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邓晓芒，祖籍湖南耒阳，1948年4月出生在东北，在长沙长大。其妹残雪，被称为“中国的卡夫卡”，2019年入围诺贝尔文学奖。邓晓芒初中毕业后自愿去农村10年（1964—1974年）（江永六年、耒阳三年、浏阳东乡一年），后返城（长沙）当土工和搬运工5年；1979年以初中学历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师从陈修斋和杨祖陶；1982年留校任教，是当时“武大名师”之一。目前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是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泰斗，易中天称其为“中国的康德”。下文摘选自邓晓芒《一个“右派崽子”的“革命”经历》。

邓晓芒
1964年9月，我和三千多名主动报名的长沙知识青年（绝大部分是应届的初、高中毕业生）一起下放到了千里之外与广西交界的江永县。我们班唯一一个与我一起去江永的是我的好朋友刘培沛，外号叫“刘备”。这大约是“文革”前全国首次大规模的集体知青下放，据说周总理都很关心。上面说，我们从下放农村的第一天起就算是参加革命了，以后填起表来就可以写“1964年9月16日参加革命”。
江永位于都庞岭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风景的确秀丽。但这里的人好像属于另一个人种，个子特别矮，平均只有一米五左右，而且老人一般都比年轻人高。后来知道这是三年大饥荒留下的后遗症，现在的年轻人正是当时的小孩子，那几年能保住条命就不错了，根本没有长个。我们长沙市三中和四中共六十余名男女知青插队在白水公社的三个大队，分成一些知青小组，每个生产队一组，作为队上的一户。刘备在第一知青组，我和喻力、黄树成、董颖秀、姜慧云、曹明宪六个人是第二知青组，住在二队的一栋公房。楼下是厅屋、厨房和杂屋间，楼上是一边一大间卧室，男女各一边。黄树成年龄最小（不满16岁），但家庭出身最好，所以成了我们的小组长。我们每人发了两块床板，拼起来成一张床，两条长凳（用来架床板），一张稻草编的垫子。我把床单铺在上面，再放上我带来的四斤小棉被，心想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家”了。长沙市派下来的带队干部是七中的杨校长，那时约四十来岁，据说也是犯过错误的，要陪我们生活、劳动一年，他就住在我们这个六人知青小组。开始我还挺高兴的，但后来发现这绝不是什么好事。杨校长管我们的生活有一条原则，叫做“细水长流”。第一年国家拨给我们每人每月35斤大米，再以后就让我们自立，杨校长就叫我们每月节约5斤，只准吃30斤，即早上三两，中午四两，晚上三两。那时我们十六、七岁，进行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又没有什么油水，每顿至少需要半斤才勉强能过，那一年直饿得我们两眼发绿，见东西就要吃。家里有钱寄来的就去小卖部买饼干和炒花生吃，我家里没有钱寄，就去偷菜地里的生豆角充饥。有时农民看我们饿得可怜，也送给我们蒸熟了的红薯，那感觉就像是遇到救命恩人了。那是我生平第二次尝到长期饥饿的滋味，直到第二年杨校长调回长沙才结束，那时我们开始吃我们自己从生产队分的稻谷了。
由于是集体插队，我们干的是农民的活，但感觉上仍然像是在学校里一样，每天都要学习毛主席语录，轮流谈心得体会，每周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互相提意见。还经常要到大队部和公社去听上面来人给知青作报告，有公社干部，还有县里、专区甚至省里的官员。据说上面对我们这批知青非常重视，周总理说过要“省省有江永”。北京的某个电影制片厂还来组织我们拍过一次“纪录片”，其实就是要我们演一回戏，折腾了好几天，队里工分照记。我们虽然觉得拍电影很虚假，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那样的，但却感到十分荣耀。在1999年江永知青下放三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曾和我同在一组的喻力和其他一些老知青回到江永寻梦，对我们原来知青点的旧房子拍了一盘录相带，居然在厅堂里拍到了我当年用粉笔写在正面墙上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四个大字，以及用毛笔抄在白纸上贴在板壁上的大半张“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字迹都清晰可见（那房子在我们离开后一直没有人住，所以各种痕迹还保存完好）。