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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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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看来，按照这个要求，应进一步拓展、完善空间和行业开放新格局。新格局、新战略和新体制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形成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优势是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有两个支撑：一是体制，就是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二是开放的新格局，既包括空间上的格局，也包括行业上的格局。
其一、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发布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总体目标是：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实现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阶段中国改革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从当前的发展阶段出发，根据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升级的现实条件和目标来设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设计，明确要求在2020年之前建成基于现阶段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夏先良表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从四个方面发力，包括构建开放型政府管理新体制、开放型贸易新体制、开放型投资金融新体制和开放型社会管理体制。
其二：开放的新格局。首先，空间上的格局提到的是双向开放，对发达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因为我们早期的开放比较偏向对发达市场的开放，现在提出“一带一路”，意味着我们将更加重视对周边国家、对新兴经济体的开放。在空间布局上，沿海、内陆、沿边将承担不同的任务。
对沿海地区来说，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能够引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继续创新，也就是所谓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内陆，以其特殊的区位优势，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重要战略支点，建设国家物流大通道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统筹利用国内外两大市场的战略要地。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得以显著提高，沿江通道、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三大通道汇聚于此，在加快统筹国内国际两大市场的同时，也构建起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使之逐渐完成了从“腹地”到“前沿”的转变；对于沿边地区来说，提升其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全国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格局，有利于优化产业布局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兴边富民、保障民族团结和国防安全，有利于保证中国资源能源的供应。
其次，产业格局方面。过去40多年里，制造业领域利用外资大国和境外投资大国，逐步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方面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之一，并为当前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另一方面，中国也一跃成为货物出口的第一大国。尽管如此，面向未来，中国制造业对外开放力度还亟待进一步增强。有专家指出，打造制造业开放升级版应该做到以下几点：要落实好扩大开放新政策，建立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要加快适应新的开放环境，不断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船舶、汽车、航空等行业要加快提升产业竞争力，适应扩大开放环境； 提高引进外资积极性，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外资银行云集的上海
另一个开放不足的领域是服务领域。据悉，服务业的子部门一共有160个。中国加入WTO时承诺开放100个，其中29个没有附加条件，剩下的附加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例如地域限制、股权限制等。但实际上，国内的服务是不能完全满足老百姓需要的。比如，教育、医疗等。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靠改革，一是靠国内本身的改革，例如促进教育均衡，公立医院的改革等等；二是要开放，开放才能促改革，通过开放引入新的服务业态、新的服务理念，甚至把一些高端的服务资源吸引过来。所以，服务领域开放是新一轮开放的重点。未来，除了传统的制造业开放以外，中国将加快拓展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动开放动能由制造业开放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动能发展。
2017年1月12日下发实施的《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将重点放宽银行类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外资准入限制，放开会计审计、建筑设计、评级服务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推进电信、互联网、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等领域有序开放。十九大报告里也明确提出，“扩大服务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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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从全球来看，全球的经济治理是处在一个变革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定的全球秩序持续了70余年，总体上保障了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时至今日，这个秩序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代表性不足。全球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50%，但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并没有获得相匹配的话语权；
第二，公平性不够，这一规则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比较多地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对来说体现得远远不够；第三，当前的经济治理不能充分适应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新要求；
第四，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乏力，暴露出不足和缺陷，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成为共识，一些新的全球性问题呼唤新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
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期，围绕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博弈不断加剧。一方面，各国力争加强在现有国际治理格局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另一方面，主要国家不断提出新的国际治理倡议，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机构与规则。
从1990年代以来，全球区域合作像雨后春笋一样，现在已经运行的区域合作组织有200多个，反映各国希望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争取领先不愿落伍。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推进进一步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另外一方面一些大国又刻意推动新一轮规则的制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全球贸易投资环境，来充分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同时作为一个新兴的对外投资大国，中国希望少一点限制，多些便利，这也将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首次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区域合作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封闭的，只有成员国之间相互开放，非成员不能享受开放的成果，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此前美国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还有一种开放的地区主义，比如2013年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民日报评论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来，不仅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各国增进共识、深化合作，让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人文往来更加密切，利益联系纽带更加牢固，更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
2014年6月，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集中阐述了“一带一路”建设应该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些年来，共建“一带一路”秉持这一原则，坚持集思广益，好事大家商量着办；坚持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和潜能；坚持让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如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被写入联合国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这一理念正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共识。正如习近平强调的：“面对时代命题，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深刻表明：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洛桑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安东尼·克尔嫩就表示，中国正在从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参与者转变为全球治理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引领者。
除此之外，持续开放的中国还通过金砖国家、G20、上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达沃斯经济论坛等平台，推动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比如，2016年9月，习近平在G20杭州峰会上，提出了全球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2017年1月，习近平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关于全球治理的增长、合作、治理、发展的四大模式的理论具有创新意义。这是世界重要经济体领导人中，由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关于全球治理的四大模式的系统理论。今年3月25日至26日，中国和法国在巴黎举行了全球治理论坛，这在全球治理领域具有开创性和标志性。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中国和法国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共同探讨更加公平有效、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全球治理方案。
隆国强指出，考虑到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等。今后，中国还需要进一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第一、我们要着力提升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同时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要在保持现有全球规则、全球治理总体稳定的情况下，逐渐改革、完善相关规则，提升其公平性和代表性。
第二，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实际上要把“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放到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个大格局下来看待。国际组织的规则可以是多边的，也可以是区域层面的。在新一轮开放过程中，中国实施自贸区战略有着特殊的重大意义。一方面我们要重视开展这种制度性安排；另外一方面也要重视开放的地区主义，“一带一路”就是一个体现。
第三、我们要主动提出一些战略倡议，更加积极主动地谋划全球战略，这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一直以来，我们对全球治理的改革较少提出建设性倡议。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全球气候变化这些人类面临的共同的新问题，需要新的治理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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