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在2019年5月上映，得到业内专家和广大观众的好评，影片根据冼星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阿拉木图的经历改编，赞颂人民音乐家在异国他乡遭受苦难却仍心系祖国的伟大精神。这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首部合拍片。也成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影片，本刊特意专访了电影《音乐家》的发起人和出品人、闪亮影业董事长沈健先生，为我们讲述影片的拍摄初衷、历程和幕后故事。
采访整理/庞盛骁

电影 
音乐家
出品人 
沈健
“问：《音乐家》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第一部合拍片，这个项目是怎样源起的？
”
沈：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快速发展，一些国家很希望跟中国合作，不满足于互办影展这样的交流，希望有深度的合作和经验交流。然而，在国内电影市场稳定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的电影公司觉得赴域外合拍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会有很多困难和障碍。这是导致中国电影合拍不够多元化的重要原因，因此无法满足外国电影界的合拍诉求。从2000年开始至今，我们为电影频道创办并制作《世界电影之旅》栏目，这么多年来在世界各国电影界交了很多朋友，有一定的条件和基础，因此希望在国际合拍方面有所作为。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需要各个方面的支持。促进“民心相通”，电影作为大众媒介应该大有作为。20年来，我们基本跑遍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周恩来总理当年曾提出：“电影是铁盒大使。”电影具有沟通国与国民众情感的重要功能,所以电影是促进民心相通的一个重要并且是最好的方式。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时发表了“一带一路”首场演讲。习主席在演讲中讲述了冼星海在阿拉木图的故事。这段故事确实鲜为人知，我们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影集团（以下简称哈影集团）取得联系并亲赴哈萨克斯坦进行调研。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深受感动，决定将这段故事改编成电影。
“问：您与贵公司为这个项目做了怎样的前期准备？
”

沈：影片当事人在世的已寥寥无几。在哈萨克斯坦唯一健在并见过冼星海的只有片中的小女孩卡丽娅了，她现在已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家。当年，年仅六岁的她与冼星海一起生活过。我们见她时，她一提到冼星海就禁不住潸然泪下，给我们讲述了一些冼星海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显然不会有太多，但不多的记忆已经让我们非常感动。冼星海到阿拉木图时，卡丽娅的父亲已不在人世，他作为阿拉木图的共青团书记不幸丧生于一场被牵连的错误镇压。小卡丽娅身处破碎家庭，缺少父爱，冼星海的到来为这个家带来了欢乐、音乐与父亲般的关爱。他们情同父女，这种特殊历史环境和遭遇中结下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我们访问的另一位当事人就是冼星海唯一的女儿、如今生活在杭州的冼妮娜。冼妮娜其实对父亲没有任何记忆，当年冼星海离开延安时，冼妮娜只有八个月大，但她几乎用了她一辈子的时间寻找父亲，研究冼星海。她告诉我们：“其他影视作品表现的冼星海都是人民音乐家，都是我出生前的冼星海，其实与我没什么关系，我和大家一样也都是旁观者；而《音乐家》是唯一一部去讲述我出生后的冼星海的故事，那是我的爸爸。”对她来说，冼星海是一个既亲近又遥远的形象。当年在延安，妮娜等爸爸是一件很有名的事；冼星海因与延安失去了联系，看见妮娜站在当年父亲坐着车离开延安的路口，大家都会说：妮娜又想爸爸了。从妮娜懂事起直至得到父亲去世的噩耗，这段经历对冼妮娜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除了两边的亲人，我们也从一批专家、学者那里获取帮助，包括在俄罗斯的汉学家、一批中国驻外的外交官和记者等。异国寻找冼星海，凝聚了几代中国外交人的心血，是无数人前赴后继坚持的一项事业，中间经历了中苏关系恶化，使其几乎变成一项秘密工作，开展得十分艰难。刚刚届满离任的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王开文大使当年在莫斯科和他的同事找到了冼星海的墓；前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文化参赞丁海嘉也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追寻，我的大学老师、《光明日报》驻哈萨克斯坦首席记者贾铁军也进行了相关的很多采访。在调研的过程中，大家对我们寄予很多期待，期待越大我们的使命感也越大。“问：《音乐家》得到了有关部门怎样的支持？
