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但是我们可以尽力去遇见生命
即使跌落尘埃也要勇敢地起舞
也许有一天起风了自由就是你最佳的灵魂
  潘玉良  在中国的民国时期，出国接受美术高等教育的画家其实并不多，而女画家尤其罕见。她们在人数上并没有超过二十人，杰出者，似乎只有我们熟知或不那么熟知的“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她们是潘玉良、方君璧、关紫兰、蔡威廉、丘堤与孙多慈。但在这六个人中，潘玉良无疑是一个异数。

因为其她的五位大多，出自名门望族、富贵之家的，窈窕淑女，或书香门第、一身书卷气的个性女子。

△潘玉良自画像
唯潘玉良出生最贫寒，经历最波折屈辱，容貌也最不好看。但时至今日，
她却是这些女画家里，有着最大名望的一位女子。

这个名望是她低到尘埃里的不幸身世与至死都跌宕的人生所导致，更因是她盖世的艺术才华，越来越得到世界的公认与臣服之故。

潘玉良是我国旅法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女画家，她曾两次远渡重洋，在巴黎从事艺术活动达50多个春秋。

 
她的油画作品融合中西，色彩线条互相依存，用笔俊逸洒脱，气韵生动，赋色浓艳，雍容华贵，别有趣味。

 
她一生之中留下2000多件艺术作品，也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

 
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她与潘赞化的爱情故事了。可以说，没有潘赞化，也就没有画家潘玉良。但是，这却绝不是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

 
曾有人问陈寅恪的爱情观，先生这样答：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次之：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

再次之者：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

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

照此说法，潘玉良与潘赞化，其实只能算是第四等爱情。

但就是为这份第四等爱情，潘玉良却用一生来书写，写得力透纸背、大气磅礴，胜却人间无数。

1895年，潘玉良生于江苏扬州。原名杨秀清，一出生父亲就病故了。8岁时母亲又撒手人寰，孤苦无依，只好投奔舅舅，改名张玉良。

△《画魂》片段截图
13岁时，嗜赌成性的舅舅把她骗到芜湖，卖给了妓院当烧火丫头，四年之内，因拒绝接客，逃跑十多次，毁容上吊好几回，怎一个悲字了得。

如果没有遇到潘赞化，恐怕她永远都只能卑微地活下去了。庆幸的是她和小凤仙一样，都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小凤仙有蔡锷将军，而她则有潘赞化。

△潘赞化
潘赞化，1885年出生天津，安徽桐城人。他早年参加过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和徐锡麟组织的安庆起义。
后来流学日本，辛亥革命胜利后，潘赞化回到国内被任命为芜湖盐督。在当地富商安排的宴席上，张玉良遇见了潘赞化。

△《画魂》片段截图
在电影《画魂》里，他们是这样相遇的。

玉良轻拨琵琶，唱道：“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去……”

潘赞化被曲中的倔强不屈的意味打动了，问道：“这是谁的词？”玉良答：
“一个和我同样命运的人。”

一问一答间，两个身份天差地别的男女有了爱意。作为一位新派人物，潘赞化懂得尊重女性，为玉良赎身，一年后正式娶她为妾，还请了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做证婚人。

△《画魂》片段截图
是的，天意弄人，两人的相遇终究晚了一些，潘赞化已经娶妻生子，玉良只得为妾。

逃离苦海的张玉良为了感激潘赞化的知遇之恩，将自己改姓“潘”。

自此，世上少了一个烟花女子，多了一个女画家。婚后，潘赞化发现玉良与一般的姬妾不一样。她喜欢读书写字，求知欲强。

　　
尤其对色彩敏感，就特意请了自己的好友洪野教玉良读书画画。还鼓励她报考刘海粟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画魂》片段截图
1918年，潘玉良以素描第一名、色彩高分的成绩考入上海美专，然而，榜单上却没有她的名字。

原来，有人以她的出身不好为由，拒绝她入校。一名女同学甚至要求退学，“誓不与妓女同校”。

校长刘海粟听说后，顶住社会压力，提笔在榜上添上了她的名字。

△《画魂》片段截图
就这样，潘玉良成为上海美专的第一个女学生，潘玉良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

