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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苏黎世大学 “荣誉博士”称号。
作为卓有成就的德国语言文学家，引进了两个重要的现代作家卡夫卡和迪伦马特，在小说领域和戏剧领域发挥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代表作：《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美学操练》《废墟之美》。
一个春日的上午，我按照约定时间敲响了叶先生的房门，平时照顾叶先生的保姆前来应门。
彼时叶先生正在伏案工作。我注意到，叶先生坐的是一把人体工学转椅，腰托颈托俱全。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来说，这可是个时髦的玩意儿。叶先生见我注意到这把椅子，便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来。这是友人十多年前送给他的，椅背透气，夏天坐着不热，可以仰面躺倒，可以旋转……说着，叶先生还坐到椅子上亲自示范起了各种功能。
叶先生住的是单位分的一个小两居。房子装修简单，但干净整洁。老式的房屋，没有单独的客厅，小间作为卧室兼书房，大间是客厅。无论哪个房间里，最醒目的家具都是书柜，即便如此，还是有大量的书摆不下，只能放在地上，高高地摞起来。
采访在客厅进行。这里除了一整面墙的书柜，就是一组以舒适著称的芝华仕皮沙发。叶先生拿出一个药片大小的助听器塞进左耳，他说自己的右耳听力已经完全丧失，左耳也必须借助于设备。助听器小巧精致，价值昂贵。从室内装修到转椅、沙发，再到助听器，处处可以看出，叶先生是一个不羡奢华，但非常注重功能性、讲究生活品质的人。
我与叶先生同住一楼，父母均与叶先生共事，所以也算是叶先生看着长大的晚辈。即便如此，叶先生也是待客礼数十足，握手寒暄，热情地询问要咖啡还是茶，又亲自端了一碟干果放到茶几上。
在我的印象中，叶先生一直是个很注重形象的人。这种讲究，不在于衣服是否大牌，或是有没有名贵的配饰，而是他出现在公众场合，即使是下楼取个快递，也从来没有衣着随意的时候，总是穿着正装。北京酷寒的冬天，他外出时永远是绅士派头十足的呢子大衣和礼帽，从未穿过臃肿的羽绒服。今天在家中接受采访也是如此，西装笔挺。
叶先生说，着装正式是一种待客的礼貌。另外，他左臂缺失，穿T恤等休闲服不好看，所以会更多地选择正装。
少了一只手 想干的事情照样继续干
曾经有朋友对他说，无法想象只有一只手怎么生活。叶先生是这样回答他的：如果上帝造人的时候有三只手，那么你现在只有两只手的话仍然会觉得不便；如果上帝造人时只有一只手，那么你现在有两只手的话就会觉得多余。他一只手可以搞定所有的活计：生活中他会补衣服、缝扣子、洗被子，运动方面他会游泳、滑冰、骑自行车，年轻时参加劳动，割麦子、捆麦子、插秧，全都不在话下，而且从数量到质量，完全顶得上一个中等男劳力。说着话，叶先生给我看他的右手，指甲短短的，修剪得圆润整齐，竟然是他自己用剪刀剪的。
叶先生1936年出生在浙江衢县的农村。他7岁丧母，9岁时因为贪玩摔伤了小臂。一个乡亲帮他把肿胀的伤臂紧紧绑起来，却造成了局部组织坏死，十多天后整个左手小臂都脱落了。不但如此，伤口还继续向上溃烂，延伸到了肘部以上。开始是肌肉腐烂，露出骨头，几个月后，骨头也烂掉了。直到一个邻村的铁匠，把之前自己被雷管炸伤截肢时用剩下的一点酒精送给他，涂在伤口上，3天后溃烂就止住了，开始结痂。叶先生清楚地记得，酒精装在一个墨水瓶里，里面还浸着一块纱布。持续9个半月的溃烂，只是因为缺乏基本的消毒措施。回忆当年，叶先生感叹当时农村医疗水平的落后、相关知识的匮乏。
父亲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于是对他的残疾格外无法接受，每每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怒骂他一顿出气。兄弟姐妹们对他的态度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他在家里成为受歧视的最底层。有一天，父亲拿了一份田契给他看，说：“这是我背着你哥哥造的。这块田水利条件好，不用治理，插秧下去收割就是了，有一亩半。以后你就靠着这块地收租糊口，老婆我就不给你娶了，你养活不了的。”当时的叶廷芳既心酸又不服气，心想：你们就这么看我？我就那么没出息，将来就一定要受穷吗？
少了一只手，叶廷芳却没有畏惧过什么，想干的事情继续干。摔伤左臂之前，他打死了一条大蛇，把蛇皮剥下来准备做把胡琴。失去左手之后，他用一只手照样把胡琴做成了。叶廷芳喜欢捕鱼，需要个装鱼的篓。父亲不可能给他买，于是叶廷芳捡了一些篾来，用一只手绑成篓。每次打鱼，他总能带回家两三斤。在水田里耕种，需要一手扶犁，一手牵牛绳，少一只手确实不行。但是在旱田，单手抡锄头就行。于是叶廷芳约了同村的小伙伴去山上开荒。约人同去，是因为山上有狼，有个同伴更加安全。几个月过去，他开出了十来块地，种上了小麦、白薯。这件事给了他极大的自信，因为这说明他可以养活自己了。说到这些往事，虽然已过去70多年，但从叶先生的脸上仍能看到那股高兴和自豪的劲儿。
为上学，不惜手臂盖戳、离家出走