”沈：我们在完成了一系列采访和调研后即向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的领导做了汇报，立即得到电影局领导的肯定和鼓励。电影局提出明确的要求：为历史打造一部经典。电影局领导推荐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协助我们共同完成剧本的开发。《音乐家》在北京正式立项后，我们获得了北京市委宣传部的精品资助。此外，与冼星海有着不解之缘的上海、湖北和陕西以及延安等地的宣传部以及广电局也参加了对《音乐家》的支持和资助，并成为《音乐家》的联合摄制单位；电影局划归中宣部主管后，中宣部领导和国家电影局的领导对《音乐家》给予了有力支持和资金扶持，使得影片的制作得以顺利完成。
2018年6月7日，中哈两国元首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音乐家》剧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晖亲自向两国元首介绍《音乐家》的创作经历。黄坤明部长把我以及参加接见的西尔扎提导演和胡军、袁泉带去向习主席当面汇报了18分钟，我们与习主席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我们深受鼓舞并感到无比的温暖和荣耀。
中国文联、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以及最早在哈萨克斯坦从事投资的中信集团和中信哈萨克斯坦公司也对影片的筹备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外交部欧亚司以及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和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始终对《音乐家》高度关注并给予了大力支持。“问：在这个项目得以成立后，电影是如何取得哈方配合的？哈方在影片拍摄的始末提供了怎样的帮助？
”沈：《音乐家》得到哈方的积极配合和支持。时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三次批示哈萨克斯坦文化和体育部，要求对合拍工作给予全力配合。
可以说，《音乐家》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等合作，剧组的几乎每一项工作和每一个工种基本上都是由两方的人员共同完成。哈方曾提出两方各派一位导演的提议，我们担心双导演会造成艺术创作不同意见的争执，于是与哈方商谈，结果哈方同意让哈方的导演作为影片的艺术指导配合中方导演的工作。这位哈方的导演萨比特·库尔曼别克夫先生在哈萨克斯坦很有名，拿过许多国际电影节的奖项，还曾代表哈萨克斯坦参加过奥斯卡外语片的角逐。他非常大度地向我表示：“为了冼星海，我不挂名都可以，我会付出所有的努力与中方合作，将这段故事搬上大银幕。”哈方艺术家的风范让我非常感动。此外，时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还亲自推荐了男一号，即在哈萨克斯坦系列传记电影《领袖之路》中扮演他本人的男演员别里克·艾特占诺夫。扮演收留冼星海的女主人达娜什的女演员是阿鲁赞·加佐别可娃——在哈萨克斯坦年轻人中是最具人气的偶像明星。饰演成年卡丽娅的则是哈萨克斯坦非常有成就的女演员，人称哈萨克斯坦的“巩俐”。可以说，哈萨克斯坦确实为《音乐家》派出了最强的演员阵容。
“问：在筹备工作中，是怎样确定以“西部暖流派”代表人物西尔扎提·牙合甫导演、演员胡军与袁泉为核心的中方主创的？
”沈：西尔扎提导演是由电影局推荐的，电影局认为他非常适合这个项目的导演工作。导演来自新疆，比较熟悉中亚地区的风土人情，导演是维吾尔族人，其母亲是乌兹别克族，他本人还会说哈萨克语。他的作品《鲜花》（2009）、《真爱》（2014）曾多次参加电影局主办的中国电影海外推广活动，收获良好的反响。导演所在单位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也特别支持，结果西尔扎提导演不负众望，完成了这一高难度的合拍任务。