进入学校后，勤奋刻苦，成绩优异，经常受到教师和校长刘海粟的激励。民国初年，擅长画画的女性很多，林徽因、陆小曼甚至宋美龄等都有画作传世。

但是她们往往都是画一些清雅的花鸟、山水等，画画只是她们怡情养性的手段。

但是潘玉良不一样，画画是她内心宣泄的手段，是她存在的证明。她曾说过：“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没有模特，她就跑去浴室画，自己脱光了对着镜子画。

潘玉良对色彩非常敏感，油画是她的首选。不论人像画还是裸体画，她对人物的描写都直指人性。

然而，在那个年代，政府及世人是无法容许人们画人体的。

△《画魂》片段截图一时间，流言蜚语，漫天飞舞。只有潘赞化不为世俗偏见所动，全力支持潘玉良。

最终，潘玉良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兴起，校长刘海粟就建议潘玉良去欧洲留学。
潘玉良从此远渡重洋，留法深造。以优异的成绩考进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与徐悲鸿师出同门。
    

后来又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师从达仰·西蒙。
 

1925年参加意大利美术展览，获得奖章和5000里拉的奖金，打破了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得该奖的纪录。
 

1929年，潘玉良学成归国，与潘赞化再次相守。并受刘海粟之邀，出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主任。

△《画魂》片段截图
之后亦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聘为教授，后来还举办了  “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展品两百多件，震动了中国画坛。

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一本《潘玉良画册》。其中，《壮士头像》被当时的外交部部长以1000银元收购，轰动一时。

但就在展览其间的一天，她突然接到潘赞化的电话，大夫人来了。

   
她回家里，听到大夫人说：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主小卑，千古常理，不要以为当了教授就可以同我平起平坐……”

玉良思前想后，又不由同情起赞化来，“倒是难了他呢！”于是她心软了，屈服了。

她急步走进屋里，对着大夫人双膝跪了下来……1931年以后，日本无耻侵略中国，抗战在即，潘玉良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于当时美术界的义展义卖活动。

结果，来自社会的无数谩骂与诽谤不绝于耳。一些无耻之徒攻击她，“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

△《白菊花》
潘玉良却不为所动，她以加倍的努力投身于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 她创作的油画《白菊花》，寄托了自己对艺术，对爱情的无限忠诚。

但是也正是在此期间，潘玉良也遇到了足已改变她艺术生涯的重大转折。

那是在1932年，玉良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时，游欧回国的刘海粟亲临画展。校长在那张《浮山古刹》前停住了。

他指着画对身旁围观的人说：“你们看，好一座别致有趣的古刹，可谓是淋漓逼真，惟妙惟肖。它说明了作者西画功底坚实，也表现了技巧的纯熟，意境不错。”

在场观者无不赞同，可老校长话锋一转：“可是，我不喜欢也不主张这种素描，我主张借鉴西方的艺术，用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绘画艺术……”

玉良受到了震动，她认真思量，自己作品缺乏个性，之后，为了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艺术营养，她走遍黄山、庐山、浮山、扬子江等地……

在峰巅、峡谷、画室、课堂、河畔、林荫奋战。两年后她展出了别开生而的新作，受到了人们的赞誉。

但是与此同时，她也暗下了决心，她要再回到欧洲，真正地完成老校长对她的期望。

1937年，潘玉良终于等到了机会，为参加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以及举办自己的画展，她再次赴欧。可没想到的是，这一分别，竟是生离死别。

△《画魂》片段截图
潘赞化和潘玉良从此情分两地，再也没有了相见的机会。起初，两人还书信往来。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战火烧遍了大半个中国，在颠沛流离中，潘赞化和潘玉良就失去了联系。

直到1950年，他们才再次恢了通迅。那一年，潘玉良去瑞士、意大利、希腊、比利时4国巡回画展，历时9个多月，获得了一枚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的艺术圣诞奖章。当她胜利回到巴黎时，才在《晚邮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

“中共重用艺术家，徐悲鸿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刘海粟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们的个人画展，由官方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盛况空前。”