小学毕业后，叶廷芳报考中学，但因为左臂残疾被拒。第二年，再次报名的叶廷芳因为从未照过相，没有照片，又眼睁睁地看着报名窗口关上了。回到家，同村的高中生给他出主意：干脆让报名老师在你手上盖个戳儿，监考老师要是查准考证，就把手伸出来给他看。于是叶廷芳再次来到报名窗口，老师对执著的他产生了同情，同意了他的请求。就这样，靠着盖在手臂上的公章，叶廷芳走进了考场。
考取中学后，父亲却说家里负担重，不愿供他上学。慑于父亲威严的他不敢跟父亲争辩，眼看着同伴们都走了，只能急在心中。开学两周后，叶廷芳终于决定先斩后奏，瞒着父亲去上学。那是一个冬日，父亲外出了，他在家喂牛。在塞给老牛最后一把草后，他抱歉地对老牛说：“对不起，今天没让你吃饱。”怕父亲回来自己就走不了了，他连午饭都没吃就出了门。天上飘着雪渣，他身披蓑衣，光脚穿着草鞋，单肩挑着三十来斤重的行李，走了45里地，来到县城。找堂哥借了40斤大米，交上了学费，他终于上了中学。
中学时期，他每天都比同学早起半个小时，到操场上去跑步。为了磨炼意志，冬季，他跑步时也只穿着衬衫、短裤，还有意光着脚。
学习方面，他一直保持着年级第一的优异成绩，作文和英语尤为出色。当时同学们普遍觉得英语比较难，但这门课是叶廷芳花费时间最少效果却最好的科目。他承认自己在学习上有天赋，记忆力出色。英语老师喜欢搞突然袭击，有时会突然宣布默写单词。他马上把几十个单词迅速看一遍，考试就能得第一。
考大学时，他填报的志愿分别是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当时，他所就读的衢州一中是浙西最好的学校。然而，80%的同学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他收到的却是一份招生办公室的通知——这意味着他落榜了。当年高考并不公布成绩，所以直到今天，落榜的原因都是一个谜。也许是由于他的残疾；也许是由于他的家庭成分是富农（后被认定为错划）。
求学受阻，他本想参加工作。但当时国家的政策是鼓励落榜生继续报考，所以不对这些人进行工作录用，于是第二年他又一次参加高考，填报的第一志愿仍然是北京大学。这次他被录取了。
曾因“生活不能自理”出国被拒
北大毕业后，叶廷芳先是留校任教，之后又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1980年，他参加了单位的出国交流考试，争取到了一个去德国进修两年的机会。但在动身之前，又被告知不能出国，理由是他“生活不能自理”。他的心中不无委屈——能不能自理，共事多年的同事最清楚不过。
之前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和河南干校劳动阶段，叶廷芳与同在社科院工作的钱锺书、杨绛夫妇熟识。回北京后，也常去南沙沟的钱先生家中拜访。一次拜访中，钱锺书先生主动提到：你们这一代人以前没有出国的机会，现在条件放宽了，能不能出国看看？叶廷芳说：“院部有规定，我不能出国。”钱先生一听，站了起来，说：“真是岂有此理！1949年前潘光旦一条腿走遍世界，现在你叶廷芳少一条胳膊，还不如他少一条腿？”
后来，叶先生在与自己的恩师——当时外文所的所长冯至先生聊天时，谈及西方文化，说到像钱锺书先生这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对残疾人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对叶廷芳因残疾不能出国有些反感。冯至对于钱先生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应该鼓励叶廷芳克服苦难，而不是阻止他进取。之后不久，社科院得到了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提供的去德国考察3个月的机会。其中一个名额给了叶廷芳。出国前，冯至先生带他参加了一次瑞士大使馆的午宴。冯先生认为，叶廷芳研究迪伦马特，而迪伦马特是瑞士人，所以认识一些瑞士文化界的人士，对他的研究有帮助。叶廷芳一直以为，这次3个月的交流机会，是对他之前失去两年进修机会的安慰，直到许久之后，才知道这是冯至先生努力为他争取的结果。他至今感念老一辈学者对于后辈的提携。
谈到性格，叶先生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服输。他说，命运这个东西是祸与福的悖论：它打击你，又成全你，条件是：你不服输！人要有意识地保持主动的精神状态，这能够使你不断克服困难。每克服一次困难就获得一次精神力量，人就越来越坚强。反之，如果遭遇一次挫折你就退后了，第二次就更容易退，以后就可能步步后退。所以第一步就要掌握好，第一步就要想办法征服困难。
年轻时是个地道的“斜杠青年”
现在有个流行词，叫斜杠青年，指的是一个人拥有多重的职业技能和身份。说起来，叶先生年轻时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斜杠青年，吴冠中先生称他为“通才”，媒体把他称为“跨界学者”。
熟悉叶先生的人都知道，他除了在自己的专业——外国文学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就之外，还有三大爱好，分别是戏剧、音乐和建筑。
