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医药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为增进人民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在推进建设健康中国的进程中，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大力推动中医药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药品研发，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的独特优势，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高质量发展，让这一中华文明瑰宝焕发新的光彩，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作出新贡献！
全国中医药大会25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她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的重要指示，认真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坚定文化自信，深化改革创新，扎实推动《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落地见效，走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发展路子。完善服务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办中医诊所等医疗机构，改革院校和师承教育，提升临床诊疗水平。挖掘民间方药，建设道地药材基地，强化质量监管。深化医保、价格、审批等改革，促进科技创新和开放交流，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会议对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获奖者进行了表彰。上海市、广东省、甘肃省、教育部、科技部、国家药监局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获奖者等参加会议。
人民日报：书写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新篇章来源：《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4日01版记者：王君平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要求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北京，中国中医药循证医学中心成立，建成国际认可的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循证医学研究协作网络，肩负起促进循证医学与中医药学融合发展重大使命。
在上海，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制定推广中医药标准，推动建立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国际标准体系，引领中医药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导权。
在广东，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建设横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打造助力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高水平高科技载体和平台。
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同题共答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考卷，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不断提升中医药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贡献率，中医药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传承
中医药教育新格局初步形成
在6位国医大师的见证下，26位弟子向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路志正行拜师礼。年近百岁的路志正是首届国医大师，至今还在出诊带徒。他鼓励徒弟们要“精研经典，勤于临床；同门一心，重振岐黄”。
师带徒，出名医。中医药师承教育独具特色，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项目至今已开展6批。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支持下，从第四批开始，符合申请专业学位条件的继承人可申请中医专业学位，首次实现了师承工作与专业学位的衔接，以院校教育为主体、师承教育为特色的中医药教育新格局初步形成。
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多家中医药院校开展“中医经典知识等级考试”，考试内容是《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提升中医专业人才学术水平。中医教育不断尝试将传统教育的精粹融入现代教育体系之中，构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中医教育体系。
发展中医药，人才是根本。2017年，第三届国医大师和首届全国名中医评选表彰，评选国医大师30名，表彰全国名中医100名。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组织实施了中医药传承与创新人才工程、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百千万”人才工程（岐黄工程），一支由国医大师、各级名中医、中医骨干和中医执业人员组成的中医药人才队伍正日益壮大。新时代的中医药人，正在奋斗中续写传承篇章。
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根基，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药行业共获得国家科技奖励50项，其中包括国家最高科技奖1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4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6项。重大科技项目产出了一批有循证医学证据、受到国际认可和推广使用的临床研究成果。
创新
中医药事业和产业融合发展
“没想到这么快就拿到证！”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江傅国拿到区里发出的第一张中医诊所备案证。过去，办一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要花3个月甚至半年时间。如今，由审批制变为备案制，办证最多跑一次，江傅国当天就领到中医诊所备案证。
2017年12月1日，《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这是对中医诊所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简化了中医诊所的办理程序，提高了基层中医药服务可及性，更好地满足了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中医药需求。截至2019年9月30日，全国已备案中医诊所13993个。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国粹”发展要有“国法”保障。2016年12月25日，习近平签署主席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此后，《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配套制度文件印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基层中医药服务“量”增“质”升，基层服务更加可及、可得，城乡居民看中医、用中药的获得感显著增强，为用中国式的办法解决好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贡献中医智慧。截至2018年底，全国已有98.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7.0%的乡镇卫生院、87.2%的社区卫生服务站、69.0%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