玉良的眼睛湿润了，是激动？还是乡情？晚上回到住处，潘玉良才又见到了赞化从中寄来的信，他介绍了祖国解放后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希望她早日回国！此时此刻，她说不出有多激动，有多高兴，她顾不上疲劳，立即给赞化写了回信。

玉良向往着飞回祖国，但她为她画展准备的作品，不得不花费她更大的精力，她全力投入创作。生活在演变中，赞化的书信慢慢少了，有时只有三言两语的客套话，后来竟长时间没了音信。

发生了不幸？他有难言之隐？不测风云？她联想到近来法国报纸上常常刊载中国目前国内政策紧张的现状，心里一阵悸动！
她既害怕有担心。她即给赞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提了不少问题，信寄出去后，她翘首望着亲人的回信。

1958年8月，“中国画家潘玉良夫人美术作品展览会”在巴黎多尔赛画廊开幕。展出了她多年来珍藏的作品，展览未闭幕，展品除自藏未标价外，均订购一空。

巴黎市政府购藏十六件，国家教育部，市立东方美术馆都有收藏。她的汗水没有白流，她的辛苦没有白费，她的心血没有白费，她成功了！
 

美展宴会归来，画桌上摆着赞化的一封来信，她的手颤抖着拆读起来。
 

当她读到“刘海粟是右派，右派即是敌人，你我均应与其划清敌我界限”时，玉良的心碎了。顿时两手透底冰凉，她的头显得膨胀，她万万没想到，赞化会讲她最尊重的校长是敌人！

她又继续读下去：“来信预告美展有成功之望，将实现你之积45年之理想，当祝当贺！

你要回国，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当然是人生快事。不过虑及目前气温转冷，节令入冬不宜作长途旅行。况你乃年近六旬的老媪，怎经得长途颠簸和受寒冷，还是待来春成行为好……”
读到这里。她什么都明白了，她领悟了赞化措词的用心，当下不宜回国，这是赞化信中的核心，也是他急切要表达而又不便表达的内涵，

一柄利剑，砍在她的心口上，她全身感到一阵痛苦的颤憟，她无力地倒在沙发上。1959年，巴黎大学把它设置的多尔利奖给了张玉良，这在巴黎大学的奖励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
巴黎市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型佩章授给了她。

1964年，法国与我国互相承认，建立了外交关系。一天，一位叫王萍的女士专程来到玉良的住处，她代表大使馆来看望张玉良。

直到这时，潘金玉良才知道赞化于1959年7月离开人世。一场平地而起的风暴，把玉良的归乡梦再次打碎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次王萍又来玉良住所，她捎来了周总理传来的信息：

“祖国理解你的心情，也诚挚地欢迎你回去，什么时候回国？总理有考虑，由我们安排。”
一晃又是10年，中国结束了动乱，王萍又专程到医院看望病床上的玉良，并向她报告了喜讯。错划的右派得以平反改正，她的老校长刘海粟回到南京艺术学院任院长。

玉良颤抖抖地从胸前口袋里掏出怀表，又从脖子上取下嵌有她同赞化合影的项链，放到守护在她身旁的王守义的身上，用尽最大的气力说：

“兄弟，多少年来，有劳你照应，现在我不行了，我……还有一件事相托，这两祥东西，请你带回祖国，转交给赞化的儿孙们……还有那张自画像，也带回去，就算我回到了祖国……拜托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了，她的眼睛在嘴唇无声地蠕动中闭上了。就像束灿烂的流星速然消失在巴黎的夜空。  

1977年，她长眠于法国，墓碑上刻着“世界艺术家潘玉良”。至死她都未再踏回祖国的土地，未再回到潘赞化身边。

身为女人她是悲惨的，生逢乱世，饱尝生离死别之痛，成就斐然却依旧不被世人接受。
但作为女画家她是幸运的，她的颠沛流离，她的漂泊不定，她的眼所观心所感，都成了她画笔，无可替代的艺术言语。
在她不平凡的一生之中，她留给世人2000多件艺术作品。在美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国举办过个人画展。

还曾荣获法国金像奖、比利时金质奖章和银盾奖，意大利罗马国际艺术金盾奖等20多个奖项。法国最大的博物馆卢浮宫收藏了她的油画作品，从此她成为中国第一个进入卢浮宫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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