在农民眼里，我们不过是一批下放锻炼的干部，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只有十六、七岁，称呼我们都是“老邓”、“老黄”等等，后来接触多了，才慢慢改称外号，亲切地叫我“猫仔”，叫喻力“鸟仔”，叫黄树成“老鼠”（对女生不好起外号，就把“老”什么换成了“小”什么），但仍然相信我们过不多久就要“上调”去当官。农民心目中并没有什么“政治面貌”的概念，也不关心我们的出身成分，他们只看你做事是不是舍得出力，是不是躲奸，因为出集体工时你偷懒就意味着他要吃亏。我当时怀着一种急于“改造”自己，尽快成为“新型农民”的心情，干起活来十分拼命，但毕竟技术不行，总是落后于农民一截。我的潜在的优势是耐力较好，尤其是走长路挑担子，到后来我居然可以挑一百八十斤担子走十里路都不休息。我往往一开始让别人在前面冲，但由于我不休息，所以最先到家的总是我。如果是知青组出外砍柴，每次都是我到家后返身回去接其他人。有次生产队去五十多里外的广西麦岭府用稻谷换豆种，去时每人挑八十斤稻谷，回来挑五十豆子，来回一百一十里。全队的强劳力都去了，早上五点钟出发，晚上我和队上耐力最好的三仔最先到家，第二天好几个壮劳力都喊脚痛未出工，我却照样出工。这一回合使我获得了农民发自内心的尊重，他们都说看不出我还有这种能耐。后来队上有这类事，队长总是点我去。自此我相信一个人在社会上总要有一门突出的本事，才能立得住脚。
1965年，“四清”运动开始了，我们知青被当作四清的骨干力量，专门清理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贪污和“多吃多占”的问题。由于知青有文化，又不讲情面，所以清账和退赔这些事情，上面来的干部都要我们来做。记得当时生产队长王成德因为账目不清要退赔，我们在干部的带领下去他家的猪栏里抓他养的架子猪，他和他女人站在门边暗暗垂泪，我们都很同情他。但因为是“政治任务”，是没有价钱可讲的，我们只有私下里嘀咕说，成德不过是没有什么文化，其实是个好人。后来成德死活不肯再当队长，就把村里历来受排挤的外来户、年近60的李新友任命为队长了。现在想来，四清运动就像一场平均主义的闹剧，谁家生活过得好一点，谁家就是妒忌的对象，少数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却充当了运动的急先锋，得到重用。大队有一位外号叫“马虎”（意思是“脏”）的赤贫户，是个有名的懒汉，却被推举为“贫协”主席，还办了他的展览，把他家的烂棉絮烂蚊帐和大队干部的新家具丝绸被子放到一起对比，说是“新的两极分化”。运动最后以“分浮财”结束，就像土改斗地主一样。还有一个项目是“清思想”，主要是强调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听说蒋介石62年叫喊“反攻大陆”时，村里不少干部都搞了“双保险”，善待“四类分子”（指地、富、反、坏，这里农村落后，没有“右派”），指望将来变天了可以互相庇护。还说他们私藏了枪支准备接应，后来办了一个“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展览，把大队基干民兵的几支老套筒和“七九式”步枪算做阶级敌人的，还拿到省里去展览过。其实所谓“四类分子”都是些最老实巴交的农民，我们生产队的唯一一个“地主”（其实是地主的儿子）叫“德德”，整天都难得说话，说一句都是细声细气的，只是埋头做事，活做得漂亮，手又巧，手上不停地有东西在织着，不是一只篮子，就是一只鱼笱。听说后来“文革”时道县杀人风刮来，全家都被杀掉了。“四清”其实就是“文革”的预演，指导思想和观念都是一脉相承的。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了，江永县委派工作组来到知青点，说文化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动员我们每个人肃清自己心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上面把这场运动称之为“自觉革命”。我由于思想、劳动都表现积极，更由于我的“右派”出身比起其他许多知青来并不算最糟糕的（如有的父亲被镇压，有的父母都在台湾或美国），这时刚刚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但由于历来养成的一种思想自虐的习惯，我积极地投身于这场“自觉革命”的运动，沉痛地检讨自己的“私字一闪念”，带头向组织上交心、交日记。在我的带动下，好几个知青都在大会上公开对自己作了深刻检讨，有的还说得痛哭流涕，基本上每个人在挖思想根源时都涉及到了自己的家庭出身。我们一下子发现，原来我们其实都并不纯洁，而是灵魂深处肮脏得很，我们都是必须忏悔的有罪的人，而罪恶的根源都要追溯到家庭出身，思想改造的道路多么漫长啊！忏悔完以后，我们感到自己确实轻松了许多，也纯洁了许多。