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荠麦青青
来源：转自南北国事 （微信ID：nbgs365）
台湾画家蒋勋曾在《孤独六讲》里说，“从群体、类别、规范里走出去，需要对自我很诚实，也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这种对“自我”的诚实，且卓尔不群的勇气，有时不亚于壮士断腕。
因代价不菲，少有人为。
但陈丹青是个例外。

父亲当年给他取名，用意深藉——留取丹心照汗青。
他自幼便喜欢画画。4岁时，由于父亲被打成“右派”，家里的书籍、画册悉数被抄，父亲遂领着他到公园、马路去画。举凡风景人物，他均临摹得栩栩如生。

儿时的陈丹青与母亲
1968年，陈丹青14岁，刚进初中，便随美术教师学习油画。他曾登上脚手架，在几米巨幅的铁皮和墙面上画了两年，画出120张领袖画像。
初中他只上了两年。十年浩劫的开始，让他和千千万万的学子被迫中断了学业。
少而未壮，16岁的陈丹青成为了一名“知青”。
在派出所，他眼看自己的名字在户口簿上被一笔勾销，之后，远离故乡和亲人，辗转于赣南与苏北条件恶劣的农村:“那是很绝望的一个记忆，我觉得全部黑下来了。”
“我记得一晚上几乎醒着的。几斤重的老鼠，整夜在我们被子上窜来窜去。”
第二天早晨下雨，雨点砸在瓦片上，没有任何诗意可言。

青年陈丹青，一股书卷气
一夜之间，他仿佛就完成了一个匆忙的过渡，成为一个被命运强行摁住，举行了成人礼的大人。
16年前全是大都市的记忆，16年后，他“下地插秧，一边插，一边手指缝渗血，山里的地，是沙地。伸到水田里晃晃，血迹淡了，继续插秧……”
唯一的快乐是，插秧回来，他躺在蚊帐里读普希金。
肉体沉重，灵魂轻飏。
以艺术消解痛苦，成为他唯一的救赎。

陈丹青自画像
1973年，陈丹青辗转又到了苏北的农村接受锻炼。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蹲在村办的骨灰盒厂画了近千个骨灰盒。
那是他第一次那么切近地接触“死亡”，浅灰色的阴云盘桓在他20岁的天空。
不久，他被调到江西出版社参加连环画学习班，天天画连环画，让他开心至极。
当年，陈丹青一口气出了《边防线上》《飞雪迎春》等三四本连环画。


陈丹青的连环画作品
初露峥嵘，他接着被调到省里参加油画创作班，开始画革命油画，尽管才情卓然，但不久又被“打道回府”。
1975年，陈丹青插队已整整6年，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个南京商业局招收的装卸工名额。
表填完，体检通过，最后一分钟被否决。
因为他是上海知青，招了他，就占了南京知青的名额。
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幸运儿奔赴各自的新天地，他淋着大雨赶回去，为此发高烧大病一场。
从1970年到1978年，在农村插队的这八年，“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在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和艰苦异常的劳动之余，他一直坚持绘画。
他的诸多作品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名声大噪的“知青画家”。

陈丹青的准考证
1978年他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研究生班。当时他已经25岁，人家让他填写学历：“我就填小学毕业。他们说不可以这样填，你是同等学历，但我坚持这样填。”
在美院，他师从诸大家，学养懿范皆有所获。他忆及靳尚谊教授讲什么是学术。
“靳先生忽然伸出右手掌：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画虎画皮难画骨”。为了画出那种纤毫毕现的神韵，他将自己变成一心面壁的苦行僧。
1980年，陈丹青二次进藏体验生活，创作了七幅油画，后来统称为《西藏组画》。
陈丹青作品《母与子》
陈丹青作品《康巴汉子》
“我记得在七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画那些画，光线差，黄昏就挪到门口，就着过道的光继续画……”
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以高度的写实描绘出藏民的日常，避免了泛英雄主义、革命主义的壮怀激烈，画作公开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他公然摒弃虚假浮夸的画风和一统江湖的“苏式传统”，还原艺术的真诚，这样的创举在当时的画坛尚属首次。
《西藏组画》奠定了其在中国美术里程碑式的历史性地位，被誉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实主义经典之作，并扬名海内外。

