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中国70年是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史上的最为繁荣时期。回顾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历经曲折前行（1949-1977）、恢复展开（1978-1999）、反思创新（2000-2012）和繁荣发展（2013至今）等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新闻传播史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思想不断解放，视野不断拓展，范式不断更新，内容不断丰富，方法不断创新，成果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升，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硕果累累，成绩巨大，不仅是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者砥砺前行，开拓创新的70年；而且是新闻传播史研究受国家重视、国家社科资助力度最大、涌现成果最多、社会反响最好的70年。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这标志着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开启了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伟大征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70年不仅是中国人民不断创造伟大奇迹、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70年，而且是沿着民族复兴之路奋勇前行的70年。新中国70年也是中国人民创造新闻事业奇迹、取得伟大成就的70年。在70年光辉历程中，新中国新闻事业除旧布新，几经磨砺、几经浮沉，逐步建立起多种类、多层次、多功能、多样化的新闻媒介网络，逐渐形成了具有全球视野、高科技、现代化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在学术研究上，新中国70年来的新闻学研究不断创新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体系。其中，新闻传播史研究硕果累累，新人辈出，迎来了一个花枝春满、蝶舞蜂喧的繁荣局面。站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节点，回顾70年不平凡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历程，前瞻未来方向，极具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成果丰硕：
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整体态势    
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从无到有，历经萌芽、初步成长、曲折前行、恢复展开、反思进取、深化创新等六个时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成为一门历史的科学。早在1833年4月，广州《中国丛报》（第1卷第12期）先后刊登了英文文章“Gazette”（《小报》）和“Peking Gazette”（《京报》）向近代中外读者介绍了中西小报和京报出版发行情况；同年8月，近代来华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杂闻篇》第2号发表中文文章《外国书论》，介绍了西方“新闻纸”出版状况。1834年1月（农历1833年12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登了一篇中文文章《新闻纸略论》，简略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欧洲报纸产生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出版自由观念。这些中英文新闻学专文虽然仅是传教者一种不自觉的治史行为，但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由此萌芽，从无到有，逐步开展起来。1908年，报人章士钊出版的《苏报案纪事》，成为中国最早的报纸个案史著作。新闻传播史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的自觉行为，并取得初步系统性成果。如1917年，姚公鹤撰写的《上海报纸小史》在《东方杂志》连载，后汇集出版。1917年至1949年是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初步成长时期。笔者根据新闻工具书《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 1903-1987》中“世界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中国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和其他国家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9）”等三部分统计，该时期关于新闻传播史的书籍达164种，其中，中新史方面143种，外新史21种，[1]初步形成综合通史、分类专门史和媒体个案史等多角度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格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是在中国100多年新闻传播研究史上涌现成果最多、成绩最大、社会反响最好的繁荣时期，比起1917-1949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初步成长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跨越性式增长。据方汉奇先生在论文《新中国五十年来新闻史研究》统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到1999年，累计出版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达144种；累计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达5203篇；分别大约是1917年到1949年以前那一段时期的3倍和100倍。[2]而据在其论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中初步统计，从1949到2005年这56年之间，累计出版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达253种，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有关文章达6021篇，分别是前一个时期的5倍和60多倍。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都是前一时期所难以企及的。[3]另据中国人民大学赵战花博士论文《中国新闻史学史》（2018）的《附录一：新闻史研究书目1949-2018》则共有2027条目。[4]在前人整理基础上，笔者进行了重新整理，据不完全统计，1949-2019年（截止2019年6月30日）仅中国大陆关于新闻传播史的书籍达2228种。 
从上图《1949-2019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可以看到每年数量变化情况。1949-1977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比较少。有相当多的年份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则为零，它们分别是1949、1967、1969、1970、1972、1974、1975、1976年，这些年份中除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比较特殊外，其他年份均为“文革”期间；少数年份的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达到了两位数，如1957、1958、1959年分别为12、13、17种）外，其他年份均为个位数。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开始上升，当年就出版了6种新闻传播史书籍， 1979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达到了20种，达到了历史新高。此后各个年份，数量都在两位数之上，甚至到1985、1986、1987、1988年迎来一个增长小高峰，均超过50种，四个年份数量分别55、53、63、54；2000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再次创造历史新高，达到了72种，而在2013-2015年又进入一个增长小高峰，三个年份分别是91、114、107，尤其2014年的114种则再次创造了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的历史新高。因为2019年还在进行中，数量还不多，目前仅统计到10种，数据还会不断更新，所以表中没有将2019年的数据放进去做成曲线图，才能更准确反映出数量变化。
统计中国新闻传播史文章数量难度较大，笔者根据人民大学图书馆“中文发现”检索系统中的“期刊”（选择关键词“新闻史”），不完全统计出1949-2019年（截止2019年6月30日，其实数据库仅到4月）中国关于新闻传播史的文章达到9228篇。
从上图《1949-2019新闻传播史文章数量》可以看到每年数量变化情况。1949-1977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文章数量仍然比较少。其中， 1949、1950、1952、1953、1956、1960、1965、1966、1968-1975等15个年份数量为零，也有1951、1954、1955、1964、1976、1977年则为1；这段时期，最高的是1957年5篇。1978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文章数量则创造了历史新高，为7篇；此后连续刷新纪录，1979是13篇，1980年是32篇，1981年是37篇，1982年49篇，1989年则再创历史新高，中国的新闻传播史文章数量达101篇。自2000年达到119篇之后，数量不断攀升，历史新高数字不断飙升，2005年达到了210篇，2007年为319篇，2009年469篇，2010年达到了883篇，2013年后，中国的新闻传播史文章数量比较稳定在500篇左右，2013年482篇，2014年458篇,2015年557篇，2016年541篇，2017年514篇，2018年528篇，连2019年前四个月已达171篇了。因为2019年数据还会不断更新，所以表中没有将2019年的数据放进去做成曲线图，这样曲线图才能更准确反映出变化趋势。
从《1949-2019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1949-2019新闻传播史文章数量》的曲线图看，新中国70年的研究成果整体呈上升趋势，目前处于高峰之后的平稳发展阶段；从中国的新闻传播史书籍2228种和文章9228篇的数量看，研究成果蔚然壮观，取得巨大的成绩，且进步速度也大大超出了以往水平。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中，关于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成果大大多于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数量，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这在书籍部分表现得尤其明显。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史书籍2228种中，关于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书籍达2062种，而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书籍仅有132种，还有34种涉及中外新闻传播史书籍。在外国新闻传播史132种书籍中，其中翻译国外的译著达40种，但也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态。美国新闻传播史书籍最多，达25种，日本和英国各有4种并列第二。
历史学家蒙文通根据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之语，认为：“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5]确实笔者根据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研究的实际状况和《1949-2019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1949-2019新闻传播史文章数量》反映出的变化，并结合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重大历史转折点进行综合分析，发现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阶段性特征明显，大致可划分为曲折前行（1949-1977）、恢复展开（1978-1999）、反思创新（2000-2012）和繁荣发展（2013至今）等四个阶段，且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在《四个阶段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见下左图）中，书籍数量分别是110种、766种、867种、485种，因四个阶段时长不同，数字高低不等；但看《四个阶段平均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见下右图），四个阶段的平均数字分别为3.59、34.82、66.69、80.83, 仍然发现四个阶段的新闻传播史书籍成不断上升趋势。