工作组还组织我们吃“忆苦餐”，以加深我们对贫下中农解放前的苦难的印象，强化我们这些非贫下中农的罪恶感。其实我私下里倒觉得这“忆苦餐”比起60年我们吃过的伙食来并不差，只是我不说而已。但请来给我们诉苦的贫农大娘却没有这一套顾虑，她说着说着就说走了嘴，说“最苦的还是60年……”，工作组的干部不得不打断她。这后来成了我们一个经典的笑话。然后就是运动的第二阶段，叫做“互相帮助”，也就是挑动我们互相斗争。知青大组的组长与工作组的干部策划于幕后，操纵一些人把火力集中于两三个历来不听话、不买账的知青，写他们的大字报，开他们的批判会，力图使他们就范，要么就把他们孤立起来，搞垮搞臭。但这种做法激起了一些知青的反感，那位姓赵的大组长没想到后来真正被孤立起来的是她自己。“自觉革命”进行了一个多月，结果是不了了之，草草收场，只是按照领导的意图把各个知青小组的人员又调整了一下，工作组的人就撤走了。据后来的猜想，这也许与中央文革下令撤走进驻北大等高校的工作组有关，只是江永县地处偏僻，消息传来几乎需要整整一个月时间，所以这边的动作比起大城市来慢了半拍。工作组的人走了后，我们都处于思想上的一片茫然的状态，因为经过“自觉革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坏，至少在别人眼中很坏，既然如此，将来的前途就不容乐观。我是打定主意在农村干一辈子的了，像我这么坚定的知青真正说来恐怕没有几个，但就连在我眼中，未来也不再是一片玫瑰色，而是布满了陷阱和险恶的乌云。
正当我们各个知青组弥漫着沉闷的情绪时，1966年8月底，有几个知青收到了家人或朋友从长沙寄来的书信，还有从街头抄来的大字报和油印传单，反映了当时在北京和各大城市文革的情况。当我们传看这些传单和书信时，那种内心的激动不亚于当年进步青年传播延安的消息。记得那一天下午，风闻北京寄来了一大捆传单，其中一位受到过毛主席接见的北京大学学生的来信在报告了北京文化大革命“造反”的热烈场景之外，还向我们提出了几个问题，诸如当地县委的条条框框多不多？是否压制不同意见？群众发动起来了没有？这封信如同在干柴堆中点起了一把火，大家的情绪一下子就爆炸了。我们纷纷自发地汇集到一队知青组的厅屋里，一边看一边议论：原来“文化革命”是这么回事！原来根本不是搞什么“自觉革命”，而是要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来“自觉革命”是江永县委的大阴谋，他们为了保自己，采取了“先发制人”的伎俩，挑起群众斗群众！这时的心情，就像拨开乌云见太阳，我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一时间觉得毛主席才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芋头、刘备等几位在“自觉革命”中挨过整的知青首先把议论的矛头指向了江永县委，几个月来的冤屈和压抑一下子全都找到了发泄的渠道。我那时的感觉，简直就像一场精神的“断奶”，也像是大梦初醒，尤其是芋头对上级领导的那种激烈的批判态度使我感到心灵的震撼。我觉得自己做“驯服工具”做得太久了，听听毛主席怎么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终于明白，什么叫“触及灵魂”？这就是触及灵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有私心杂念的靠边站！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厅屋里的毛主席像下庄严宣誓：“我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并宣布成立“红卫兵”，自制了“红卫兵”袖章，还写出了我们的第一份质问江永县委的大字报，十几个人连夜步行十里路去县城“造反”。当时县里正在开知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代表大会，我们排着队、唱着歌、喊着口号来到会场门口，被人拦住了，争执之间，县委谢书记出来了，他同意将我们的发言和宣读大字报作为会议的最后一个议程。这时我们中有人发现会议是在县法院“审判庭”开的，就说一个学习毛著的代表大会上怎么能够没有一张毛主席像，要求谢书记取下“审判庭”的牌子换上毛主席像。谢书记说牌子不能取，你们可以把毛主席像盖在牌子上。可是，当我们试图把毛主席像覆盖在“审判庭”的牌子上时，台下的人发出了怒吼，说你们怎么可以审判毛主席！？于是事情就此作罢，而我们那股气焰也消掉了一大半。等到我们宣读了大字报后，谢书记不等到会的代表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带头鼓掌要大家欢送我们回去，并说县委会郑重考虑我们的意见的。多年以后我们回忆起这一幕，还对谢书记巧妙化解突发事件的能力极为赞赏。