传承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医药产业，事业和产业相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四川，中医药强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医药产业发展推进小组相继成立，办公室设在省中医药管理局，统筹、协调省级20余个部门，形成中医药发展推进合力。该省推出“定制药园”，成为中药企业原料药材供应基地，列入公立中医医院中药材（含中药饮片）采购订单，医疗机构与生产企业、中药材种植基地联动汇聚，中医药事业产业融合发展。医药并举，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让百姓放心看中医，放心吃中药，培育“大品种、大企业、大市场”，我国重点扶持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涌现出复方丹参滴丸、血塞通等年产值过20亿元的中成药品种20余个，创造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发展
彰显中医药独特作用
2019年8月，北京大兴，一场奠基仪式正在举行。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将在这里落成；研究中心白色的主楼像一棵生机勃勃的青蒿。从诺贝尔奖到共和国勋章，89岁的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主要精力仍在科研上。为了解决青蒿素抗药性问题，她的团队提出新的治疗应对方案；为了扩大青蒿素的适应证，屠呦呦发现双氢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效果独特。
“要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6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中医药提出明确要求。
随着疾病谱的变化，慢性病成为难解方程式。从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中医药优势不断挖掘，治未病学术水平不断提升，服务方式和内容不断拓展丰富。上海市长宁区北新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累计为40万社区居民进行中医体质辨识，提供个体化健康调养方案，门诊均次费用降低7元。据统计，全国84.75%的县级以上公立中医类医院建立治未病科室。
18岁女孩小敏因车祸导致意识障碍，术后转院到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刚到医院时，女孩无法自主吞咽，不能说话、坐立。内服汤药调理，配合针灸和中药外洗治疗，她重获新生……随时介入、随时调整、简便易行的中医康复疗法倍受青睐。瞄准健康需求，发展非药物疗法等中医康复技术，中医技术与康复医学加速融合。
发挥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在重大疾病中的协同作用，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简便验廉著称的中医药不断彰显其独特优势，在开放包容中促进与现代医学的融合发展。
开放
助力各国共同应对健康挑战
2019年6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愿意适时举办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发挥传统医学优势，改善民众健康，提高医疗卫生水平。”
在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传统医学大会上，圣彼得堡中医院院长、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朝阳被俄罗斯国家杜马传统医疗委员会主席授予荣誉勋章，以表彰其在俄罗斯推广传统医学上的贡献。这一勋章授予一个外国人，在俄罗斯历史上是第一次。
《黄帝内经》《本草纲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中医针灸、藏医药浴法分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里约奥运会上运动员身上风靡的“火罐烙印”，川贝枇杷露在海外走红……“神奇”中医被口口相传，中医药以独特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助力各国共同应对慢性病、传染病等健康挑战，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最新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8》显示，50%的海外受访者认为，中医药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元素。
不久前，传统医学正式纳入《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从此中医学病证成为国际“通用语言”。目前，中医药传播到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中医药对外合作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高层次合作格局正在形成。
乘新时代春风，中医药振兴发展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光时刻。坚持中西医并重，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彰显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历久弥新的中医药，一定能书写建设健康中国的新篇章。
光明日报：历久弥新，中医药保障人民健康大有可为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10月24日1版记者：田雅婷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也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中医药发展。如今，中医药与西医药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已成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显著优势。
老百姓对中医药服务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简”“便”“验”“廉”是中医药的优势特色。随着中医药事业发展活力被不断激发和释放，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获得感也在不断增强。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的韩先生今年69岁，年初突然中风，病情稳定后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他告诉记者，走出家门不到10分钟，社区里就有国医堂，不仅可以看中医，还能享受针灸、推拿等特色医疗服务，非常方便。
事实上，我国中医医疗服务体系逐渐建立健全，中医医疗机构发展迅速。截至2018年年底，中医医疗机构增至60738个，中医医疗机构床位数增加到123.4万张，从业人员总数增加到71.5万人，医师人数增加到57.5万人。与此同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重视中医医院服务能力建设和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引导中医医院坚持以中医为主的办院方向。中医药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也持续提升，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已有98.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7.0%的乡镇卫生院、87.2%的社区卫生服务站、69.0%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