同样，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四个阶段在《四个阶段新闻史研究期刊文章数量》（见下左图）中，文章数量分别是26、1572、4379、3251篇，而看《四个阶段新闻史平均文章数量》（见下右图），四个阶段的平均数字分别为0. 90、71.45、336.85、464.43, 仍然发现四个阶段的新闻传播史书籍成不断上升趋势，且增长速度越趋强劲。
曲折前行：
1949-1977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        
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第一阶段是1949-1977年的曲折前行阶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基本任务的胜利完成，彻底结束了中华民族100多年的屈辱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开基创业，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项事业如火如荼。其中，新闻事业除旧布新，私营报刊和广播电台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体制得以确立。1958年以后，又开创了新中国的电视事业。全国的报纸由建国初期的328种，发展到1960年的1274种；广播电台由建国初的少量私营台和国营台，发展到1957年的61座和1960年的135座全部国营台；电视台由1958年的1个，发展到1966年底的13个。[6]但是，社会主义建设并非一蹴而就，希望与艰难共生，探索与曲折并存，既有凯歌行进的峥嵘岁月，也有挫折失误的曲折历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报纸一度只剩下了42家，新闻事业陷入低谷。在社会主义建设及其新闻事业曲折中不断探索中， 1949-1977年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也呈现出曲折前行特点。
在曲折前行阶段，由于中国积极开展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并聘请苏联专家在大学新闻系主讲《苏共报刊史》，导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和教学受到苏共报刊史，特别是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新闻史变成党史、革命史，政治思想斗争史。大学里讲授中国新闻史要“三突出”：在一般报刊中，突出进步或革命的报刊；在进步或革命报刊中，突出共产党的报刊；在共产党的报刊中，突出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刊。[7]尤其1956年初，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教师丁树奇、李龙牧、刘爱芝、黄河等人编写了一份《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送给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审阅，并在他直接领导下完成，成为新中国第一份中国新闻史教学大纲。该大纲草稿为代表的新阶段的特点是，重视新闻传媒的内容研究，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为基本内容。它不仅是中国新闻史教学的依据, 而且是引导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纲要，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8]在这个新阶段，它以“革命范式”贯穿、解释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历史，以列宁《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为叙述样板，以“政治形势的变化”为依据划分近、现代报刊发展史，以既定的革命史观、方法论“分析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在先, 评介报刊宣传在后”，在章节后用“简明的结语”指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步的新闻媒体“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形成了中国新闻事业史以“革命”的必然性为前提, “以中国共产党的, 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 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为基本内容”的“革命范式”。[9]这也使得这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的重点内容是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报刊史，主要成果有《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195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内部铅印出版）、《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1962年杭州大学新闻系编印）、《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196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等书籍，均贯彻了《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确立的“革命范式”。
在曲折前行阶段，研究者还整理出版了一些带有史料汇编或工具书性质的新闻传播史书籍，如《<上海新报>中的太平天国史料》《申报七十七年史料》《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五四期刊介绍》《中国报刊研究文集》《新华日报的回忆》《中国报刊评论文选（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中文期刊目录 （1881-1949）》《中文报纸目录（1861-1958）》等。广播史研究则开始起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先后出版了《中国新闻广播文集》《中国人民广播史资料》《中国人民广播十年》书籍。报人个案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如1958年，先后出版了上海韬奋纪念馆编撰的《韬奋的道路》和穆欣著作《邹韬奋》，并重版了邹韬奋著作《患难余生记》《经历》。
在曲折前行阶段，方汉奇于1953年带着自己从学生时代收藏的3000余种报刊加盟北大中文系新闻与编辑专业。在全国继续搜集购买中国近现代报刊作为教学研究资料的同时，他开始积极从事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研究工作，先后在《新闻业务》《新闻战线》等刊物上发表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化报纸——鸦片战争前夕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沿海一带创办的中外文报纸》《太平天国的革命宣传活动》《“苏报”与“苏报案”》《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江报》《十月革命在中国报刊(1917—1921)上的反映》《邵飘萍其人其事》等20余篇论文，其中在“中国知网”数据库显示：1957年7篇，1958年4篇，1959年1篇，1962年5篇，1963年3篇，还有1篇《谈邸报》（1956年第7期署名“方漢奇”）。到1965年，已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工作的方汉奇编印了《中国近代报刊简史讲义》。
在十年“文革”期间，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陷于停顿状态。这在《四个阶段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中，该阶段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书籍数量110种，平均每年为3.59种。有相当多的年份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则为零，它们分别是1949、1967、1969、1970、1972、1974、1975、1976年，这些年份中除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比较特殊外，其他年份均为“文革”期间。在《四个阶段新闻史研究期刊文章数量表》中，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文章数量是26篇，每年平均0. 90篇，其中1949、1950、1952、1953、1956、1960、1965、1966、1968-1975等15个年份数量为零，大多年份均处于“文革”期间。
1949-1977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在曲折中前行，时断时续，到“文革”期间研究则全面停止；但在该阶段，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初步确立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革命范式”，强调以介绍革命新闻事业的历史为主轴，注重各时期新闻宣传内容的介绍和分析，强调新闻宣传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的作用，内容上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有较多的重迭。[10]这种报刊书写的“革命范式”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史研究基础，也深深影响了恢复展开阶段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同时，像方汉奇在“文革”前编撰的《中国近代报刊简史讲义》在“文革”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和教学中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不仅聘请方汉奇给新闻专业学员讲中国近代报刊简史，而且将其在1965年编撰的《中国近代报刊简史讲义》初稿印出来，供学员学习和研究报刊史参考。[11]同时，该时期进行的资料性的基础研究工作，也为恢复展开阶段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做了铺垫。 
恢复展开：
1978-1999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      
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第二阶段是1978-1999年的恢复展开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国新闻事业恢复发展、变化巨大、发展极为迅速，不断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加快了新闻改革步伐。新闻媒体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由原来以报纸为主体，逐步转变为电视、报纸、期刊、广播、通讯社、网络媒体、新闻摄影、新闻电影等多种媒体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新格局，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品种、多特色、多功能，能够满足各种受众需求的新闻媒体体系。据研究者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的21年(1978- 1999年) ，是中国新闻事业飞速发展的21年。……截至1999年10月底止，报纸已由1978年的186家，增至2053家，增长了近12倍，总印数达3 000.38亿份。广播电台已由1978年的114个，增至294个，增长了2.57倍。电视台已由1978年的32家，增至650家，增加了25倍。电视的覆盖率，则由1.5%增至89%，增加了59.3倍，电视的受众，由1500万人，增加到10.8亿人，电视机的拥有量达3亿多台。[12]同时，全国新闻工作者人数已达到空前的55万，是建国初期的55倍。与此同时，新闻传播教育迅速发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截止1999年，除高等学校外，全国还有200家左右的新闻研究机构和新闻研究社团，40多家公开发行的新闻专业期刊，累计出版的新闻传播学专著达2000多种。[13]