但当时我们确实是窝了一肚子火，从县城回来后，我们连夜又就江永县委的态度和做法赶写了一批大字报，彻夜未眠，第二天送往县城去张贴，只见满城都是大字报了，有其他公社知青贴的，也有县城各机关干部贴的。以后的几天，我们还自己组织了“白水大队红卫兵宣传队”，排练了几个节目去县城街头演出，什么合唱、群舞、对口词、三句半之类，主要是发动群众、营造气氛的意思。前几年知青怀旧升温，许多当年的老知青又把那时的节目拿出来上演。看着那些已经够当爷爷奶奶的老顽童们在台上蹦来蹦去，心中真有“惨不忍睹”之慨。实际上，我在当时就深深感到了这些节目和口号的空洞无力，从现场围观的那些农民的困惑的眼神中我已断定，他们永远也不会像我们这样狂热地拥护一条仅仅存在于观念中的“革命路线”。在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剧烈的矛盾在冲突着：是跟上革命形势、做文化革命的急先锋呢，还是老老实实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向农民学习，好好改造世界观？我觉得这两者应当是一致的，但事实是前一条路显然是一条脱离群众的路，毛主席不是说过，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当我们不出工，整天跑到江永县城去“造反”时，贫下中农都小心翼翼地和我们保持了距离，并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我们。然而，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不可能不闻不问。9月，中央指示说农村的文化革命暂时不搞，我们怀疑这条指示的真实性，因为现在除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谁的话也不可信了。但张平化“9.24”报告（又称“9.24黑风”）使湖南的文化革命彻底降了温，江永的知青也重新回到了生产岗位上来，但却带着压抑的心情。三队的知青杨骏荪因为和一观点不同的知青打架，被定性为“阶级报复”而遭县公安局逮捕，关进了县看守所，这一事件对我们心理上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知青大组的组长赵某这一段却很兴奋，她又祭起了“思想改造”的紧箍咒，在一次知青会上举例说，一盆红薯摆在桌上，谁走上来都是拣一个好吃的、自己满意的，没有人会考虑别人，这充分说明我们脑子里没有树立牢固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她的讲话博得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青的共鸣，我一想是啊，我每次吃饭都是只顾自己吃饱，从未考虑过别人，这不是自私自利是什么呢？怪不得上次谢书记给我们知青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群”啊！我痛下决心：要改造自己一辈子！
但这已经是我最后一次的思想自虐了。12月中旬，县委谢书记专程到我们白水大队知青中，来肃清以张平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了。谢书记说，江永县委在前段文化革命中执行了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对知识青年的造反行动横加指责和压制，使一些真正的革命者受到了打击，他特地来表示道歉。县委向知青作检讨，这可是破天荒的事，萎靡了两个多月的知青们一下子又振作起来了，开了两个晚上的会，大家向谢书记提了无数的问题，并且要求为杨骏荪平反。杨马上被放了出来。谢书记的“引火烧身”获得了一些知青的谅解和赞赏，但大部分知青却仍然不依不饶，认为他实际上是在以守为攻，做出检讨的姿态，以保护从县委到大队的一大批走资派，其中以芋头和刘备的看法最为尖锐。在江永县城，一度沉寂下来的大字报区又开始热闹起来了，白水大队的知青由于离县城较近，贴出的大字报也最多、最及时。那些天，我几乎成了白水知青写大字报的专门写手，由于我下笔快，思路清晰，言辞锋利，通常都由我去和那些保皇派的大字报搏杀。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自己还有这方面的才干，更没想到在农村还能找到发挥自己这种才干的机会，简直是如醉如痴，全身心投入。到了1967年元月，我们白水知青成立了“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后来改名为“湘江风雷反到底战团”。“湘江风雷”当时是长沙的一个声势最为浩大的群众造反派组织，后来全省各地的造反派只要与之倾向接近的都打“湘江风雷”的招牌。