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与国家医保局保持密切沟通，共同推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政策落实落地，逐步扩大纳入医保支付的中医非药物诊疗技术范围。
科技创新为中医药发展插上腾飞翅膀
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越来越多中医药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励，中医药科技论文数量不断攀升。近年来，中医药科技创新实现了飞跃发展，整体实力大幅提高。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医药科技正在从“填平补齐”向体系建设转变，从单一模式向多学科协同转变，从主动接轨向主体发展转变，从广泛培育向重点突破转变。
据了解，中医药行业坚持自主创新，原创优势更加凸显。在中医学术经验传承、古籍保护传承、中医理论基础研究等领域成效显著：实施了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整理出版“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400余种；推进《中华医藏》编纂出版，填补了中医药古籍出版的相关空白。在现代科技支撑下，中医药的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组织实施重大科技项目，积极组织实施“重大新药创制”和“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重大科技项目，并产出了一批有循证医学证据、能被国际认可和推广使用的临床研究成果。在防治重大疑难疾病方面，建立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临床科研体系，以41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为主体，继续开展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研究。
通过不断努力，中药现代化成绩斐然。中药研究设备、条件、人才和平台发生根本转变，建成了一批高水平中药研究平台。科技创新平台不断完善，已建立5个“国家中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3个“中药安全性评价中心”和4个“规范化中药临床试验中心”。
完善的教育体系夯实中医药人才队伍
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中医药教育事关人民群众健康福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教育和人才培养，为构建我国独具特色的卫生与健康服务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据了解，中医药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以中医药为主体、相关学科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实现了从高职、本科到硕士、博士的多层次、多学科、多元化全覆盖。目前，中医药高等教育培养出近200万名中医药专门人才，充实到中医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及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各个领域。
为加快培养中医临床专业人才，自2014年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实施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201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深化中医药师承教育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构建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有机结合，贯穿中医药人才发展全过程的中医药师承教育体系，基本建立内涵清晰、模式丰富、机制健全的中医药师承教育制度，发展中医药师承教育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
为提升中医医院管理者能力素质，提高中医医院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18年启动“中医药管理人才治理能力提升项目——中医医院科主任管理能力提升培训”，拟用3年左右时间，培养1万名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和贫困地区二级中医医院科主任。
中医药已成为国际交流合作的特色名片
今年5月，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首次将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纳入章节。国内外多位专家表示，这是中医药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国际疾病分类》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颁布的、国际统一的疾病分类标准，是各国政府在医疗、管理、教学和科研及制定政策中关于疾病分类的规范性标准，也是全球卫生健康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基础和通用标准之一。此次将传统医学正式纳入其中，是我国政府与中医专家历经10余年持续努力所取得的宝贵成果，未来能更好地促进中医药与世界各国医疗卫生体系融合发展，为世界各国认识中医药、了解中医药、使用中医药奠定基础。
事实上，中医药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不仅可以造福全球患者，还能全方位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可以说，中医药已成为我国国际交流合作的特色名片。
据悉，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我国还与40余个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地区主管机构签署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一批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培养本土化中医药人才。
经济日报：中医药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来源：《经济日报》2019年10月24日03版记者：祝君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中西医并重，把中医药摆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重要位置。中医药事业发展根基不断夯实。政策强基、创新发展、提升服务、走向世界，中医药行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服务健康中国建设，中医药惠民成效得以彰显，百姓的中医药服务获得感不断提升。
“到2020年，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中医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各领域得到全面协调发展，中医药标准化、信息化、产业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3年前，《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绘制了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的路线图。由此，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方向更加明晰。
2016年12月25日，我国首部为传统中医药振兴而制定的中医药法诞生。
