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9月27日，贵阳市中华北路242号省政府大院1号楼，贵州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这里召开。会议决定，任命谭炯为贵州省副省长。当谭炯到主席台领取任命书并向五十余位常委会委员鞠躬时，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省级政府领导人当选的场面。伴随着热烈的掌声，谭炯正式走上一个省级区域（以下简称省，包括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政治金字塔顶端。
在此之前，谭炯在国有大行工作了31年。到地方任职后，像谭炯这样拥有丰富金融从业经历的官员被称为“金融副省长”。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目前已有15个省份配备了金融副省长（四大直辖市均已配备），约占全国省份数量的一半，金融副省长已成为一种现象。
从到任时间看，呈现出非常集中的趋势：13位金融副省长都是在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会议之后到任，这一占比高达86%。换言之，金融副省长在这两年集中就位。
上述数据并未包含欧阳卫民。欧阳卫民早期在央行系统工作，后任广州市副市长、广东省副省长等职。10月24日。中组部任命欧阳卫民为国开行党委副书记。在履行相关手续后，他将出任国开行行长一职。这是他再次回到金融系统工作。在此之前，已有十二位金融副省长回归金融系统（不完全统计），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的双向交流日趋常态化。
作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金融副省长，他们既要回应本省面临的经济金融挑战，同时又要服从中央统一部署，推进金融风险攻坚战和金融改革。这一群体具有怎样的共同成长履历，他们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显著差异？从金融副省长回归金融系统后，地方工作的经验对他们开展新工作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2017年后集中到任
 
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金融则是重要资源。但金融杠杆是“双刃剑”：运用得好，能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运用得不好，则可能引发经济金融风险。
早在199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就在省部级金融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班上强调，发展经济，金融是关键。搞经济工作不懂金融，就会瞎指挥。为了提高领导干部金融素养，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于2001年主编并出版了《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一书。这期间，偶有金融系统官员调到地方任职，但以组织行政干部进行金融培训为主。
金融官员集中调任地方始于2017年7月。是年7月14日—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领导在会上强调，要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能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会议召开5天后，交通银行副行长王江被任命为江苏省副省长，由此拉开了金融系统官员密集出任副省长的序幕。据统计，现任15位金融副省长中，有13位是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调任的，占比接近九成。
 余下两位是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和云南省副省长陈舜。前者于2012年5月调任浙江省副省长，至今已在这一职位上工作了7年。在此之前，他长期在证监会系统工作。后者于2016年11月由教育部长助理一职调任，在此之前他在证监会系统工作了15年。
金融副省长密集出现是中国金融深化的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业获得了长足发展。Wind数据显示，中国金融业增加值由1978年的76.5亿增加至2018年的6.90万亿，同期其占GDP比重由2.1%增加至7.7%。
随着近年来实体经济增速放缓，中国金融业积累的风险开始显现。全国来看，金融业内部的资金空转严重，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居高不下，甚至仍在扩张。地方层面，隐性债务不断膨胀，债券违约、P2P暴雷考验着地方政府的协调处置能力。在市场人士看来，这些问题亟有专业能力和市场经验的金融专才参与处理。
据梳理，15位现任金融副省长的专业均为经济、金融、管理类，和金融工作十分对口。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六位还取得博士学位（不含在职），其中五位经济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殷勇）。殷勇毕业于清华大学系统工程专业，和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师出同门。
从工作履历看，他们都在金融系统历练十余年甚至三十余年，拥有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及人脉。
在金融副省长的“遴选池”中，国有大行副行长是主要来源。现任15位金融副省长中，在任副省长之前担任五大行副行长的为9人，占比高达六成。国有大行副行长并无行政级别，但一般视为正厅级，担任副省长意味着他们的级别获得拔擢。
其次，来源于证监会系统、央行系统的人数分别为3人、2人。此外，光大银行行长葛海蛟今年9月出任河北省副省长，开辟了股份行行长升任副省长的先河。
 
金融副省长的使命
 
金融副省长成为中国当前最受关注的政治家群体之一。在此之前，他们在中央部委或者中央金融企业工作，这使得他们能够利用在中央工作过的优势应对地方挑战。
刚上任月余，谭炯就带队到到上交所推介贵州债券，召开贵州省债券市场投资者恳谈会。这是他首次以地方官员的身份直面曾经的同业。
“我个人到贵州工作40来天（从担任贵州省政府党组成员算起），但是在金融系统工作了31年。”谭炯在会上如是说，“坦诚讲，我能够非常切实地了解金融运行的本质、目标、规定，也切实地了解和在座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到地方工作以后，虽然时间短，但是也非常深入、具体地了解到政府的使命和责任。”
 他在会上详细介绍了贵州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措施，如加强信用建设、做到有借有还；推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融资平台的到期债务进行收购重组等。“贵州省政府的态度的确值得点赞，毕竟好的态度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上海某中型券商债券交易员表示。
 贵州近年来GDP增速居全国前列，但地方政府债务高企。记者统计发现，截至2018年末贵州政府债务余额为8834.15亿，居全国第六位；但债务率为148%，居各省份第一位。
虽然大多数省份地方债管控的挑战都要小于贵州，但对于全国各省份而言，共同的难题显而易见：隐性债务规模不小，融资平台非标违约时有发生；无牌照金融活动涉众风险隐患大，比如P2P偶有暴雷且投资者众多，事关社会稳定。
本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后，属地风险处置责任明显强化。在此背景下，如何监管好P2P、小贷、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典当等类金融业务是一个新课题。
据梳理，现任15位金融副省长除分管金融事务外，还分管商务、住建、国资等事务，但并不分管发改、财政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北京市副市长殷勇还担任市委常委，这将使他们能更好地统筹资源处理好相关事务。
在一次公开论坛上，殷勇建议，应进一步健全地方金融协调机制。可在地方政府牵头的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下，分别构建地方金融监管协调和风险处置两个机制。
在处置金融风险之余，金融技术性官员还要帮助地方融资、发展经济。这可通过地方数据管窥一豹。
《新华日报》曾报道称，2015年底江苏启动金融系统和地方干部双向挂职工作。第一批103名挂职干部在培育地方金融环境、帮助重点项目融资、推动企业上市及上市企业再融资工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先后出台相关文件184个，引进金融机构127家，主导或协助融资4880亿元；帮助企业化解金融风险421次。此外，还推动27家企业主板上市、219家企业新三板上市。
 