然而，到了二月，湘江风雷被中央定为“反动组织”，一大批头目被抓，这就是所谓“二月逆流”。当时我们还没有打出湘江风雷的招牌，但也感受到极大的压力。有次在县城贴大字报，我和三个来江永串联的长沙井岗山红卫兵以及三个杉木冲农场的知青被一群“保皇派”围攻、辩论，最后以“包庇反动组织湘江风雷”的罪名被捆绑和踢打，送进公安局后一哄而散。公安局内空无一人，看门的等人走散了，为我们松绑，然后就放我们出来了。我对那位叫刘斌的井岗山红卫兵头目崇拜得五体投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头脑里还不时浮现出他的形象：被反绑住双手时面不改色地和人辩论，口若悬河地背诵一套套中央文件，把对手杀得落花流水。
1969年夏天，我决心自己去闯一闯世界，和三个朋友一起打算到千山红农场去当“扮禾佬”。临行前去邀张某，他原先答应过一起去的，但临时又不想去了，他说他正在看《资本论》，没有时间。我对他极为失望。
我们一人一个黄书包，混在满身臭汗的乡下民工里坐船到了草尾，步行几十里到了千山红，我哥哥高兴极了。但当时正是酷暑，洞庭湖发大水，稻子全都淹了，一片汪洋，要从水底下捞出来放到打稻机上，实在很辛苦。哥哥得知场部机砖厂要一名小工，就把我安插进去了，我的朋友们想来想去，决定打道回府，权当来玩了一趟。我在机砖厂干了十来天，厂里清理无证人员，我被清退了，于是真正当起了“扮禾佬”。今年由于淹水，扮禾的工价涨到了七毛钱一百斤。我与另外两个知青共一张打稻机，忘命地干起来。我们从晒得滚烫的水中把稻子割下、捞起来，送到人力打稻机上去踩，踏板在水中“啪嗒啪嗒”响，溅起的水花像下雨一样落在我们身上，倒是凉爽，只是腿子累得受不了。最令人发怵的是挑谷。湖区的一丘田至少是二十亩，甚至还有一百亩一丘的，从田中央挑一担水淋淋的谷走到田埂上真是要命，从水中起肩的那一下至少有两百斤，得在深深的泥脚中走上一百多米才能到达田埂，这时却只剩下不到一百五十斤了。我们就像所有的人一样，挑到禾场边先到水渠里再浸透一下才去过磅。旁边一丘田里有父女两个，是老资格的“扮禾佬”。我想我们三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总不能输给他们。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看起来做事慢条斯理，但不论我们多么努力，他们每天出的谷总比我们三个人多。我仔细观察他们的程序，发现他们有两个诀窍。一是他们善于节省体力，不像我们拼命。他们挑担一般只是百来斤，我们则不上一百五十斤不挑，这样挑上两担就没有力气了，因为在田里挑担不比平地，一脚下去拔都拔不出来。二是他们的工作时间比我们长得多。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太阳出来了（六点多钟）才出工，这时他们却已经打了两担谷了，我们始终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来干活的。由于太阳毒辣，中午我们要午睡到三点钟才做事，他们吃过午饭只歇一会儿就开工了，因为我们是光头打赤膊干活，他们却戴草帽穿长袖衣，不怕晒。每当听到那位父亲一边有节奏地踩着打稻机，一边打着慢悠悠的山歌时，我都有一种感动。这就是中国农民日常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也不想为了什么目的而“锻炼”自己，但他们有一种天生的韧性，以及建立在世世代代的经验之上的生活信心。
从湖区回来后，我的确想更深入一步地了解农民。我觉得我以前在农村虽然也和农民打交道，但以“知青”的身份，始终与农民隔着一层，其实还是在学生群体中生活。当时我大妹已下放到老家耒阳，希望我也能转到那里好互相有个照顾。于是我就在1970年初转回了老家。1973年我和大妹又转点到了浏阳县大围山下的一个偏僻村子，为的是更广泛地接触中国的农村社会。
如今我在武汉大学教书又有二十多年了。我研究西方哲学，兼搞美学、中西比较哲学和文学评论，力图把我这几十年的生活感受用这些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套一个的梦，在每个关键时刻都有一种梦醒的感觉，但谁也不知道每次醒来是否又堕入了另一个梦境之中。尽管如此，人还是得不断地挣扎着醒来。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的命运虽然受到条件的限制，但从本质上说是自己走出来的。人在命运面前决不是无所作为的，只要他勇于探索、敢于行动，不管他最初多么幼稚，也不管他会有怎样的失误，他最终能够“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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