“随着一系列体现中医药特点和发展规律、符合中医药发展要求的政策法规相继出台，中医药政策法规体系正逐步成形，成为护航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有力支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一组数据说明了政策红利带来的社会效应。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在推进实施中医诊所备案制的背景下，中医类机构数增幅最为明显，2018年末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60738个，较2017年增加6495个，其中中医类门诊部及诊所增加6125个。
顶层设计不断完善，中医药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服务人民健康事业是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医疗机构发展迅速。数据显示，2012年到2018年间，中医医疗机构增长54.32%；中医医疗机构床位数增长74.87%；医师人数增长56.25%；年诊疗人次增长44.20%。中医类医院从3397家增加到4939家，增长45%；中医类诊所从34645家增加到52799家，增长52%；中医类门诊部从1215家增加到2958家，增长143%。
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中，中医药以较少的资源总量提供了较多的服务份额。从推动医联体建设、促进优势医疗资源下沉，到开展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试点，从加快中医药信息化建设步伐，到发挥中医药健康服务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中医药医疗事业建设的经纬线织密了民生福祉的保障网。
2012年以来，中医药与养老、旅游、体育、食品、互联网等行业融合发展，与扶贫、乡村振兴等工作携手共进。
2019年4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定点帮扶的山西省五寨县正式脱贫摘帽。“很多村民有腰腿痛、关节炎，针灸等中医适宜技术培训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五寨县乡村医生李爱萍说，通过参加中国中医科学院举办的中医适宜技术培训班等，她已经成为一名针灸好手。
现在，五寨县12个乡镇卫生院全部开展基层中医馆建设，按照统一标准对中医馆房屋进行修缮、装修，配备了标准化诊疗床、中药饮片柜、基本康复器具及中医适宜技术常用器具等。近年来，五寨县围绕脱贫攻坚规划，因地制宜发展中药材产业，健康扶贫提升了百姓的获得感。
五寨的脱贫之路只是发挥中医药资源优势的一个缩影。从中药材种植到饮片、中成药生产加工，再到中医药健康医疗服务，中医药带动全链条经济发展，发挥强劲动力。
近年来，中医药持续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让中医药走向世界。如今，中医药已传播到超过180个国家和地区，中医药海外中心成为卫生与健康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的新亮点。
编辑：董俊彤
延伸阅读：
【演讲】屠呦呦诺奖报告全文:中医药学是个伟大宝库
屠呦呦诺贝尔奖现场演讲PPT全文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5年10月5日北京时间17时30分，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疟疾是世界性传染病，每年感染数亿人，并导致几百万人死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科研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屠呦呦团队与国内其他机构合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世界数亿人因此受益。目前，一种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方案。
屠呦呦诺贝尔奖现场演讲PPT
屠呦呦在诺贝尔奖现场演讲稿全文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抵达瑞典于2015年12月10日出席诺贝尔颁奖典礼。当地时间12月7日下午（北京时间7日晚），屠呦呦在卡罗琳医学院诺贝尔大厅用中文做题为《青蒿素的发现 中国传统医学对世界的礼物》的演讲，由翻译进行同声传译。
屠呦呦在演讲中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在报告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在短短的几天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谢谢William C. Campbell（威廉姆.坎贝尔）和Satoshi ōmura（大村智）二位刚刚所做的精彩报告。我现在要说的是四十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
关于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大家可能已经在很多报道中看到过。在此，我只做一个概要的介绍。这是中医研究院抗疟药研究团队当年的简要工作总结，其中蓝底标示的是本院团队完成的工作，白底标示的是全国其他协作团队完成的工作。蓝底向白底过渡标示既有本院也有协作单位参加的工作。
中药研究所团队于1969年开始抗疟中药研究。经过大量的反复筛选工作后，1971年起工作重点集中于中药青蒿。又经过很多次失败后，1971年9月，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改用低温提取，用乙醚回流或冷浸，而后用碱溶液除掉酸性部位的方法制备样品。1971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即标号191#的样品，以1.0克/公斤体重的剂量，连续3天，口服给药，鼠疟药效评价显示抑制率达到100％。同年12月到次年1月的猴疟实验，也得到了抑制率100% 的结果。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的突破，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
1972年8至10月，我们开展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研究，30例恶性疟和间日疟病人全部显效。同年11月，从该部位中成功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化合物的结晶，后命名为“青蒿素”。
1972年12月开始对青蒿素的化学结构进行探索，通过元素分析、光谱测定、质谱及旋光分析等技术手段，确定化合物分子式为C15H22O5，分子量282。明确了青蒿素为不含氮的倍半萜类化合物。
1973年4月27日，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分析化学室进一步复核了分子式等有关数据。1974年起，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生物物理所相继开展了青蒿素结构协作研究的工作。最终经X光衍射确定了青蒿素的结构。确认青蒿素是含有过氧基的新型倍半萜内酯。立体结构于1977年在中国的科学通报发表，并被化学文摘收录。
1973年起，为研究青蒿素结构中的功能基团而制备衍生物。经硼氢化钠还原反应，证实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发明了双氢青蒿素。经构效关系研究：明确青蒿素结构中的过氧基团是抗疟活性基团，部分双氢青蒿素羟基衍生物的鼠疟效价也有所提高。
这里展示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蒿乙醚的分子结构。直到现在，除此类型之外，其他结构类型的青蒿素衍生物还没有用于临床的报道。
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卫生部新药证书。于1992年再获得双氢青蒿素新药证书。该药临床药效高于青蒿素10倍，进一步体现了青蒿素类药物“高效、速效、低毒”的特点。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北京联合召开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有关青蒿素及其临床应用的一系列报告在会上引发热烈反响。我的报告是“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数千例中国的疟疾患者得到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有效治疗。