正是在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及其新闻传播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迅速恢复与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新闻传播史研究也恢复发展并逐渐展开，取得不俗的学术成绩，结出了累累硕果。在《四个阶段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表》和《四个阶段平均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表》中，1978-1999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书籍数量是766种，每年平均为34.82种；在《四个阶段新闻史研究期刊文章数量》和《四个阶段新闻史平均文章数量》中，1978-1999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文章数量则达1572篇，平均为71.45篇。
在该阶段，首先是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恢复发展。1978年，中国出版了6种新闻传播史书籍，如《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事业史教研室编印）、《中国报刊工作文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印）、韬奋著《经历》（三联书店）等。1979年，出版的新闻传播史书籍达20种，1980年有所回落，仅12种，1981年则达19种，1982年23种，1984年30种，1985年55种，1986年53种，1987年63种，1988年54种，1989年43种。文章方面也是基本如此。1978年，仅7篇，此后连续上升，1979年13篇，1980年32篇，1981年37篇，1982年49篇，1983年48篇，1984年52篇，1985年66篇，1986年99篇，1987年84篇，1988年75篇，1989年101篇。新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不仅恢复，而且达到历史高点。除了数量统计的研究成果恢复发展之外，该阶段的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恢复发展还表现在：第一是正确指导思想的恢复。观念创新成为推动中国新闻史研究恢复发展的精神动力。新闻传播史研究者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逐渐消除“左”倾思想影响。1980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举行了一次中国新闻业史编写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认为：新闻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85年，李龙牧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使得新闻史“革命范式”得到了恢复和延续。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点，由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历史描述转向历史分析。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又一次突破，它推动着中国新闻史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成为新闻传播学科领域中较为稳定、成果较多的一个部分。[14]第二是研究者队伍的恢复。1978年，几个大学新闻系重建新闻史研究室组，恢复新闻史课程教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相继招收新闻史硕士研究生。1982年，已有14所大学的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开设了新闻史课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设立新闻史教师进修班，使新闻史教师队伍成倍增长。至1985年，全国创建了40余个新闻学会和五十多个新闻学研究机构，其中分工从事新闻史研究工作的，全国不下150人，初步形成了一支多层次、多梯队、多兵种、老中青相结合的新闻史研究者队伍。[15]第三是新闻史料整理和工具书编撰得到恢复发展。1979年，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创办了以新闻史料搜集和研究为主《新闻研究资料》。同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撰了《中国广播史料选辑》。1980年，暨南大学新闻系开始编撰《华南新闻事业史料》。全国各地地方新闻史整理和研究得到加强，陆续创办了《新华社史料》、天津《新闻史料》《湖北省武汉市新闻志参考史料》《武汉新闻史料》《新闻界人物》等新闻史料刊物。1982年，社科院新闻所负责编撰的大型资料性新闻工具书《中国新闻年鉴》正式出版。第四是学科地位的恢复发展,被确立为“历史的科学”。1985年，方汉奇在论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中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6]
其次，是新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逐渐展开，全面开花。第一，中国断代新闻史，尤其是报刊史研究成果开始涌现。其中代表作是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该书于1981年6月出版，共分七个章57万字，概括了1815到1915年约100年间的报刊史，是厚积薄发之作，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最早问世的新闻史力作，开启了改革开放以后新闻学研究的新纪元。[17]第二，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著作取得突破性发展。该阶段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著作数量较多。最具代表性的通史著作是方汉奇等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该书于1987立项，分别于1992、1996、1999年出版，这部专著由方汉奇任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任副主编，由24个部门的50位学者用12年的时间合作完成。全书共263.5万字，上限起于公元前三世纪，下限止于1990年，时间跨度达2200年。[18]该书注重新闻事业自身发展及其经验评述，主要内容以报刊的历史为主，兼及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摄影、新闻纪录电影、漫画、广告等新闻事业多个领域的历史，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闻史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迈向新阶段的标志，使得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成熟学科。有研究者《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现代化叙事”的书写尝试，其写作的意义在于，推动史学者反思如何进行“回归新闻本位”的历史书写。从将“新闻事业发展”作为研究主题、内容，探讨新闻“是什么”“说什么”“怎么说”“印证了什么”“起了什么作用”等的线性叙述；到思考如何从“现代化”切入，采取何种路径、观念和方法深挖“史料”, 形成“事实”，“描述、解释、贯穿”现代化情境下百年新闻事业发展。[19]第三，新闻个案史研究受到重视。既有报刊个案史著作有，又有报人研究著作。第四，新闻专题史研究成果丰硕。如广播电视史、少数民族新闻史、新闻传播学术史、评论史、广告史和新闻法制史等方面均有成果涌现。第五，地方新闻史著作不断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6年出版的《上海新闻史1850-1949》，全书11章83节，79万字，全面系统地介绍与评述1850至1949年上海新闻事业产生、发展与变化的历史，是一部有分量、有水平、有价值的地方新闻史专著。第六，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发展起来，渐成独立新闻史分支。1981年出版的《日本报业简史》，成为改革开放后大陆最早出版的外国新闻史著作。至1988年，大陆外国新闻史有四本著作问世，分别是《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世界新闻史大事记》、《七国新闻传播事业》、《世界新闻史纲》等。此后，外国新闻传播著作和教材纷纷出版。第七，新闻工具书出版增多。为了方便展示，详见下表：
在恢复展开阶段，新闻传播史研究者立足当下，呼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开展了新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1987年，“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成立，先后出版了《中国的广播节目》《中国的广播电台》《中国的电视台》《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梅益谈广播电视》。1988年，“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编辑部成立，开始编撰《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系列丛书；同年《中国军队报刊简史（1927-1987）》、《中国中央电视台30年：1958-1988》先后出版。1992年，方汉奇等主编出版《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同年张涛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1993年，艾知生和刘习良主编出版《中国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十四年——广播电影电视卷》。1994年，童兵出版著作《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1997年，钟沛璋主编出版了《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1998年，杨伟光等主编出版了《中国中央电视台30年：1958-1998》。
反思创新：
2000-2012年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      
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第三阶段是2000-2012年的反思创新阶段。进入21世纪后，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该阶段，中国经济在持续稳定发展基础上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各项指标在世界排名中不断攀升，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势头迅猛，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传统媒体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媒体集团不断转型升级，媒体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据《中国新闻年鉴2001》统计，2000年全国各级报纸出版种数为2007种，平均期印数17913.52万份；全国期刊出版总计8725种，平均期印数21544万册。而据《中国新闻年鉴2012》，全国报纸出版总量2011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928种，平均期印数21517.05万份；而全国共出版期刊9849种，平均期印数16880万册。截止2012年5月，全国共有传统广播电视播出机构2594座，其中广播电台184座，电视台197座，教育电视台43座，广播电视台2170座（含县级广播电视台1992座）。[20]虽然传统的媒体在宏观调控下无大变化，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则锐不可挡，新旧媒体不断融合发展，影响力越来越大。2000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新闻管理局成立，标志着网络传播管理体系初步形成。根据《第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截至2000年6月底，中国上网计算机数为650万台，上网用户人数1690 万。而8年后，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增至2.53亿，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到了2012年6月底，根据《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数量更是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