中学时期，叶廷芳就在音乐老师的指导下，每天坚持练嗓子。进入大学后，他在音乐方面的爱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参加了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还自己作词作曲进行创作。参加工作后，他是单位小有名气的男高音“金嗓子”，喜欢演唱难度较大的歌曲，《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和《赞歌》曾是他的保留曲目。
作协招待参加两会的作家，举办娱乐活动，叶廷芳总要应邀高歌一曲，这一唱就是十年。张抗抗每次听到他的歌声，总要夸他年轻，“歌声依旧”。去年叶先生参加中学的校友会，校长知道他会唱歌，盛情相邀，对此驾轻就熟的他没有事先练习，但现场演唱时却发现自己没有底气了。叶先生笑着说，癌症手术之后，他的歌声已经不如以前了，公开演唱生涯到此为止。
戏剧也是叶廷芳的兴趣所在。初二假期时，他就在本村组织“农村剧团”，安排男女青年表演他自编的简易剧本，自然，他同时也担任“导演”工作。在周边村庄巡演时，每走到一个村子，他们都会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离开时，村里人也会夹道送行。甚至有一次，他恋恋不舍地结束“巡回演出”时，才发现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
工作后叶先生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把迪伦马特的作品引进中国，这些戏剧作品被频频搬上舞台，使得叶先生和很多戏剧界的人士成为朋友，如于是之、苏民、濮存昕等。曾经，叶先生每年要观看几十场戏剧演出，并参加作品研讨会，发表自己的艺术观点。但最近几年，由于听力障碍，看演出、听音乐会这类活动已不在他的日程中出现。
建筑是叶先生的另一个挚爱。他把建筑看作是一种大地的雕塑，而且是一种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审美对象，“它随时诉诸你的视觉器官，迫使你立即产生情绪反应——愉悦抑或厌恶、轻松抑或压抑。”因此一座建筑一旦耸立而起，它就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人的情操塑造。
作为一个“外行”，他的许多观点角度新颖，让业内人士都很佩服。建筑界评选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最佳建筑著作，组建评委会，9位评委中，6人是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1人是建筑研究所所长，1人是建筑杂志的总编，还有一位就是叶廷芳先生。
叶先生曾撰写1.5万字的文章《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反思与展望》，《光明日报》用两个整版刊发。著名建筑学家张良皋阅后，撰写了4万字的文章进行批判。叶先生又以2000字的文章予以“反击”。有趣的是，学术之争并不影响两人私下的关系，无论是叶先生去武汉，还是张先生来北京，两人都会互相拜望。这大概与叶先生真诚友善、率性天真的性格不无关系。
叶先生认为，兴趣爱好在人的一生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即使现在因为身体原因，他已经无法唱歌、无法听音乐、无法观剧，兴趣爱好仍然带给他很多快乐。比如散步时优美的旋律在脑海中盘旋，或是在路边看到优美的建筑，他都会因此而心生愉悦。
越来越亲近的故乡
2017年，叶先生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年度魅力人物。不巧的是，颁奖礼的前三天，叶先生得了面瘫。注重形象的他不想去现场了，但主办方特意请了他的老朋友王蒙先生来颁奖，叶先生不好意思缺席。不过，他说，幸好之前有位摄影记者，为他拍了一张风度翩翩的照片，颁奖礼的现场，大屏幕上用的就是这张照片，“这样起码观众可以知道，这个人的脸原来是正常的。”在颁奖现场发表感言时，他开玩笑说：上天可能并不认可我得这个奖，三天前扇了我一耳光，你看，我的嘴巴都被打坏了。
叶先生今年已经83岁，2016年他曾因恶性肿瘤做了膀胱整体切除手术，6个半小时才下手术台。但面前的他，仍然精神健旺、豁达乐观，谈笑间令人如沐春风。
叶先生习惯于晚上写作，总要到凌晨三四点钟才入睡，2016年的大手术后，才改为凌晨1点左右休息。但上午先生也并不贪睡，七八点钟即起，一般下午会补一两个小时的觉。
如今仍然笔耕不辍的他，因为记忆力变差，已经不再撰写需要引经据典的论文，而以写散文、随笔等感想性的文章为主。除此之外，他还会从事一些社会工作。接受采访前一天，他刚为喜马拉雅录制了一个音频节目，就卡夫卡的作品进行分析。
近几年，叶先生每年都会回浙江老家住上一段时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一个人的性情、气质都与故乡的水土有关。”每次回家乡，他都觉得舒服畅快，饮食也更为顺口。采访时，他已经订好了下周的车票，准备回家乡住上两个月。
杏花烟雨江南的时节，愿叶先生在故土的滋养下身体更加健旺，用思想的火花、生命的热情带给我们更多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