听完这段介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段普通的药物发现过程。但是，当年从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沿用历史的中药青蒿中发掘出青蒿素的历程却相当艰辛。
目标明确、坚持信念是成功的前提。1969年，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参加全国“523”抗击疟疾研究项目。经院领导研究决定，我被指令负责並组建“523”項目课题组，承担抗疟中药的研发。这一项目在当时属于保密的重点军工项目。对于一个年轻科研人员，有机会接受如此重任，我体会到了国家对我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决心不辱使命，努力拼搏，尽全力完成任务！
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这是我刚到中药研究所的照片，左侧是著名生药学家楼之岑，他指导我鉴别药材。从1959年到1962年，我参加西医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知识。化学家路易˙帕斯特说过“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古语说：凡是过去，皆为序曲。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当抗疟项目给我机遇的时候，西学中的序曲为我从事青蒿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准备。
信息收集、准确解析是研究发现成功的基础。接受任务后，我收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并收集他们用于防治疟疾的方剂和中药、同时调阅大量民间方药。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正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也是中药新药研究有别于一般植物药研发的地方。
关键的文献启示。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公元3-4世纪）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这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
关于青蒿入药，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后的《神农本草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本草纲目》等典籍都有青蒿治病的记载。然而，古籍虽多，确都没有明确青蒿的植物分类品种。当年青蒿资源品种混乱，药典收载了2个品种，还有4个其他的混淆品种也在使用。后续深入研究发现：仅Artemisia annua L.一种含有青蒿素，抗疟有效。这样客观上就增加了发现青蒿素的难度。再加上青蒿素在原植物中含量并不高，还有药用部位、产地、采收季节、纯化工艺的影响，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中国传统中医药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值得我们多加思考，发掘提高。
在困境面前需要坚持不懈。七十年代中国的科研条件比较差，为供应足够的青蒿有效部位用于临床，我们曾用水缸作为提取容器。由于缺乏通风设备，又接触大量有机溶剂，导致一些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为了尽快上临床，在动物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我和科研团队成员自身服用有效部位提取物，以确保临床病人的安全。当青蒿素片剂临床试用效果不理想时，经过努力坚持，深入探究原因，最终查明是崩解度的问题。改用青蒿素单体胶囊，从而及时证实了青蒿素的抗疟疗效。
团队精神，无私合作加速科学发现转化成有效药物。1972年3月8日，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召开抗疟药物专业会议，我代表中药所在会上报告了青蒿No.191提取物对鼠疟、猴疟的结果，受到会议极大关注。同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会议上，我报告了30例临床全部显效的结果。从此，拉开了青蒿抗疟研究全国大协作的序幕。
今天，我再次衷心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铭记他们在青蒿素研究、发现与应用中的积极投入与突出贡献。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包括山东省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我衷心祝贺协作单位同行们所取得的多方面成果，以及对疟疾患者的热诚服务。对于全国523办公室在组织抗疟项目中的不懈努力，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没有大家无私合作的团队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
疟疾对于世界公共卫生依然是个严重挑战。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谈到控制疟疾时有过这样的评价，在减少疟疾病例与死亡方面，全球范围内正在取得的成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如此，据统计，全球97个国家与地区的33亿人口仍在遭遇疟疾的威胁，其中12亿人生活在高危区域，这些区域的患病率有可能高于1/1000。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全球疟疾患者约为1亿9千8百万，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58万，其中78%是5岁以下的儿童。90%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重灾区非洲。70% 的非洲疟疾患者应用青蒿素复方药物治疗（Artemisinin-based Combination Therapies, ACTs）。但是，得不到ACTs 治疗的疟疾患儿仍达5千6百万到6千9百万之多。
疟原虫对于青蒿素和其他抗疟药的抗药性。在大湄公河地区，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恶性疟原虫已经出现对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在柬埔寨-泰国边境的许多地区，恶性疟原虫已经对绝大多数抗疟药产生抗药性。请看今年报告的对于青蒿素抗药性的分布图，红色与黑色提示当地的恶性疟原虫出现抗药性。可见，不仅在大湄公河流域有抗药性，在非洲少数地区也出现了抗药性。这些情况都是严重的警示。
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这项计划出台的目的是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鉴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已在大湄公河流域得到证实，扩散的潜在威胁也正在考察之中。参与该计划的100多位专家们认为，在青蒿素抗药性传播到高感染地区之前，遏制或消除抗药性的机会其实十分有限。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迫在眉睫。为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我诚挚希望全球抗疟工作者认真执行WHO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
在结束之前，我想再谈一点中医药。“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最后，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 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衷心感谢在青蒿素发现、研究、和应用中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内外同事们、同行们和朋友们！
深深感谢家人的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衷心感谢各位前来参会！
谢谢大家！
（来源：央视 记者：王薇薇）