陈丹青作品《牧羊人》

陈丹青作品《朝圣》

1982年初，即将迎来而立之年的陈丹青移居纽约。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给了他无比开阔的视野，也让他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下，进一步拓宽与丰富了创作题材与风格。
但在国内如日中天的名气到了异国他乡，并没有给他带来巨大的助益，他需要在“蛮荒之地”重新开疆拓土。
“我第一天到美国，就面临一个生计问题，我必须卖画讨生活。”
他并未产生太大的心理落差：“好在我是‘老油条'了，插队落户的前科，结结实实地垫着。”
能够垫底的不是他在国内的声望，是他曾经受过的那些实打实的苦，和那颗在苦水里泡大的粗粝的心脏。

陈丹青作品《布达拉宫夕照》
在他看来，苦难不仅有人生价值，也有审美意义。他欣赏孟德斯鸠说过的那句话：人在苦难中才活得像个人。
1983年6月，陈丹青的画展成为中国当代画家在美国举办的第一个个展。之后，他在美国取得了属于一个艺术家应有的成就。
在纽约，除了办画展，他最大的惊喜之一是遇到木心。
此前，他只知道木心是搞工艺美术的。1982年偶然在报上读到木心的文字：“以前我从来不看中国当代文学，看了木心之后我觉得我可以看当代文学了。”
陈丹青立刻打电话给木心，随后见面。两个人一直聊到天光既白。

木心（右）与陈丹青
1989年，木心在纽约开设“世界文学史”课程，陈丹青听了五年，记了厚厚的五六本笔记，称他是“唯一衔接汉语传统和五四传统的作家”。
但在当时的国内，知道木心的人寥寥无几。
木心一生多舛，堪称传奇。作为唯一的中国作家，木心与福克纳、海明威的作品编在美国大学的同一教材中，陈丹青希望将这位不该被埋没的文学大师介绍给国人。
在陈丹青的极力促成下，2006年，木心作品终于得以出版。这时距他离开人世，只剩五年了。
2011年的冬天，木心在尚未醒来的乌镇悄然“远行”。
在恩师去世后，作为最完整记录木心“世界文学史讲座”的听课学生，陈丹青开始着手整理工作。他将当年的5册听课笔记，共85讲，逾40万字，“一字字敲下去”，历经数载，结集出版。 
《文学回忆录》发表后，掀起了木心热。沧海遗珠，终熠熠于世人面前。

其后，陈丹青又多方奔走，四年后，木心美术馆在乌镇建成，他亲任馆长。
临终前，病床上的木心看着属于自己的美术馆的设计图喃喃地说道，“风啊，水啊，一顶桥。”
“我是那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他特别喜欢木心这样的句子。
无论大雪纷飞，抑或冷雨浇头，在苍茫和混沌里趑趄前行。
这也仿佛注定了他这一路走来毁誉相随的蹇途。

木心美术馆

2000年，陈丹青重返故土。去国18年的“异乡客”，站在 “京沪尘土飞扬的大街上，仿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那一年，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的一员，陈丹青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但仅仅4年后，51岁的陈丹青愤然辞职。
“专业前3名的永远考不进来，由于外语达不到那个分数，因此他们的画形同废纸。我们不能单凭英语分数就把一个孩子粗暴地拒绝在门外。” 

遥想当年，27岁的陈丹青因为《西藏组画》，一跃成为中国画坛最有创造力的画家，制造了第一次的舆论轰动。
24年后，一封措辞激烈的辞职信，使陈丹青再次成为中国画坛最有脾气的艺术家。
“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现行教育体制的挞伐。
一时间，陈丹青被赋予了反抗不合理的招生体制，对当今社会、文化进行广泛深刻批判的猛士形象。
从清华“出走”后，陈丹青的身份也从“画家”渐渐转变为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社会的“边缘人”，他没有单位、没有职称、没有官衔。
回国十几年，陈丹青陆续推出多部文学作品，包括《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荒废集》等，传播甚广。

陈丹青文学作品
陈丹青在《鲁迅与死亡》中说：“鲁迅之所以是鲁迅，乃因他天性是个异端。”
而“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不妥协，不盲从，以独立之精神，行担当之道义。
他的很多文章和观点之所以振聋发聩，就在于一针见血地直斥人人置身其中，却熟视无睹的种种时弊。
有时他所揭露的不过是一些常识而已，却已令人感觉“惊世骇俗”，可见，多少暗潮汹涌在冰山之下，“我所眼见的世态比我偏激得远了。”
“我是个清楚自己的言论不可能改变任何事物而索性开口说话的人。”
但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个社会，不能总是万马齐喑，总要有人去揭开一些“疮疤”，捅破一些真相，长啸或者怒吼几声。

