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诡异之处往往在于,一个老百姓身体发生变化的细节,也可能成为历史转折的出发点。比如说一把手术刀插入某个人身体的时候,这个人的生活就由此举动被彻底改变,许多个体的身体变化积累起来,就成为整体中国历史演变的缩影。
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传教事业因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宗教的缘故,一度受阻。儒家文化是拒斥宗教的,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世俗态度,面对传教士所传的与生死相关的教义,是很难接受的。而民间宗教功利性与家族性倾向,让他们突然接受一个陌生的上帝和耶稣死而复活,也是极其困难的。
单纯的传播基督教,显然开局就困难重重。因此,解决民众身体的疾苦,就成为获得民众认可基督教的重要方式之一。
医疗,是打开传教事业的钥匙。不论是士绅阶层,还是贫苦百姓,他们对基督教的认可大多是从医疗开始。
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李文斯顿在澳门开设了一间眼科诊所,是基督徒在华行医施药的开始,图为马礼逊画像
1835年,来华的医疗传教士伯驾在广州设立眼科诊所,即广州博济医院前身,这是中国大陆的第一所教会医院。
伯驾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即便完全免费,开业的第一天还是无人问津。第二天,一位患青光眼的妇女冒险试探着来就诊。有些妇女担心别人知道自己曾和陌生男人说过话,要医生保守秘密。到了第三天,有6人来看病。从此来诊所的人日益增加,从底层百姓到达官贵人,络绎不绝。
“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灯笼,在凌晨两、三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以便及时到达。如果当天收住病人的数目有限,他们将在前一天晚上到来,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张挂号票。”
他们因对伯驾医疗的信任,而对基督教产生好感。伯驾开办医疗诊所的效果,也影响着其他传教士,欧美差会纷纷派遣医疗传教士来华。
鸦片战争之后,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真正的开放了口岸,开始通商,传教的内容也都写入不平等条约。
最初只能在《南京条约》中约定的五个城市传教,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就变成沿海的口岸,甚至到内地都可以自由传教,建教堂,开办医馆。据统计,这类诊所、医馆到1850年,中国至少有10处,到1889年有61所,这是传教士在华开办医疗事业的大背景。
有人讲,基督教是靠着帝国主义的炮舰进入大清,但这些来华的传教士其实不属于他们国家的政府。因为教会在西方是NGO组织,不是政府拨款的组织,那些来华传教士不拿国家的工资,不是为他的国家工作,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上帝工作。所以,大量传教士都自发向他所在的教会报名前往中国。
华西医院起源于1892年英美加等国教会在成都开办的仁济、存仁医院??。图为仁济医院
教会医院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体现在重视对弱势群体的医疗,包括妇女、麻风病患者和精神病患者。传统中国,男尊女卑,妇女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缠足,健康问题更加严重。来华传教医师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伯驾曾为他的医院有许多女性患者而感到极大鼓舞,在医院开办的头三个月中她们有270人,占来诊人数的三分之一。以后,随着女传教医生的到来,为妇女和儿童专门开设的医院开始出现,很多医院都有妇产科。
186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Douw.D.M来到北京,她耳闻目睹了老式接产婆的种种愚昧和不讲卫生,尤其是迷信使妇女儿童受害最重。
1910年代的道济医院,儿童病房
她曾见一个产妇因为难产,接生婆在孩子露出来的脚上穿上一只鞋,认为这样孩子就可以自己走出来,结果母子二人都失去了生命。当这位女传教士看到这种场景之后,回到家里大哭。有感于此,Douw.D.M返回美国,向长老会募集财物,准备了整整8年时间,于1885年再到北京,建立女子医院,这就是以后的道济医院,即今天的北京市第六医院。医院建立后,她积极推广新法接生、预防接种,同时培养医务护理人员。
也是在1885年,美国基督教妇女传道服务团,在上海西门外创办妇孺医院,即今天的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190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广仁医院,专门收治女病人。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前身为妇孺医院
1900年以后的头20年,教会医学事业的发展如日中天,其重要特征是教会大学蓬勃兴起,教会医学校在各地出现。
如北京协和医学堂、汉口协和医学校、济南共和医学校、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福州协和医校、沈阳教会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系、湘雅医学校。除上述重要医学校外,尚有山西川至医学校、北京中法大学医学院、女基督徒医学院(上海)等数所。
据1913年的统计,教会医学校学生500人。1915年,在华教会学校23所,各类护士学校、药学校、助产学校36所。
教会医院的增长虽不及医学教育显著,但是,1900年后的头10年,一些原著名的教会医院业已全部重建,原有的医院几乎均建在现代化的建筑里。
教会学校老师与孩子们
据1905年的统计,教会医院业已遍及全国20多个省区达166所,诊所241个,教会医生301(男207女94)。到1915年,医生数量达383人(男277女106)。
湘雅医院建于1906年。在医学界,素有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
1936年《中华年鉴》称,全国20多个省区有教会医院426所。30年代,大约35%的中国菁英分子受的是教会教育,90%的护士是基督徒,70%的医院是教会办的。无论上海,还是全国各地,最好的三甲医院前身大都是教会医院。
1917年,美国首富洛克菲勒捐资创办协和医学院,是在华教会医院的一个集大成者
从这段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传教士来华,无论是建学校还是办医院,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传教,这一点是不可回避的。办学校医院,只是迂回战略,用这个方法能让中国民众更容易信基督教。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大多数对于中国充满善意,乐于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明之路。不论是说“我若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的戴德生,还是领导广学会的李提摩太,为了使中国走向健康文明的现代化之路,他们都曾殚精竭虑。在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无疑是他们面对教案时的态度。
1900年,慈禧打算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各地发生了或大或小的教案。其中,山西教案影响较大,当时山西巡抚毓贤严格执行慈禧指令,在境内肆意屠杀传教士及教民,酿成惊天血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之后,急于媾和的慈禧把毓贤作为替罪羊抛了出去,毓贤最终死于流放途中。
此事过去十一年后,辛亥革命发生,誓要驱除鞑虏的革命志士在山西杀戮满人,作为满人的毓贤女儿在退无可退之时,逃到山西教会寻求避难。教会都清楚她就是那个屠杀传教士的毓贤的女儿,但依然接受了她。(本文参考羊城晚报、凤凰网、澎湃新闻等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