确定由胡军饰演冼星海源于我们想找一位在音乐上有一定基础的男演员，既会弹钢琴，又会拉小提琴。2012年我和徐帆曾一起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去缅甸访问，当时在机场偶遇胡军，他们俩是中戏的同班同学。于是徐帆向胡军隆重推荐了《音乐家》，当时胡军的档期很满，如果接了《音乐家》，他的档期需要做很大的调整。但胡军的父亲——中国著名军旅歌唱家胡宝善先生得知后对胡军说：“冼星海是我们一代人的偶像，让你演冼星海是你的光荣！”胡军母亲为此还组织了一个家庭会议，把胡军一家和他妹妹全家人都召集在一起。胡军母亲对胡军说：“我们从来不干预你的创作，但这部戏太特殊了，我们必须要表态并且要替你做一次决定。一定要演好冼星海！”胡军父亲创作并首唱的代表作《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洋溢着激昂的旋律，胡军的大伯胡松华为新中国唱了一辈子《赞歌》，胡军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的家庭里长大，对冼星海和《音乐家》的理解是很深的。由于剧情和拍摄的需要，导演决定胡军在剧中要讲俄文。在此之前，胡军毫无俄文基础，但他非常刻苦，每天刻苦背诵俄语台词，哈方男一号也帮助他纠正发音，结果胡军的俄语表达让大家都很惊讶，赞不绝口。不久前，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特别向我们转告他对《音乐家》的赞赏，特别提到胡军在《音乐家》中的表演非常出色。袁泉在《音乐家》中的戏份尽管很少，只有四段，但很重要，要衬托表现冼星海的家国情怀，和对祖国、对延安、对妻子和女儿的无比思念。我看过董卿主持的采访袁泉的节目，印象很深。袁泉在节目中说到她从小学习京剧，七岁时就离开了家，她对母亲的思念，对家和故土的想念让我非常感动。袁泉的表演功底也是非常扎实的，她在《音乐家》中的四场戏均成为打动观众的泪点和情感高潮，非常完美地表现和诠释了冼星海夫人钱韵玲的人物形象。此外，我们的摄影指导卢宏义是与张艺谋导演合作过多次的很有经验的资深摄影师；美术指导芦月林也是非常有经验和成就的美术师，他之前和尹力导演合作完成的《张思德》《铁人》《云水谣》等，均为中国电影创造了经典艺术场景；我们的执行制片人和制片主任姚春光老师也是一位经验丰富并擅打硬仗的影坛老将，指挥一个常设达300人，先后参与竟有2万人的中外合拍剧组是多大的挑战啊！我们这个团队是十分坚强和拼命的，大家有相同的价值观，也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更有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正是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使得《音乐家》的筹备和拍摄及制作过程十分顺利。“问：评述一下《音乐家》中叙事与音乐的关系。
”沈：在冼星海创作并流传下来的作品中，《音乐家》直接使用的有他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的故事创作的交响史诗《阿曼·盖尔德》与一批由他改编的哈萨克民族音乐，还有他在中国创作并在哈萨克斯坦改编的《黄河大合唱》以及著名的抗战儿童歌曲《只怕不抵抗》。我们选择的标准是要贴合我们所表现的冼星海在哈的人生经历。《黄河大合唱》是他的代表作，但在影片中的运用很自然，当他逐渐被病魔缠身时，他的心愿就是能够在异国他乡的舞台上举办一场自己的音乐会，最后他倒在了舞台上。音乐会的戏份采用了延安首演《黄河大合唱》的画面与在哈萨克斯坦的现场表演画面交错呈现的方式，达到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冼星海人生最辉煌和他生命的最后五年始终牵挂的地方，就是延安。延安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和崇高的，他在延安总共只待了一年半，却铸就了一生最辉煌的岁月。
《音乐家》的电影配乐是韩国的著名作曲家李东峻先生。我十多年前与他相识，曾送给他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中国音乐作品，他对冼星海的音乐成就极其仰慕。此次我们请他为《音乐家》配乐，他很感激，他认为这是一次他作为一个音乐家向他所崇拜的中国音乐家致敬的创作机会。他为《音乐家》原创的配乐饱含深情，能感受得到他对冼星海的诚意与敬意。电影的音乐气质与冼星海的辉煌事迹是相通的。影片取名《音乐家》，实际上塑造了一批流浪音乐家的群像，阿拉木图当时是卫国战争的后方，条件极为艰苦。在阿拉木图的剧场里聚集了来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因家里住满了人才将冼星海安排到他的姐姐家寄宿。在这批流浪音乐家中间，有弃乐从军的，有苟且度日的，也有沉沦自杀的。冼星海在这样的环境下能顽强地活下去并与拜卡达莫夫等哈萨克音乐家互相激励，坚持创作，以音乐鼓舞苦难中的人民，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体现出冼星海身上坚强的毅力。
《音乐家》作为经家属授权的传记片，影片的故事不能任意发挥，选材也没法面面俱到，我们只有抓取重要的情节来表现人物。出于对冼星海的无比敬意，我们非常尊重历史史实，没有特别强化戏剧冲突，更没有放飞想象力去杜撰故事，影片的重要情节都是有依据的真实再现。因此，音乐在这样一部原本就是以音乐家为主题的传记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配乐也积极地参与了电影的创作与叙事并且成为影片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亚于演员的表演。李东峻先生在创作《音乐家》期间父母不幸双双离世，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完成了配乐工作，我们对他的专业和敬业精神十分赞赏和感激。“问：《音乐家》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外电影合拍积累了怎样的经验？