在新闻事业迅猛发展中，新闻教育及其学术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也在反思中不断创新，数量和质量得到了全面地提升。数量上，在《四个阶段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四个阶段平均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中，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书籍出版数量达867种，平均每年为66.69种；在《四个阶段新闻史研究期刊文章数量》《四个阶段新闻史平均文章数量》中，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文章发表4379篇，平均每年336.85篇，均是历史新高。质量上，则是通过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者的不断反思，不断创新，精益求精，写出了许多精品力作。
世纪之交，新闻传播史研究者抱着对历史负责任的精神从理论自觉的角度回望百年历史，对新闻传播学科发展进行世纪回顾的术史反思。2000年，丁淦林在《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一文中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表现在：研究队伍壮大了，成立了专业研究机构和团体；学术阵地扩大，学术研讨活动增多；成果丰硕，展示了学科风貌。他主张：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新闻史学科应该同其他学科一样，乃至同我国的各行各业一样，认真总结过去，积极开拓未来。[21]他希望研究者要做填平补齐的工作，学科内涵应该扩容，研究要细化深化，要将中国新闻传播史置于国际背景多中来研究，改进研究方法。同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召开了以“世界新闻传播100年”为主体的学术研讨会。与会的90余名学者递交了73篇格局特色的论文，从宏观角度总结了过去100年全国新闻传播的轨迹、特点和规律，分析了中国“入世”对中国新闻业的挑战和新闻改革的应对策略。会后出版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文集。2001年，《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之《新闻史学史卷》《理论新闻学卷》《应用新闻学卷》《传播学卷》《宣传学和舆论学卷》《台湾新的传播事业卷》等六卷本丛书陆续出版。这是十几位作者三年多时间的研究成果，是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共同心血，展示了100多年来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勾画了它们未来发展的基本轮廓。尤其，《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全面系统总结、评价了关于100多年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包括：新闻史发展的分期，各时期新闻史的研究特点、各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代表性的新闻史学者及其成就、贡献和影响，他们的局限、不足和阙失等。读者从中可以了解百年来我国新闻史发展演变的基本历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新闻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作者总结认为：20世纪这100年来，中国历史新闻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偶然、分散研究，到专人专职研究；从单篇文章描述历史过程，到系统经验总结，到探索新闻规律的变化、发展，说明了新闻史已成为一门科学，已成为武装新闻工作者精神文明的传统力量，也是说明现在、启示未来的智慧所在。[22]作者指出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不足，如某些研究方向，“重复建设”比较厉害；一些研究者的学术功力不够；比较忽视史学规范；也给未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指明了方向，要继续开拓研究新领域；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提倡中外比较新闻史的研究；发挥学术团体的作用等。此后陆续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2002）《聚焦与扫描：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2005）、《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2005）等。
2007年开始，新闻传播史研究者不断探讨新的新闻史研究路径与创新思路，在观点交流和碰撞中，新闻传播史研究在反思中取得发展。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大学》共同组织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于该刊第1期刊登了一组稿件，包括丁淦林的《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 》、吴文虎的《本体迷失和边缘越位——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误区》、李彬的《“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黄瑚的《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黄旦的《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 》等五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存在和问题和创新的体例、视野和方法。如丁淦林认为：1956年所确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范式，盛行于20世纪50至70年代， 影响至今。我们需要在这个范式的基础上，调整治史思想、转换研究视角、改进研究方法， 同时重新划分历史时期，充实研究内容，从而创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吴文虎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出现革命史化的问题，造成了非本体的边缘越位和本体的薄弱以至迷失，应以历史本体论作为导向，注重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认真而细致地进行反思和探究。李彬提出，为了摆脱新闻史研究的尴尬处境，可以借鉴“新史学”的路径，探求一种“新新闻史”。黄瑚则以新闻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诉求相结合为研究视角，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进行了阐释。黄旦在论文主张：以报刊为合法性主体的历史，才是真正称得上报刊史。当下我国报刊史研究的问题，乃在于忽视了主体性问题，从而报刊的历史成了历史的报刊。该组文章在社会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引起同行专家的极大关注和反响。《新闻大学》2007年第2期发表了张昆文章《新闻传播史体系的三维空间》，主张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必须建构起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和新闻传播观念彼此交融的统一的三维历史空间。《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发表了方汉奇的访谈稿《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 》。他认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都出现过对过去新闻史研究范式进行的反思和批判。但是，目前的反思，与前面几个回合不完全一样；不是在原地盘旋，而是螺旋式上升。这种反思，是在新闻史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产生的，目的是推动新闻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他希望大家多花一点力气改做基础性的工作，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打深井，意味着开掘要深，要达到前人没有达到的深度，要有重要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多做个案研究，指的是要重视报刊原件、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工作，加强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报刊的报人的个案研究。[23] 《新闻大学》2007年第4期有发表了宁树藩的《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强化“本体意识”的历史回顾》、吴廷俊等撰写的《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程曼丽的《也谈新史学:关于新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新闻大学》共同组织了一年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体例、视野和方法笔谈，他们认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在视野、立足点、治学风气和态度等诸方面确实存在很多不足，但是现在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讨论, 并不是因为中国新闻史研究不行, 而是希望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在现有很好的基础上，有一个新的飞跃， 有一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正因如此，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2008年《国际新闻界》第4期也专门组织了“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专栏进行笔谈，如刊登了王润泽的《专业化：新闻史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的思考 》等5篇文章。2009年《国际新闻界》第4期组织了“海外学者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期话题”，邀请李金铨、潘家庆、夏春祥、叶韦君、魏定熙等海外新闻史研究专家撰文笔谈。
正是在这种学术自觉反思和思想交锋中，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迎来了一个创新发展的局面，新闻传播史研究新意迭出、精品频现，创新性学术成果累累，具体表现在：第一，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理论创新。新闻史学者力求拜托革命范式的羁绊，积极探求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新范式，并付之书写尝试，不断推出富有新意的代表作。如“新闻本体”范式，黄瑚的著作《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2001、2009）；如“新新闻史”范式，李彬的著作《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15》（2007、2008、2009）；如媒介生态范式，吴廷俊的著作《中国新闻史新修》（2008）；“媒介社会学”范式，陈昌凤的著作《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社会学的视角》（2007、2009）；“现代化”范式，王润泽的著作《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2010）等。在理论创新的追求下，新闻传播史研究者建议积极借鉴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思路和视角关照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断撰文阐明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如李彬主张，“文明与现代”才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的内在逻辑”，中国新闻史研究，应当超越“传统与现代”思路，开拓“文明与现代”的思路。樊亚平则主张从职业认同角度深化新闻人作研究。姜红则指出，新闻史书写要超越进化论。唐海江则认为，政治文化视角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阶级分析视角、本体视角、现代化视角的某些缺陷。吴果中认为，新闻史研究应引入社会文化史视角。[24]王润泽则以新闻专业化、本体化的视角重新规划写作的一本关于1949年以前中国新闻业的著作《中国新闻媒介史（1949年前）》（2011）。研究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引入不同学术流派思路，丰富了传统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内容和范式，使它风格、体例、话语越趋多元。