陈丹青自画像
“如若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对弊端都取旁观的姿态，那其实是自欺欺人的集体自戕——你所纵容的邪恶迟早有一天会在你的身上发生效应——其实，无所谓‘旁观'的。 ”
当年扁鹊见蔡桓公，从“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的警告，皆被置若罔闻，直至“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
讳疾忌医的蔡桓公并非个案。当整个社会都病了时，需要有人当头棒喝，有人大声疾呼，就像当年的鲁迅，执笔为刀戟，做一个前驱的战士，以振聋发聩的呐喊引起“疗救的注意”。
痈疮处处，却说灿若桃花。“粉饰”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荒诞。
评论家王晓渔说过，一个社会全是正能量反而是负能量，没希望。
“言之无罪，闻之足戒”，有破有立，有扬有弃，批判是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源泉，否则陶醉于夜郎自大的假相里，必将阻滞不前。

陈丹青作品《国学研究院》

有一次，电视台邀请他去做节目，他坐到摄像头前却令人猝不及防地冒出一句：“我要说一些你们全不能用的东西。”顿时让主持人冷汗直冒。
接下来介绍身份，画家、作家、公共知识分子、文化人，他都不买账，主持人让他自己定义，他不假思索：“我只是一个暂时还没有学会说假话的人”。
黄集伟有一句话：风云翻滚，是一种气象，云深不知处，也是一种气象。
他的万千气象在洞察秋毫时的入木三分，在众声喧嚷里的清醒凛然，在假大空成时尚语境里的真实坦荡。

在一次采访后，有人给他递了一张纸条，说：“陈老师，你这样说来说去，是要退步的。”
于是，有了《退步集》。一语双关，不仅自云“退步”，更是对百年中国诸多领域种种“进步观”的省察和追问。
“我嚷嚷半天，临到离开，发现我错了：哪有教育问题啊，全是权力问题！”
而面对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将城市原有的文化生态和历史记忆摧毁殆尽 ，他痛心疾首：“江南水乡没有了！”
当年梁思成目睹北京古建筑的被大规模拆毁，肝肠寸断：“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从《纽约琐记》到《退步集》，从《退步集》到《荒废集》，人皆以为他辗转腾挪，进退自如，但正文反作，未尝不是一种黑色幽默和巨大的反讽。
陈丹青曾说：他们一旦看见一个不愤怒，不骂人的陈丹青，就觉得这不是陈丹青了！
但“议论既多，谤亦相随”。
某杂志曾经登过一篇文章《我不喜欢陈丹青》，作者列出了三个理由。
记者拿这件事去问他，他说这篇文章我读过，我没有意见，希望他是对的。我瞧着这些批评，就像看见我年轻时。
在很多人眼里，觉得骂人渐少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意见领袖了。锋芒渐褪，温良恭俭让不应属于他。
 他不辩一词。波涛汹涌也罢，清流激湍也罢，不过是江河的两种外在形态，一路向前，未曾中途易辙。
命硬学不来弯腰的人，毁誉参半，笑骂由人，亦如郑板桥笔下的竹：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人常道：“佛畏因，人畏果”。佛知果报，所以为了避免恶果，首先杜绝恶因；而人，是一种吃到苦果才会去悔不当初的动物，甚至，造成恶果，吃到苦果，有的仍执迷不悟。
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一个人，一定要像人，不能活出鬼的样子，信口雌黄，满身戾气，或者出卖良心，底线全无，把自己扭曲得面目全非，背离了人的属性。
但在一个快速裂变的时代，被同化，被异化，甚至被妖魔化，都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因此他说，不从众，保持独立人格，坚守个人的价值观，这在中国，非常难。
所幸，他的“阵地”一直在。

“我为什么喜欢鲁迅？他骂人、斗争，不买账，一辈子叫板，但是孝顺、善良、心软。”
大情大性的人，总是有着“水深火热”的爱与憎。
他从不自诩是个“文化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尽管他的画作拍出过天价，尽管他的言论一纸风行。
他更在意的评价是：这是一个活出了一口真气的人。
有人说，人一辈子最珍贵的品质其实就两样：一是热血，一是天真。
得大天真者未必是火眼金睛，世事洞明的人，而是《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唯一说了真话的孩子。
故，所谓“狷狂”，不过是良知犹在，赤心未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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