足研究者与国家、社会的需要也就十分迫切。
二、海洋历史文献整理现状
前述提及传统视野下不同学科的研究，如中外关系史、海疆史、海防史等。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相继出版了与之相关的中外交通、海疆、海岛、航海、海神信仰等不同名目的文献丛刊，彼此之间相互借鉴，但多从涉海角度出发，情况大体如下：
（一） 海疆文献整理
海疆文献整理以蝙池书院2006年出版《中国海疆旧方志》近60种共311册和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后相继出版《海疆文献初编》为代表。前书辑录清至民国年间编撰的海疆旧方志，内容涉及中国海疆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海疆的行政管辖；海疆政区的沿革；海疆的经济发展；海疆的军事防务等；《海疆文献初编》则以钩稽、整理与沿海形势和海防相关的图书，包括中国近海总体形势、岛屿及重要沿海港口地区、古代先民海上交通、航海针路及海道经验、明代抗倭战事、清代海防及水师、海军建设、琉球与中国关系、东南亚与中国关系等专题。提及海疆概念，学界众说纷纭，但基本围绕陆海分界线进行阐释，延续了传统思维导向，《中国海疆旧方志》定义海疆范畴为环中国海的沿海方志整理；《海疆文献初编》界定海疆范畴为“由沿海地区（包括岛礁）及近海经济区构成”，也并未脱离传统视野。
另一方面，有观点认为海岛是海疆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日根提出中国的海疆区域不只是中国领有和管辖的海域，还包括大陆海岸带、岛屿等陆地领土，故此，海岛文献的整理也进入学界的视野。蝙池书院2013年辑录历代方志、地理文献、各朝各代官方文书、册封使记录及从客诗文中相关资料，整理出版《中国古代海岛文献地图史料汇编》共70册即为典型。该套丛书分综合、海运、抗倭、海盗、相关国家等篇章，收录有古代海图，上至渤海、黄海，下至南海，包括了广义的涉及海洋的古代地图和以航海为目的绘制的航海专图以及用于海防的地图；另收集了一些重要的史料文献，如胡宗宪《筹海图编》、《山海舆地图说》等。
李国强《中国海疆史话语体系构建的思考》一文提出：“研究海疆史，首先要摒弃以陆疆为主导、以陆疆标准来衡量海疆的认识误区，而应以海洋为主体，从海疆自身的特点出发来加以考察。”可见，需要重新诠释海疆文献的整理范畴。
（二）航海文献整理
海洋出版社从2007年开始出版由交通部立项、大连海事大学承担、孙光圻主编的《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目前已出版四卷，分别为正史卷（含索引，下同）4册（2007年）、别史卷5册（2009年）、杂史卷7册（2012年）、学术卷4册（2016年），分别辑录远古至新中国成立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史籍、类书、方志、档案、考古成果和中外学术成果等基础文献中与中国航海史有关的图文资料。观此套丛书，辑录的航海文献包含甚广，其定义的航海活动包括江河湖海、漕运、海防等方面，凡是历代与其定义的航海活动相关的事件、人物、地区、工具、机构、职务和政策等均是其编辑内容。严格意义上言，江河湖海泛指水路，并非真正的海路交通，漕运既有内陆水运系统，也包括元朝盛极一时的海运漕粮路线；而海防从传统思维看，是以岸防为主，停留于涉海角度。故此，须注意甄别《中国航海基础文献汇编》所辑文献性质及内涵。
（三）海神文献整理
大海茫茫，机遇与风险并存。航行途中，风云变幻无常，船毁人亡时有发生，每遇危险，船上人员更多寄托于神灵的护佑，海神信仰应运而生。中国复杂的神灵体系中，妈祖是海神之首，海神文献以妈祖相关文献为典型，学界已有丰富的整理成果。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主编《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档案出版社2003年出版，辑录清康熙二十三年至光绪三十三年共二百余年中有关妈祖的档案史料146件，所选档案包括内阁全宗的题本、史书、起居注，宫中全宗的朱批奏折，军机处全宗的录副奏折、上谕档，内务府全宗的活计档等；同时选取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五件，文末另有《清代妈祖相关文献资料选录》。
  除此之外，蒋维炎等辑纂《妈祖文献史料汇编》十卷16册（档案出版社2007、2009年相继出版），分三辑辑录1400多篇相关妈祖文献史料，有档案卷（编录南宋至清末有关妈祖信仰的朝廷档案史料，其文种包括诏诰、敕谕、御题、奏疏、题本、咨文、起居注、御祭文及宫中造办处的活计档等）、著录卷（汇编以妈祖信仰为题材，历史上曾独立成书的各种著录版本10种，如《天妃娘妈传》、《天妃显圣录》、《敕封天后志》等）、史摘卷（汇编夹存于正史、野史、类书、地理总志、历朝实录等典籍中涉及妈祖史迹而又不独立成篇的章节或段落共148种，并以出处为题）等。为方便史料理解和利用，每篇史料另附“校记”，包括考证史料成文年代及相关的历史背景、不同版本的异文、同一史事与多种史料之间的关联、碑刻或孤本所藏单位、史料的点评、史料原文的失误或矛盾之处、作者生平简介等。可谓鸿篇巨著。