屠呦呦！她凭啥获诺贝尔医学奖？（附饶毅解读）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青年报、中国政府网等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北京时间2015年10月5日下午5点30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奖。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另外两名获奖科学家分别是，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William C. Campbell）、日本科学家大村智（Satoshi ?mura）
屠呦呦，女，1930年12月30日生，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她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资深药学家。她50岁（1980年）成为硕士生导师，71岁（2001年）才成为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如今，青蒿素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抗疟药，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
李克强总理发来贺信
在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中国著名药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表示祝贺。
李克强在贺信中说，长期以来，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包括医学研究人员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攀高峰，取得许多高水平成果。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中国科技繁荣进步的体现，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体现，充分展现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希望广大科研人员认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瞄准科技前沿，奋力攻克难题，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委托中国科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同志5日晚看望屠呦呦并表示祝贺。
凭啥是屠呦呦
屠呦呦获奖令人振奋和欣喜，但作为一名既非两院院士，在公众眼中也不太出名的科学家，屠呦呦为什么能够获得诺奖？她的研究成果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呢？2011年8月22日，著名科学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院长饶毅等人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介绍屠呦呦和另一位对发现抗癌药物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张亭栋。
饶毅曾明确告诉媒体，他想做的只是把更多人的目光聚焦到屠呦呦和张亭栋两位前辈科学家身上，并希望能够推动二人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他说，文章的主旨是希望中国重视一些在国内做出了杰出工作、而未获适当承认的科学家。他要介绍的两位人物年龄都较大，其中一人还在病中。“他们做出的贡献，在我看来，值得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他们在国际国内的认可都远低于他们的实际贡献。两位皆非院士，其中一人可能从未被推荐过。”
现将该文摘编如下——
饶毅
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
作者：饶毅、黎润红、张大庆
青蒿素堪称我国20世纪最重要两项中药的药物发现之一
1970年代早期，多数中国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生存而无机会开展研究。两位年轻的研究者屠呦呦和张亭栋，分别在发现抗疟新药青蒿素和揭示砒霜化学成分三氧化二砷对白血病的治疗作用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青蒿素工作源于中国帮助越南抵抗美国，三氧化二砷源于观察、验证和改进乡村中医的实践。虽然他们的药物挽救了世界上很多生命，两位研究者迄今未获国内外充分肯定，屠呦呦有争议、张亭栋基本默默无闻。相关的文献埋没于冷僻的杂志和一般不易看到的内部会议资料。基于原始中文论文、文件和采访，我们在此呈现这些发现的历史概貌。没有逃脱我们的注意，在古代和近现代中文文献及医疗实践中，可能还有尚待重新发现的珍宝。
在中国使用了上千年的传统药物，能否改善现代人类的健康？在中国，有些人不认为这是问题，而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中药并非现代人类普遍使用药物的主要来源。
对中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在现代医学进展到今天后中药意义很小，甚至毫无作用；或者，中药很有用，但中药必需使用复方，且不能按照现代科学标准来评判，必须用它自己特殊的标准。
我们试图通过研究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历史，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研究显示，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都是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所获得，遵循科学的标准所确立其效果。这些药物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从而证明了从传统药物获得确定化学成分药物的价值。我们的结论是，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发现清晰地肯定了古老的中药在今天仍然有益，传统中还沉睡着尚未开发的、可能进一步改善人类健康的潜力。
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堪称中国过去一个世纪最重要的两项来自中药的药物发现。虽然现在中国政府大量投入支持药物开发，也有很多中国药厂从中药大量牟利，但其他中药来源药物迄今并未超越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所创造的对人类健康的价值。
研究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发现历史、肯定屠呦呦和张亭栋为代表人物的工作，不仅对于他们个人有意义，而且能刺激国际医药界用传统药物寻找全新化学结构的药物、发现已有化合物的新用途。当很多中国药厂或者因为不知道、或者急功近利而不循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已经证明成功的道路，而继续用化学不确定、适应症不明确的中药获得大量收益的时候，这也是警醒它们认真努力试图确定中药特定化学成分和特定疾病的关系。中国国内和国际对中药的努力可能将中药带到一个新的时代，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青蒿素发现于大型研究抗疟疾药物的“523任务”中，发现青蒿素的代表性人物是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屠呦呦。砒霜中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作用发现于以个体科研小组模式自由探索性研究中药抗癌作用过程中，最主要贡献者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张亭栋。
屠呦呦出生于1930年，1951年至1955年就读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生药学专业，其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她仅有大学本科学位，于1969年与其他几位中医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一道被召集加入“523任务”。