”沈：除了生活习惯和语言沟通的障碍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挑战是双方电影制作理念的差异。哈萨克斯坦的电影业在苏联解体后受到很大的打击，他们的电影制作理念基本还是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而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变化实在是太快太大了。我们用的一些设备他们没有用过甚至没有见过，阿拉木图目前已无法再现当年的场景，为了真实还原历史，我们在后期需要用大量的特技特效，但哈萨克斯坦没有绿幕，我们只能从国内空运过去。当地的法律规定不允许使用爆炸，所有的爆炸戏份不能在哈萨克斯坦拍摄，我们最后是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拍摄了所有爆炸戏份。还有我之前提到的语言问题，完全不懂俄语的胡军在戏中讲的俄语都是他一字一句现学的，非常辛苦，最多时近20名翻译在现场工作。
通过拍摄《音乐家》，我们真切体会到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我们也真切感受到哈方对合作的热忱与渴望。拍摄工作结束后，哈方负责人由衷地对我说，这次合拍把哈萨克斯坦的电影制作水平一下子提高了整整二十年。我想这并不是恭维话，在拍摄过程中，我始终要求剧组所有的创作和工作人员始终坚持牢记当年周总理要求的“外事无小事”原则，敞开心扉地与哈方同行交朋友，耐心地答疑解惑，虚心的互学互鉴。哈影集团在中亚地区是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老牌制片厂。《音乐家》的合拍在中亚地区乃至整个独联体地区都引发了业内关注，这是中亚国家第一次与中国电影界合拍电影。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后，中国与中亚各国的互动交流得到空前的加强，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下，我们与中亚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国家进行了一次深度和对等的合作，前后共有两万多人参与拍摄工作，辗转中哈俄三个国家，剧组常设人员达300多人，这在中国电影史上尤其是中外电影合拍都是史无前例的。电影是影响力巨大的传播媒介，电影人的影响力往往超过其他行业，因此每一位电影人都是文化传播者。观念决定行动，行动决定命运。这么大的一个电影合拍项目，只有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才能做到位，才能以实际的行动将 “一带一路”的理念很好地传播和推广。我们在行动的过程中学习和实践“一带一路”共建共享的原则。我们在拍摄过程中，还常常接待慕名前来探班的中亚地区其他国家的电影人。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难得的交流机会，一律热情地给予接待。有时拍摄过程也成为教学的过程，使得电影拍摄成为文化交流、业务切磋和电影人之间“民心相通”的平台，在过程中自然展示了当代中国电影的制作理念和水平以及中国电影人的风貌。就像当年美国人开发西部而诞生了“西部片”一样，开创“一带一路”题材的电影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和一项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事业，我们愿意成为拓荒者，进行探索和实践，为中国电影和中外电影合作提供经验和示范。
《音乐家》的拍摄凝聚了中哈两国政府主管部门、两国电影界，甚至包括两国元首的共同支持和努力，从合拍片这个角度来说，《音乐家》无疑创造了历史，希望未来有更多更精彩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拍电影问世，有力地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和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人民的“民心相通”。

稿件来源：《影博·影响》第4期（庞盛骁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2017级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研究生）
编辑：武小蒙责任编辑：赵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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