相较而言，鹭江出版社2014年出版《妈祖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20册），以相关传记、经籖、楹联等资料为辑录重点。1-3册辑录《天妃娘妈传》、《奉天命三保下西洋》、《天后显圣录》、《敕封天后志》等传记类书籍16种；4-9册收入籖谱、籖诗近60种；第10册辑录各地妈祖庙史料11种，其中有海外史料如《新加坡福建会馆章程》、《天上圣母与华侨南进》；11-15册辑录部分明清使琉球录书籍12种，程顺则《指南广义》亦见于第11册；16-20册收入有楹联、水路簿、族谱等史料。
当然，除大型丛书整理成果外，按照古籍整理规范进行的海洋历史文献的点校、出版，也取得一定进展。进入21世纪，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重印上世纪整理出版的海洋历史文献，如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夏鼐校注《真腊风土志》、汪向荣、严大中校注《日本考》、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等。另2000年出版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2008年出版章巽校注《法显传》、2015年出版陈正统主编和组织点校的《张燮集》等。又如中西书局2013年出版陈佳荣、朱鉴秋《渡海方程辑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出版万明《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廖渊泉、张吉昌整理点校的《正气堂全集》等亦丰富了海洋文献的校注成果。
综上所述，中国海洋历史（包括海上丝绸之路）的精要历史文献，已经影印出版，大大方便学者的研究利用。但是，已经出现重复出版，浪费学术资源和科研基金的现象。如《诸蕃志》、《岛夷志略》、《台湾郑氏始末》、《海国闻见录》、《海上见闻录》（定本）、《粤海关志》、《琉球国志略》、《夷艘入寇记》、《瀛寰志略》等同时见于《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和《中国古代海岛文献地图史料汇编》两部丛书中。与针经路簿、海运相关的书籍如《海道经》（金声玉振集本）、《海运编》、《海运新考》、《海运续案》、《大元海运记》等则同时收录于《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中国古代海岛文献地图史料汇编》和《海疆文献初编》三部丛书中。而《妈祖文献史料汇编》和《妈祖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重复辑录《天妃娘妈传》、《天妃显圣录》、《天后显圣录》；涉及妈祖相关的史籍如诸本明清使琉球录，既见于《妈祖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及《中国古代海岛文献地图史料汇编》同样部分择录。各类丛书不同角度的文献交叉、重复辑录，其择取的版本、书目多是普遍容易找到的，如《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等；且辑录的书籍多以影印为主。为此，新形势下如何借鉴学界的研究成果、 科学地整理海洋历史文献，是海洋史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海洋历史文献整理的展望
海洋历史文献的整理，最重要是要有新的思路。如杨国桢先生所说：“要研究海洋史，须更新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重新搜集和审视现存历史文献中的海洋信息，予以准确的解读。”在整理、研究海洋历史文献时，首先不可避免的是文本的类别。前述提及，所谓海洋历史文献是以海洋为本位，以海洋意识撰写、记载、论述的文献类别，是与海洋相关的自然、社会、人文诸方面的历史文本。纵观中国海洋文明的发展历史，不同时代的文献编写各有其特征，早期即东夷百越时代，对“海”认知的局限决定了文献的书写带有意象化特色，内容大多反映陆地文人视野中的海洋印象，但又从另一侧面刻画了濒海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进入传统海洋时代，海路逐渐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文献编写类型开始多样化，有记录自身航海经历的著作，有以海洋经济为描述对象的书籍，反映了传统中国主导下的区域海洋网络的大致面貌。随着海国竞逐时代的到来，传统中国面临的海洋局势更为复杂， 海洋政策不断调整，决定了海洋历史文献编写的复杂，以渔业资源为对象的书籍撰写相较于传统时代描绘更加仔细、分类更科学；当面向海洋发展遭遇瓶颈时，民间海洋活动群体的调适促成针经路簿的出现，这些文献是民间海洋活动群体生存空间的关键证据。应该说，不同的文本类别是中国海洋文明变迁史的见证。但是，充斥其中的大陆视角的文献编写需要认真辨识，如现存遗世的海防文献，“岸防”理念是这类文献的特性，这一理念折射出传统意识中忽略海洋的特性。由是，明确文本的类别及所隐含的特征是整理海洋历史文献的关键思路。