张亭栋出生于1932年，1950年代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1960年代曾参加过西医学中医的培训班。
青蒿素和屠呦呦
现在不少人知道青蒿素（artemisinin）的作用。它起效快，可以在一线使用，也是在其他常用药物如氯喹出现抗药性情况下，可以改用的药物。当然，青蒿素并非无缺点，也不是可以替代其他所有抗疟药的唯一药物。但是，它治疗了很多病人。在结构上，青蒿素完全不同于其他抗疟药，是全新的一类药物，迄今国内外仍然试图寻找更好的衍生物，以便改进疗效、减少抗药性。在科学上，青蒿素作用的机理，尚未完全阐明，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科学问题。
不少人知道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但有较大争论。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屠呦呦是否可以作为其代表人物？
全国性抗疟研究计划“523任务”，据说（但笔者未见资料证明）起始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应越南的要求、也考虑中国南方存在的疟疾问题。当然，今天的公开秘密是中国曾有几十万军人援助越南抵抗美国，虽然以高射炮兵和工程兵等形式。其正式组织成立于国家科技委员会与解放军总后勤部于1967年5月23日开始的一周联合会议“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参与的单位遍布全国，北京、上海、云南、山东…，人员至少几百。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合作项目，其中有很多人起了作用。
但是，青蒿素的发现是否有代表人物？谁是代表人物？
1969年，高年资科学家绝大多数“靠边站”了，不可能参加科学研究。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屠呦呦等应召加入“523任务”。
“523任务”分为几部分：仿造西药或制造衍生物、从中药中寻找抗疟药、制造驱蚊剂等。中药部分，不同研究小组试了很多中药，包括药效较强、但副作用较大的常山(Dichroa febrifuga)。张昌绍等于1940年代曾对常山有开创性的研究。他和同事于1943年报道用常山的粗提物治疗疟疾病人，1945年报道常山所含三种生物碱在鸡的疟疾模型上有作用，1946报道常山碱B（dichroine b，后称dichroine b）在鸡虐模型的抗疟作用，1948年报道常山提取的常山碱g （dichroine g）, 常山碱b（dichroine b）,常山次碱（dichroidine）和喹唑啉（quinazolone）具有抗疟作用, 1947年和1948年确定所有这些生物碱的分子式。“523任务”再次考虑和研究了常山，但遇到同样问题：虽然抗疟作用强，呕吐的副作用也很强，未能克服而不能推广应用。但是，研究常山的路径和方法，基本也是研究青蒿和青蒿素的方法。
而青蒿(Artemisia annua)不仅记载于古代中药书中，而且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国民间也有使用的记录。屠呦呦研究小组的余亚纲梳理过可能的抗疟中药，开列了有808个中药的单子，其中有乌头、乌梅、鳖甲、青蒿等。军事医学科学院用鼠疟模型筛选了近百个药方，青蒿提取物有60%到80%的抑制率，但不稳定。屠呦呦给自己研究小组提供的清单含多个中药，包括矿物药：黄丹、雄黄、硫黄、皂矾、朱砂等；动物药：鼠妇、地龙、蛇蜕、穿山甲、凤凰衣等；植物药：地骨皮、甘逐、黄花、菱花、鸦胆子、青蒿、马鞭草等。1971年初，余亚纲从抗疟科研小组调出去研究支气管炎。屠呦呦研究小组后来也观察到青蒿的效果，但水煎剂无效、95%乙醇提取物药效仅30%到40%。应该附带指出，有些古书曾记载热水煮青蒿用于治疗疟疾，这种不可靠的记载妨碍了发现中药的真正作用。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本人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其提取物抗疟作用达95%到100%，这一方法是当时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523任务”的会议上报告这一结果，获得大家注意，但并未成为唯一的重点，会议总结时组织者建议“鹰爪要尽快测定出化学结构，并继续进行合成的研究；仙鹤草再进一步肯定有效单体临床效果的基础上，搞清化学结构；青蒿、臭椿等重点药物，在肯定临床效果的同时，加快开展有效化学成分或单体的分离提取工作”。
其后，屠呦呦研究小组的工作集中于青蒿。倪慕云先试图获得青蒿中的活性化合物，以后钟裕容成功地获得结晶“青蒿素II”（后称青蒿素），屠呦呦于1974年2月份在中医研究院召开的青蒿座谈会（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共同参加）上提到了青蒿素II的分子式。从明确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黑色胶状物，抗疟有效组分）的抗疟效果到获得青蒿素（白色针状结晶，抗疟有效单体），从而确定了抗疟分子。
屠呦呦研究小组成员还与其他研究组合作，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有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分析青蒿素分子、解析其结构。这些研究小组发现青蒿素是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在1972年获知屠呦呦小组青蒿粗提物有效的信息后，山东寄生虫病研究所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合作，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独立分别进行青蒿的提取工作。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和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分别获得抗疟有效单体，并命名为“黄花蒿素”（山东）和 “黄蒿素”（云南）。1974年初，北京的青蒿素、山东的黄花蒿素和云南的黄蒿素初步被认为相同的药物。
很重要的是，根据我们对青蒿素发现历史的分析，虽然有很多争论，但无异议的是：1）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2）具体分离纯化青蒿素的钟裕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3）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粗提物高效抗疟作用以后进行的，获得纯化分子也晚于钟裕容。
有关青蒿素的历史回顾很多。一个药物的发现，除了确定粗提物有效以外还有提纯、药理、结构、临床等部分。屠呦呦的工作有前人的基础，她的研究小组其他成员有重要贡献。也不能忽略其他研究小组和科学家的重要作用。例如，中医研究院曾学习云南和山东的青蒿素提取工艺。在中医研究院用自己提取的结晶做临床实验结果不够理想并发现毒副作用时，云南药物所罗泽渊等人提供的结晶通过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等人明确其对恶性疟尤其是脑型疟有效。而现在使用较为广泛的蒿甲醚、青蒿琥酯等青蒿素的衍生物则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李英等和广西桂林制药厂刘旭等于1976年后多年研究的结果。
归根结底：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迟迟未至的认同
以屠呦呦和张亭栋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做出的成果都得到了普遍应用，直接产生了治病救人的效果。但是，由于不同的原因，两位科学家个人没有获得中国充分的认可，也缺乏国际肯定。
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广为人知。而屠呦呦的贡献，却一直有争议。其原因还待更多史家细究。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是，面对重要的发现，出现矛盾时，中国的有关部门不是确切地搞清楚各人的功劳而是回避矛盾、袖手旁观，导致缺乏认可。而国外的科学家和医药界不可能搞清楚中国内部刊物和会议的记录。
我们在研究青蒿素历史过程中读了中国有关部门没有费时研读的材料。矛盾和不清有多个来源。与齐心协力的“两弹一星”大计划不同，青蒿素的研究矛盾不断，有不同研究小组之间矛盾，也有研究小组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矛盾。当时的研究人员，因为文革的原因，一般年资都比较低，屠呦呦作为研究小组负责人仅为“实习研究员”，文革后才晋升为副研究员。