第二，不断创新开拓新闻传播史研究领域。在传统框架下，新闻传播史标志性研究成果仍然不断出版，如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中下）》（2000）、《大公报百年史》（2002）、《中国新闻事业图史》（2006）、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图史》（2001）、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2000年，2004年）、白润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通史》（2009）、刘家林的《中国新闻史》（2012）等。但是，随着国际化浪潮中大断涌入中国和中国新闻学术界对外交流的扩大和越来越多具有国际视野的年轻学者（博士）的加盟，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领域在原来通史、断代史、地方史、各类专史的研究继续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拓展。如外国新闻传播史教材体系日臻完善，研究著作不断问世。2000年《外国新闻传播史》人大版教材出版。此后《外国新闻史教程》（2001）、《世界新闻传播史》（2002）、《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2004）、《外国新闻传播史》（2004）、《外国新闻史》（2005）、《全球新闻传播史》（2005）、《外国新闻传播业史稿》（2006）、《外国新闻传播史论》（2008）、《外国新闻传播史纲要》（2008）、《外国新闻传播史教程》（2012）等相继问世；且出现了中外新闻史融合之势，如《中外新闻传播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外新闻传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等。优秀的外国新闻传播史著作不断译介进入中国，如《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2001）、《现代传媒史》（2004），《西方媒介史》（2005）、《英国新闻史》（2005）、《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2009）、《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2010）等。再如海外华文报刊史，《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第一卷于2003年出版后，至2011年已连续出版五卷，著作则先后出版了《东南亚华文报纸研究》（2005）、《菲律宾华文报史稿》（2006）、《东南亚华文传媒研究》（2007）等。再如新闻传播史，2003年出版的《中国新闻教育史论》对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发展，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概括和总结，被誉为“一部填补空白的学术专著”。2006年出版的《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通过历史的纵向论述、中美关照式的横向研究，研究世界主流新闻教育的潮流在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新闻教育自身的演变、现状和发展，被誉为是“一项重要的开拓性成果”、“一部重视现实研究的学术专著”。前人较少涉足或未曾涉足的一些领域，也受到关注，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25]，如2004年出版的《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则是“第一次对中国对外新闻传播的历史进行了较为系统、较为全面、较为细致的研究”。同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被方汉奇认为：“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的专著，因而具有填补研究空白的意义”[26]。同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学术史》对中国新闻学的萌芽、建立与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将新闻学术史从新闻思想史、新闻事业史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2005年出版的《西藏新闻传播史》则成为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研究西藏地方新闻事业历史的著述。所展示的，是从原始文明时代至公元2000年的漫长时期内，发生在西藏地区的新闻传播现象，及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和规律。2005年出版的《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是第一部全面介绍网络媒体在中国诞生发展历史进程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网络媒体在第一个十年中出现的与理论和实践有关的众多问题的专著。2006年出版的《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成为第一部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中国新闻法制发展轨迹的专著。同年出版的《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则是第一部全面研究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历史特别是在华俄文报刊历史的专著。2007年出版的《中国公共关系史》分八个阶段描述三十年中国公共关系的发展，成为中国第一部公共关系史。2010年出版的《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则成为国内唯一一部当代新闻传播通史，填补了中国当代新闻史的空白。2011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全面系统地论述了1978-2008年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变化，采用了“史记体”的写法，各章基本按照概述、大事年表、发展轨迹、媒体个案、典型个人、经验教训六个方面进行记述和论述。这是继《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之后关于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又一力作。201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六卷本）在对中国近代图像出版资料、数据进行挖掘、采集的基础上，选取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图像及图像新闻二千余幅来做文本分析和个案研究，揭示了近代图像由单纯的描摹到“事实画”、再到“报刊图像”的演进过程，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出版及至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风貌。这就使得中国新闻出版史研究中长期被忽略的另一条主线得到凸显，很大程度上补充和丰富了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
第三，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方法创新。此前，新闻传播史研究者基本上是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力求将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当时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还历史本来面目。随着“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笔谈的影响，方法论层面认识上的提升，和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知识的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包括博士生）开始突破传统的、较为单一的新闻史研究方法。过去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史料为依据，作逻辑上、理论上的综合分析，而新的研究方法则更为丰富多样，包括量化统计法、内容分析、访谈法、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方法的运用，使新闻史的资料收集、整理、研究过程更加系统、严谨、规范，结论也更加令人信服。[27]在世界方兴未艾的口述历史潮流影响下，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积极运用口述历史方法，不断获得新的研究成果。2010年，《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获得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助，成为第一个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国新闻史口述历史项目。2012年，《中国当代新闻界人物的口述史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资助，极大地鼓励了新闻口述历史研究的发展，促进了一批成果的涌现。
第四，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新史料不断得到开掘。民国新闻史料发掘和整理工作受到重视。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整理，得到了重视，一批民国新闻史料汇编得到出版，如《徐宝璜新闻学论集》（2008）、《邵飘萍新闻学论集》（2008）、《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2010）、《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汇编（全16册）》(2011)、《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藏稀见民国史料汇编（全29册）》（2012）等，一批新闻译作陆续得到翻译出版如白瑞华的《中国报纸（1800-1912）》（2011年）、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2011）等。地方新闻史志无不以新史料为基础进行地区新闻史书写，如上海、天津、重庆、西藏、四川、云南、福建、新疆、浙江、甘肃、台湾等省、市、自治区以及武汉、深圳、石家庄、杭州、桂林、厦门、宁波、闽南等城市与地区的新闻史研究。[28]许多新闻传播专题史著作充分重视发掘新史料并撰写出创新力作，如《中国经济新闻史》（2008）、《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2009）、《中国军事电视宣传史》（2009）、《中国石油新闻史》（2009）、《中国近代体育新闻传播史论（1840-1949）》（2010）、《维新派新闻思想研究》（2010）、《汉口<大刚报>史研究》（2012）等。
繁荣发展：
2013至今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           