其次，新形势下海洋文献的整理必须避免重复辑录，如何剔除重复部分、挖掘新的史料是新形势下海洋文献整理必须着手处理的又一思路。宋元以来，随着航海技术、造船技术的提高，海洋逐渐成为各国联系的重要通道，中外商人、僧侣、游历人员是这一通道的组成部分，他们视野下的点滴记录是挖掘中华海洋文明变迁的关键证据。为此，发掘流失海外的海洋文献、重视域外文献的整理是其一，这需要跨学科、多语种的配合。周宁、鲁西奇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精要外文文献汇刊》第一辑（2017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中外交通史著作的英法文译著13种，是为迈出的重要一步。其二，长期以来的陆地思维干扰了海洋文献的保存与传播，散见于不同典籍中的海洋文献亟需学界的整理，如民国《霞浦县志》卷十八“实业志·蜘业”所记明嘉靖辛卯举人特授杜昌县知县郑鸿图撰写的《砺脯考》，目前仅见目录，未见内容，此类书籍是见证明清海洋发展的重要证据，是挖掘海洋历史文献必须关注的方向。
尤为重要的是，整理海洋文献，必须明确文献的整理并非简单的影印。早于清代、民国时期，作为稀见古籍的海洋文献已收录于《四库丛书》等系列丛刊中，受长期以来传统文史话语体系的影响，海洋文献地位并不突出，陆地史观的支配影响了一大批珍贵古籍的流传。为此，影印是保存这批重要珍贵古籍的必要手段，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的罕见史籍、文稿钞本、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被搜集、整理、出版和数字化……在‘数字人文’时代背景下，史料的获取变得有点‘唾手可得’”已成趋势，影响了海洋文献整理思路的突破。为此，在业已较为完善的文献影印基础上，如何保存海洋历史文献，是整理过程中的重中之重。上述不同角度的文献整理，版本不一，如何甄别是关键；书籍在传抄或雕刻过程中难免会出错，所记载的内容又易受方言、字词理解等因素干扰、被误读，为此，在注解、考证、辨伪、辑佚等方面下功夫是学界整理文献的重要思路。在历史长河中，遗留下来的海洋文献有很多缺乏学界的点校、整理，需要校书者具备良好的古文功底、版本考证、材料解读等能力，需要学者能够静下心研究，如前述提及万明《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以明钞本天一阁《三宝征夷集》本为底本，与朱当?编《国朝典故》本、佚名辑《说集》本、祁承?淡生堂钞本等四种明钞本对勘、标点、分段和注释，附录记用于校勘的三种明钞本和新发现的第五种明钞本梅纯辑《艺海汇函》的序文等七种资料。陈佳荣、朱鉴秋先生合编《渡海方程辑注》借用已佚《渡海方程》一书书名，总结历代针经路簿，并试图通过其他书籍引用的材料，重新搜辑、整理，力图恢复原书面貌。可以说，在“数字人文”时代背景下，不论是单行本的校释抑或是文献的辑佚等，借助计算机网络等高科技手段将是日后整理海洋文献必须重视的方法。
结语
海洋史学的内涵在于“克服陆地化的研究思维，从涉海历史向海洋整体史研究转型，视海洋为生存空间，以海洋视野下一切与海洋相关的自然、社会、人文领域为研究对象”。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有学者试图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取代海洋史研究，应该说，“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条贸易通道，只是海洋史发展进程的一个环节而已；其次，海洋历史文献的整理是海洋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近些年学界不同角度的整理容易让人混淆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历史文献的范畴，海洋历史文献强调海洋视野下的文献撰写、记载和论述，其特性是以海洋为本位。由是，如何整理“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海洋历史文献是时代所需；明确海洋历史文献的含义，避免重复整理；跨学科、多语种协助有助于弄清海洋历史文献的面貌；尤为重要的是，校注、辨析是海洋历史文献整理的重中之重，需要学界的不断积累、沉淀，方能为文献的保存尽力。
总而言之，海洋历史文献是了解中华海洋文明发展变迁的文本依据，是重现海洋记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改变一直以来大陆意识主导下海洋文献未被重视、未被正确认知与评价甚至被误解局面的重要佐证，以海洋历史文献整理为线索介入中华海洋文明的研究，是实现跨学科交流、进行科际整合的有效手段。
【注】文章原载于《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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