下一站
 
近日，广东省原副省长欧阳卫民出任国开行党委副书记。在履行相关手续后，他将出任国开行行长一职。金融副省长的回归由此再次引发热议，他们的下一站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此之前担任金融副省长的14个案例中，卸任金融副省长后下一站离开金融系统的为两人：现任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早年在证监会系统工作，后出任湖北省副省长，2018年11月调任现职；现任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丁向群类似，早年在国有大行工作，后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2018年9月调任现职。
其余12位金融副省长则再度回到金融系统，占比达85.7%。其中，五位出任机构正职（董事长、行长）。如蒋超良从湖北省副省长调任交行董事长，欧阳卫民亦属于这一情况。对欧阳卫民而言，开行传统的基建模式有新增隐性债务之嫌，未来如何发挥开行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将是他任上的课题。
另有四人出任金融监管部门副职。比如郭树清从贵州省副省长调任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在任命会上，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如是评价：到贵州后，（郭树清）协助省长研究制定了贵州‘十五’计划和贵州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步意见，提出许多符合实际的改革建议，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结束贵州任职几年后，郭树清对这一段经历有了更深入地思考。他2005年在《在过剩与贫穷之间》一书中写道，从1999年到2001年，我在地方政府工作，其余时候则在宏观管理部门任职。一半由于责任，一半由于兴趣，我当时最关注的问题是总体经济的改善和落后地区的开发，特别是两者之间所有可能的统一和结合。
“这使得作者能够从地方管理到国家宏观调控，从贫穷、短缺到富裕、过剩，以及从国内到国际，以一种相对宽阔而且现实的视野，来系统地考察和思索转型期的中国问题，并以务实的精神去解决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当时在国研中心担任研究员的巴曙松如是作出书评。
分析认为，在强监管的背景下，金融技术官员再度回归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在深刻了解地方思路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防控、处置金融风险，把握好改革的节奏、步伐和切入点。
前述十四位金融副省长离任后，大多仍是副省部级。不过后来郭树清、蒋超良等少数人进一步升任正部级职务，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他们到地方历练出任副省长时具有年龄优势，二者当时分别是42岁、45岁。
据记者统计，现任十五位金融副省长中，就任时平均年龄为50岁。其中重庆市副市长李波、山东省副省长刘强就任时最为年轻（47岁）。这让他们在未来的仕途竞争中更具年龄优势。
 
五大行高管盘点：这家最缺副行长
 
近日，金融副省长再添一员，农行副行长蔡东出任吉林副省长。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目前已有15个省份配备了金融副省长（四大直辖市均已配备），约占全国省份数量的一半。
从到任时间看，呈现出非常集中的趋势：13位金融副省长都是在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会议之后到任，占比接近九成。
而在金融副省长的“遴选池”中，国有大行副行长是主要来源。现任15位金融副省长中，在任副省长之前担任五大行副行长的为9人，占比高达六成。国有大行副行长并无行政级别，但一般视为正厅级，担任副省长意味着他们的级别获得拔擢。
就任副省长后，五大行副行长配置情况如何？梳理发现，如果和2017年6月对比，宇宙行现在最缺副行长（具体附后）。当然除了升任副省长外，其他如离职、新聘也会导致副行长数量的变化。
此外，目前交行董事长和中行行长尚处于空缺的状态。从行政级别看，五大行董事长、行长均为副部级，退休年龄为60岁，但实际上可适当放宽至63岁。目前农行董事长周慕冰已62岁，接近退休。
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上，银行系统入选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共有四人：陈四清（时任中行董事长）、易会满（时任工行董事长）、赵欢（时任农行行长）、田国立（时任建行董事长）。现在看，除田国立外，其他三人职务均有变动：陈四清调任工行董事长，易会满调任证监会主席，赵欢调任国开行董事长。
工行：
董事长：陈四清（59岁）
行长：谷澍（52岁）
副行长：胡浩
目前工行仅有一位副行长，而在2017年6月，工行有5位副行长。如果按当时的标准，工行现在缺4位副行长。
农行：
董事长：周慕冰（62岁）
行长：张青松（54岁）
副行长：王纬、张克秋、湛东升、崔勇
 
目前农行有4位副行长，而在2017年6月，农行有3位副行长。和2017年6月相比，农行现在还多出一位副行长。
中行：
董事长：刘连舸（58岁）
行长：空缺
副行长：吴富林、林景臻、孙煜、郑国雨
目前中行有4位副行长，而在2017年6月，中行有4位副行长，两个时间点数量持平。
建行：
董事长：田国立（60岁）
行长：刘桂平（53岁）
副行长：章更生、黄毅、廖林、纪志宏
目前建行有4位副行长，而在2017年6月，建行有5位副行长。如果按当时的标准，建行现在还缺一位副行长。
交行：
董事长：空缺
行长：任德奇（56岁）
副行长：侯维栋、殷久勇、吕家进、郭 莽
目前交行有四位副行长，而在2017年6月，交行行有4位副行长，两个时间点数量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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