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第四阶段是2013至今的繁荣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传播技术、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和受众对象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加快体制机制、政策措施、人才技术、流程管理等方面的融合步伐，在建立融合传播矩阵和打造融合产品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7.72亿，普及率为55.8%，比全球平均水平（51.7%）高出4.1个百分点，比亚洲平均水平（46.7%）高出9.1个百分点。手机网民规模达到7.53亿，占网民总规模的97.5%。网络新闻用户规模在2017年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网络新闻用户达到6.47亿，网民使用比例为83.8%，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到6.20亿。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为代表的移动终端的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网络新闻应用已成为中国网民了解国内国际动态、国家政策、社会文化、生活服务等信息的重要平台。2018年，我国在5G、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技术、虚拟现实、超级计算等领域发展势头向好，开拓网络强国建设新局面。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9年2月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数量为8.29亿，其中手机网民占比高达98.6%，互联网普及率达59.6%，较2017年底的统计增加3.8%，全年新增网民5653万。媒体融合发展从相加阶段已经迈向相融阶段，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使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进而推动媒体融合的发展和全媒体传播格局的构建。
在新时代，党中央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项重要部署。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全面部署。他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9]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过程中，中国特色新闻学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作为新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新闻传播史研究也不断繁荣发展。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向纵深推进，研究范式和方法不断创新，新的研究领域不断被开拓，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得到了提升，新闻传播史学科不断繁荣发展。数量上，该阶段在《四个阶段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表》《四个阶段平均新闻传播史书籍数量表》中，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书籍是485种，平均数字为80.83种。同样，在《四个阶段新闻史研究期刊文章数量表》《四个阶段新闻史平均文章数量表》中，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文章为3251篇，平均每年464.43篇。这两个数据均为历史最高纪录。
该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繁荣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新闻传播史研究更加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高度重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现阶段国家社科基金中层次最高、资助力度最大、权威性最强的项目类别。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招标评审中，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倪延年申报的《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获准立项，成为第一项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资助的新闻传播史课题。此后，至今每年都有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资助，分别是：韩丛耀主持的《中国新闻传播技术史》（2014）、王润泽主持的《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2015）、《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的历史经验研究》（2015）、蒋建国的多卷本《中国报刊阅读史》（2016）、王天根主持的《不列颠图书馆藏中国近代珍稀文献辑录、校勘并考释》（2016）、王春泉主持的《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史》（2017）、赵建国主持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史料收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1949—1966）》（2018）、张晓峰的《海峡两岸新闻交流三十年史料整理、汇编与研究》（2018）等，从目前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的数量和级别看，说明目前新闻传播史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高度重视，持续繁荣发展。
第二，新闻传播的史料整理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呈现出蓬勃兴起态势。2015年7月，在盛大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30]在此精神鼓舞下，抗战新闻史料整理成果不断涌现。赵玉明等整理出版了《日本侵华广播史料选编》（2015）、《新修地方志早期广播史料汇编（上下）》（2016）、《中国抗战广播史料选编》（2017）等。《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论文汇编（全34册）》（2014）、《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续编（全32册）》（2017）、《民国时期新闻史料三编（全26册）》（2018）。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新闻传播史料项目，除前面提到的四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还有《二战后日本战犯审判新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2014）、《中国近代报刊阅读史及其史料库建设（1815-1919）》（2015）、《中国近代报刊阅读史及其史料库建设（1815-1919）》（2015）、《20世纪中国播音史史料学研究》（2015）、《中国新闻史史料学建设研究》（2015）等。随着上述新闻传播史料整理课题的完成，将会涌现更多研究成果。
第三，新闻传播史的精品力作不断涌现。2013年以来，在传统框架的新闻通史、断代史类著作不断问世之外，新闻传播专题史研究领域，如报人报刊个案史、新闻思想史、新闻学术史、新闻传播教育史、少数民族新闻史、外人在华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传播史、新闻事业图史、新闻文学史、新闻制度史、报刊发行史、媒体经营管理史、体育新闻史、经济新闻史、租界新闻事业史等不断创新拓展.研究者采用新理论、新视角、新方法出版了一批选题新颖，视角独特、富有新意的具有代表性著作。如《中国报业制度变迁研究》（2013）、《中国广告学术史论》（2013）、《美国在华早期新闻传播史（1827-1872）》（2013）、《中国公共关系史》（2014）、《当代中国传媒史（1978-2010）》（2014）、《蜜蜂华报研究》（简体字版，2014）、《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汉报>（1896-1900）研究》（2014）、《半殖民主义语境中的“断裂”报格：北方小型报先驱<实报>与报人管翼贤》（2014）、《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增订本，2015）、《中国近代报业的起点》（2015）、《古典心灵的现实转向：晚清报刊阅读史》（2015）、《中国网络媒体20年(1994—2014)》（2016）、《新记<大公报>再研究》（2016）、《现代新闻观念的兴起》（2016）、《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2017）、《左图右史与画中有话：中国近现代画报研究（1874-1949）》（2017）、《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2017）、《当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2017）、《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2018）、《中国电视史：1958-2008》（2018）、《中国近现代漫画新闻史（上下）》（2108）等。其中，《中国报纸创刊号图史（全8卷）》（2013）、《中国新闻传媒人物志（全10卷）》（2014）、《中国新闻法制通史（全6卷）》（2015）、《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中下）》（第二版，2018）《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1919～1949（全10卷）》（2018）、《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上中下）》（2018）、《中国名记者》丛书（2014至今）等均为百万字以上的大部头新闻传播鸿篇巨制。
除此之外，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也取得突破发展。2015年，陈力丹和赵永华等人共同重新编写《外国新闻传播史》。他还领衔主持了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欧洲五国新闻史研究”，现已出版《英国新闻传播史》（陈力丹、董晨宇）、《法国新闻传播史》（陈继静）、《德国新闻传播史》（吴璟薇）、《葡萄牙新闻传播史》（李菁），已有68个国家的新闻传播史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单国新闻传播史论著的研究亦开始提上日程。[31]国外优秀的新闻传播史著作北段北译介，如维拉德·布莱雅《美国新闻事业史》（2014）、麦克卢汉《谷登堡星汉璀璨 印刷文明的诞生》（2014）、阿芒·马特拉《全球传播的起源》（2015）、汤姆·斯丹迪奇《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2015）等。
第四，中国新闻传播史著述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大增。2013年12月，《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英文版）10 卷本已经由新加坡Enrich Professional Publishing出版发售，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走向海外的重要步骤，是第一批向海外介绍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经典文献，标志着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著作率先进入国际学术殿堂；同年，郭镇之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发表的论文“A Chronicle of Private Radio in Shanghai”被收入Routledge主编的文集；何扬鸣的论文“Hangzhou, The Origins Of The World Press And Journalism”在Journalism Studies发表，挑战报刊印刷起源于德国之说，将宋代报刊历史的研究打向国际学术界。2016年，英国学刊Interactions: Studiesin Communication & Culture刊出“中国媒介史研究专辑”，发表了世界各国的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报刊、广播、电视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成果。2017年4月，赵永华专著《在华俄文新闻传播活动史（1898-1956）》（俄文版）由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社出版，成为俄罗斯第一本关于在华俄文报刊历史的专著。2018年5月，赵云泽和孙萍合著的A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一书在国际著名出版商劳特利奇出版社正式出版，全球发行。这是该社100多年以来第一次出版中国新闻传播史著作。同年6月，韩丛耀出版的《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6卷本）已由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翻译出版。
回顾与展望       
历史是一面镜子，是人类最好的老师。站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关口，回顾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研究历史，虽然我们发现还存在许多值得改进之处，如理论思维不足、问题意识差、研究的重复建设、学术功力差、史学基础薄、史识判断能力低、学术规范不强等，但是中国的新闻传播史研究硕果累累，取得了历史以来最大的成就，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思想不断解放，视野不断拓展，范式不断更新，内容不断丰富，方法不断创新，成果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升，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并表现出五个较为明显的发展趋势。
第一，新闻传播史研究日益推动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地位不断提升。1985年，新闻史是历史的一门科学成为新闻史研究者的普遍共识，从而确定了新闻传播史的学科属性。国家科委1987年年度统计年报工作文件中，把新闻学正式列为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15个学科项目之一，居第11位，并标明新闻学科包括中国新闻事业史、国外新闻事业史等11方面，不仅从制度上结束了“新闻无学”的局面[32]，而且新闻史作为新闻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1989年，习近平强调，“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很密切。”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学列入文学门下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规定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一级学科，包括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新闻事业经营管理、广播与电视、传播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其他学科等二级学科。同年，方汉奇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文学评议组成员。1997年，我国第二次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文学门类增设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第一次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认同，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单列，新闻传播学的独立性得到了国家认可。[33]2004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将“新闻学”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九大学科之一。2016年，新闻学成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九大学科之一。习近平强调，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34]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地位的不断提升，是所有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新闻传播史研究则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地位的提升发挥了基础性的支撑作用。随着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繁荣发展，势必加快中国特色新闻学及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蓬勃兴旺。
第二，新闻传播史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推动着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向前发展。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新闻传播史研究课题课追溯到1986年的重点课题《新闻事业与现代化》。1987年，《台湾新闻事业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项。1988年，《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1986-2018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的新闻传播史变化情况见下图：
根据《1986-2018新闻传播史国家课题立项数》，除1989、1993、1994、1995、1996、1997、1999年等7个年份为零外，其他年份均有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新闻传播史课题，总共获得216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1949-1977年曲折前行阶段为0项，1978-1999年恢复展开阶段为9项，2000-2012年反思创新阶段为97项，2013年繁荣发展阶段为110项，而对应的每个阶段的平均值为0项、0.64项、7.46项、18.33项。可见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新闻传播史研究整体呈上升趋势，且随着中国特色新闻学作为支撑作用的学科，立项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新闻传播史研究课题会越来越多，级别会越来越高。
第三，新闻传播史获奖著作越来越多，不断提升其学术的社会影响力。1983年，《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获得第一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1992年，《中国编辑史》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1994年，《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先后获得1995年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6年国家教委优秀社科论著二等奖、1997年上海市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同年，《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获得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1997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996年，《上海新闻史》获得上海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特等奖。1997年，《中国新闻事业简史》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同年，《新记（大公报）史稿》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1998年，《中国新闻评论发展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年，《<蜜蜂华报>研究》获得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2003年，《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获得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记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获得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7年，《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获得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一等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获得优秀奖。2010年，《蜕变的尴尬——对百年中国现代化与报刊话语嬗演关系的研究》获得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西藏新闻传播史》《中国传播思想史》（全四卷）获得三等奖。2013年，教育部第六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新闻传播史著作大放异彩。在获得二等奖的五本著作中，有三本是新闻传播史著作，它们分别是《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中国近代报刊史探索》，而《广东报业竞争三十年》则获得三等奖。2017年，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获奖成果颁奖中，《大众传媒与政治变迁——聚焦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获得“优秀奖”，《中国新闻学的筚路蓝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获得“青年奖”。在中国新闻史学会颁发的“新闻传播学会奖”中，专门设立“方汉奇奖”以奖励新闻传播史研究成果，已有数十种著述获奖。在全国各省的哲学社会人文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中，每年也有相当数量的新闻传播史著作获奖。随着新闻传播史获奖著述的增多，其学术的社会影响力得到了不断提升，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社会反响。
第四，新闻传播史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能力大为增强。据方汉奇回忆，1952年，院校调整之后，全国仅有他和曹亨闻两人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和研究。1954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设立新闻班，聘请苏联专家主讲“苏共报刊史”课程，组建了由丁树奇、李龙牧、刘爱芝、黄河四位教师和助教陈业劭构成的报刊史研究队伍。1955年宁树藩调入、丁淦林留校复旦大学新闻系，从事新闻史教学和研究工作。1957年，李龙牧、丁树奇去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刘爱芝、黄河、陈业劭则加盟了人大新闻系。1958年，傅显明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留学归来，到人大新闻系从事新闻史教学和研究工作。1960年，张之华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新闻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另外，老燕京大学的张隆栋开始学俄语，翻译苏共中央报刊史，中美建交后则开始翻译美国新闻史。这是曲折前行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队伍的基本情况。1978年，新闻传播史研究队伍恢复后逐渐扩大，并开始招收新闻史硕士研究生。至1985年，形成了全国不下150人的新闻史研究者队伍，并开始培养新闻传播学博士生。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方向博士生尹韵公和郭镇之分别撰写博士论文《明代的新闻传播事业》《中国电视史稿》，答辩顺利通过获得博士学位。随着博士生的培养，新闻传播史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具体变化情况见下图《1988-2018年新闻传播史博士学位论文数量》。
虽然不能完全说撰写了新闻传播史博士学位论文的博士生就等同于新闻传播史研究者，但最起码期可以说明他们经受过新闻传播史的训练或一段时内从事过新闻传播史研究，且大部分人迈向了新闻传播史研究道路，逐渐成为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生命军。从《1988-2018年新闻传播史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图中，撰写新闻传播史博士学位论文的博士生总体呈上升趋势。根据对各设有新闻传播专业博士点主要院校的数据库进行的搜集，结合2016-2018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和中国知网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提供的参考，笔者不完全统计出从1988-2018年，新闻传播史博士学位论文总数为364篇，其中1949-1977年曲折前行阶段为0，在1978-1999年恢复展开（实际是1988-1999年）20篇，2000-2012年反思创新阶段164篇，2013年至今繁荣发展阶段180篇，每个阶段平均数为0、1.67篇、12.62篇、30篇。这些新闻传播史方向博士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学术训练，具有较深厚的理论素养、学术根基和科研能力，能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和记述新闻历史，有助于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新闻传播史精品力作。
第五，不断加强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学术交流和合作，中国新闻史学会积极发挥新闻传播史研究团体的组织服务作用。1989年4月3日，由方汉奇、宁树藩等学者提议设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获得民政部批准成立。1992年6月11日，举行成立大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新闻传播学方向唯一一家以研究中外新闻传播历史与现状的单位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全国性一级学术团体。这标志着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进入到一个科学的、有序的、成熟的史学研究局面。中国新闻史学会积极召开新闻传播史学术会议，制订新闻传播史和相关领域的科研课题或计划，组织新闻传播史和相关学科的培训工作，举办新闻传播历史与现状展览和相关纪念活动，出版发行新闻传播学刊《新闻春秋》，协助其他出版机构对新闻传播学著作的出版与发行，收集、整理和保存相关资料，评选和奖励优秀新闻传播史研究成果，开展新闻传播史中外学术界交流活动。学会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于1995年起联合举办“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5月11日至13日，召开“中国新闻史学会换届暨98新闻史学术研讨会”，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会员由207人增加到396人，团体会员有45个，并吸收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新加坡等国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学者为名誉会员。[35]
2008年10月，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成立，成为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一个二级分会。11月，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成立。赵玉明会长高度评价了该会成立的意义，“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主要的工作重心和研究领域较多地放在了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研究上，而外国新闻史分会的成立，将使我会中外并举、两翼齐飞，大大的拓展了史学会涉及的研究内容和领域，这将使我们的学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团结全国从事中外新闻传播史教研人员的国家一级社团。”[36] 此后，网络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传媒史研究委员会先后成立。2014年，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成立后，二级分会成立数量增多，先后成立有：编辑出版史研究委员会、广告与传媒发展史研究委会、公共关系史研究委员会、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委员会、视听传播研究委员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委员会、传播学研究委员会、媒介法规与伦理研究委员会、应用新闻传播学研究委员会、全球传播与公共外交研究委员会、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委员会、党报党刊研究委员会、符号传播学研究委员会、计算传播学研究委员会、地方新闻史研究委员会、博物馆与史志传播研究委员会等，目前中国新闻史学会共拥有22个二级分会，几乎涵盖了新闻传播所有领域，联络、团结了全国新闻传播史专家，推动新闻传播史研究，促进新闻传播学的发展。
中国新闻史学会学术年会也逐渐成为中外新闻传播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2017年8月，中国新闻史学会学术年会在郑州召开，这是首次联合所有二级学会举办的学术大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欧美的100多所大学1300位学者专家参加了学会成立25年来规模最大的年会。2018年10月25日，亚太新闻传播学会联盟（Asian-Pacific Communication Alliance，APCA）在清华大学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当选为首届主席所在单位。来自16个国家的20个新闻与传播学学会会长、理事代表40人表决产生了首届执委会。10月26-28日，中国新闻史学会2018年学术年会在杭州召开。美国南加州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雪城大学、伊利诺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海内外高校的著名教授，和来自亚太地区16个国家新闻传播学会的会长等，近千名学者齐聚一堂，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使国际化程度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总之，展望未来，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者始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坚持大历史观，胸怀天下，立足当下，理论联系实际；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整理新闻传播史料，打好深井，做好个案研究，强化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本体意识；采用多元视角，改进研究方法，确立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总体目标，推进整体新闻传播史研究；放开眼界，沟通中外，增强国际交流合作，探索新闻传播史研究未来方向，提升中国的新闻史研究整体水平。

[1]林德海主编：《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 1903-1987》，新华社出版社1990年版。
[2]方汉奇著：《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3]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一）》，《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1期，第39页。
[4]赵战花：《中国新闻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2018年。
[5]蒙文通:《治学杂语》，《蒙文通学记》（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页。
[6]方汉奇：《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新闻战线》2009年第10期，第1页。
[7]徐培汀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
[8]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第28页。
[9]王晓梅：《反思与重构:对中国新闻史研究和书写的一种观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9期，第83页。
[10]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一）》，《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1期，第40页。
[11]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简史讲义》（初稿），北京大学中文系印刷，1973年，第81页。
[12]方汉奇：《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新闻事业》，见《方汉奇文集》（增订版）下册，清华大学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27页。
[13]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一百年》，《方汉奇文集》（增订版）下册，清华大学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11-526页。
[14]丁淦林著：《丁淦林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15]邓绍根等：《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新闻春秋》2019年第1期，第5页。
[16]方汉奇：《方汉奇文集》（增订版）上册，清华大学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页。
[17]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一百年（1917-2016）》，载于《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20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7页。
[18]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二），《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2期，第32页。
[19]王晓梅：《反思与重构:对中国新闻史研究和书写的一种观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9期，第88页。
[20]本社著：《中国新闻年鉴2012》，中国新闻年鉴社,2012年，第637-638页。
[21]丁淦林著：《丁淦林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页。
[22]徐培汀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54页。
[23]方汉奇、曹立新：《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第4页。
[24]邓绍根：《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中国的新闻史研究历史、现状与未来》，《新闻与写作》2015年第10期，第11页。
[25]程曼丽：《中国新闻史研究：60年回眸》，《社会科学报》2009-10-8。 
[26]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前言第3页。
[27]程曼丽：《中国新闻史研究：60年回眸》，《社会科学报》2009-10-8。 
[28]吴廷俊、李秀云：《百尺竿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十年（2004-2014）述评》，《新闻春秋》2015年第1期，第5页。
[29]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8页。
[30]《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7/31/c_1116107416.htm
 [31]陈力丹：《关于世界单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全球传媒学刊》2016年第1期，第24页。
[32]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13页。
[33]邓绍根等：《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新闻春秋》2019年第1期，第10页。
[34]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5页。
[35]贾亦凡，汪幼海：《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国新闻史学会换届暨98新闻史学术研讨会综述》，《新闻记者》1998年第7期，第39-40页。
[36]赵玉明著：《赵玉明文集》第三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年，第236-237页。
【本文作者邓绍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联席秘书长】
该文发表于《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9月第5期，略有删改。
本期编辑：丁丽琼、罗诗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