论文写作不及时、发表不规范。在此，文革的阴影很明显。常规科学实践中（无论是彼时的西方还是现在的中国），屠呦呦在1972年3月不一定要在发表论文以前在会上共享结果，而可以先发表乙醚提取的文章以后在共享。她的研究小组也应该会先发表钟裕容纯化获得青蒿素晶体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应该建立屠呦呦小组的发现优先权。而实际上，起初她们在关门会议上报告，等到1977年才发表第一篇中文论文，而且还是以“青蒿素协助组”的集体笔名。英文论文更滞后到1982年，用“青蒿素及其衍生抗疟药合作组”的集体笔名。这样埋下了进一步争议的伏笔。
从多个来源的信息提示，屠呦呦突出自己作用时未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自己研究小组其他成员的作用，包括她后来的出版物引用文献时，将他人的名字省略、自己的名字前移，也为 “523任务”其他参与者所诟病。我们作为无争议方试图和屠呦呦交流也有一定困难，不理解她把中医研究院的原始材料至少有段时间收藏在自己家，不愿给我们看。
肯定屠呦呦等科学家的意义
中国和世界肯定张亭栋和屠呦呦等，不仅是对他们迟到的感谢，也有利于中国和世界认识中药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宝库。人们必须研读中文文献，可能还需透过几层迷惑，才能发现哪一个药是针对哪一个疾病，正如屠呦呦和张亭栋在1970年代所做。
研究 “523任务”的历史，有助于了解中国大科学计划、大协作的优点和缺点。“两弹一星”是成功的例子，青蒿素的经验并不同于两弹一星。而彼时还有遍布全国的“气管炎办公室”、“慢性老年性肺心病”等课题，耗费的人力、物力不少，是取得了我们大家不熟知的成果，还是结局不乐观？汲取这些先例的经验和教训，对目前的多个大项目，也许有所裨益。
如果屠呦呦和张亭栋获得了中国的广泛认可、甚至世界的肯定，我们希望，中国大众不能简单地英雄崇拜，更不应该否认其他人的工作。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很多人参与并作出重要贡献，包括“523任务”组织者，也包括云南的罗泽渊，山东的魏振兴，广东的李国桥，北京的李鹏飞、梁丽，上海的吴照华、周维善和吴毓林等。屠呦呦研究小组的钟裕蓉、余亚纲、倪慕云也有重要贡献。解放军战士、农民是早期临床疗效的志愿者，而那时志愿的程序不同于现在。
最重要的是，这些药物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应该推崇他们的工作、肯定他们的成就。科学，有着客观的标准，通过争论可以将我们带近真理。
（原文有删节）
孜孜四十载，她将一片赤子初心铸成打开中医药宝库的钥匙
“怎样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把中医药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是我国科学工作者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科技工作者肩负着振兴中华的时代使命，投身于科技创新发展义不容辞，这就是我们当下的责任与担当。”
12月18日，党中央授予屠呦呦改革先锋称号。40年，她将一片赤子初心铸成打开中医药宝库的钥匙，让中药青蒿变为济世“神草”——
1971年10月4日，一双因欣喜而有些颤抖的手重重地在实验记录上写下了一个数字——100%，这代表着191号青蒿提取物样品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一时间，整个实验室为之沸腾。
44年后，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还是那双手，坚定地接过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一刻，这双手的主人被世界瞩目，她代表着中国女性、中国科学家和中国人的风采，她就是屠呦呦。
“我是学西医西药的，这时候正好毛主席提出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号召，就重视开展了‘西学中’的工作。”
正是屠呦呦的这双手，让中药青蒿从古典医籍中跃然而出，变为了在国际抗疟一线挽救数百万人生命的济世“神草”。四十载默默耕耘，她在抗疟药物研发的道路上从未止步，她的生命早已与青蒿素密不可分。
回顾辉煌的成就，屠呦呦说，这是全国抗疟工作者团结协作为改革开放做出的贡献，她只是这个大团队中的一员。
“一字之差，却是破茧成蝶之变”
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从未想过，接下来的一个任务将影响自己一生。
“当时正值越南战争，疟疾的耐药性越来越明显，得疟疾死亡的人数要比战争伤亡人数高出几倍。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亲自指示下，中国政府启动了‘523’项目，这个项目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任务。”屠呦呦说。很快，国家“523”抗疟药物研究的任务下达到中医研究院，有着“西学中”背景与执着的科研精神的她临危受命，顶着巨大的压力接过了这一重担，成为了中药抗疟科研组组长。
最初，对于这个任务，她也无从下手，只感到难度太大了，不仅美国已经做了很多尝试，国内也已经筛选了上万种化合物与中草药，均未取得明显的疗效。作为一名年轻的科研人员，她并未因此泄气，“我觉得就应该按共产党员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一定要完成任务。”时间紧迫，来不及踌躇与犹豫，抗疟的号角催着她快步踏上征途。
3个月，屠呦呦或伏案于历代医籍之中寻找灵感，或跋涉于山水之间走访民间的老中医药专家，她迅速收集了2000多种方药，从中精选编辑出包含640个方药的《疟疾单秘验方集》。紧接着，她带领着团队夜以继日地筛选了380余种中药提取物，最终确定了几种中药作为研究对象，青蒿正在其中。
青蒿古名“菣”，意为“治疗疟疾之草”。但当时，青蒿的临床效果并不理想，虽然曾出现过68%的抑制率，但之后的实验中却只得到了12%到40%抑制率的结果。这个问题困扰了屠呦呦良久，在她心有不甘又毫无头绪之际，她将之前的古典医籍又搬了出来细细翻阅，重新寻找思路。
“为什么不是常用的煎煮法？原来是要青蒿鲜汁！”顺着这个思路，她创建了低温提取青蒿抗疟有效成分的方法。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1971年10月，屠呦呦团队成功实现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这是青蒿素发现史中最为关键的一步。1972年11月，又进一步从抗疟有效部位中分离提纯得到有效单体——青蒿素。
“当时科研设备条件差，我们团队只好买来几口大缸用酒精包括后来的乙醚泡植物，再回收液体进行实验。实验从老鼠做到猴、狗、人。但是还有很多质疑声，我就带头和几个同事一起，在自己身上实验。”
“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为使青蒿提取物尽快上临床，屠呦呦率先提出以身试药的申请，她还几度深入海南疫区进行临床疗效验证。
屠呦呦说，青蒿与青蒿素只有一字之差，却是破茧成蝶之变。两年的时间，从中药青蒿到青蒿素首次临床试用，其速度之快，在药物研发史上极为罕见。她再三强调，是团队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引领了青蒿素的快速研发。
“青蒿素是中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
青蒿一握，水二升，浸渍数千年，是屠呦呦的出现让青蒿素得以面世。春风徐来，回首间，已是40载，是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着青蒿素完成从化学物质向药物的转变。
1977年，青蒿素作为化学物质第一次公开发表于《科学通报》。1978年，屠呦呦领导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523”研究组受到全国科学大会的表彰。1979年，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介绍了这种新的抗疟药。1981年10月，国际疟疾化疗会议在北京召开，系统地介绍了青蒿素和它的抗疟效果，作为一种全新化学结构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1986年，中药研究所研制的青蒿素获得自我国新药审批办法实施以来第一个一类新药证书。
对屠呦呦而言，研究无止境。1992年，针对青蒿素复燃率高等缺点，她又创制出临床抗疟药效为前者10倍的新药——双氢青蒿素。此后，全国抗疟工作者更加振奋精神，不断改进研制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药证书，这些药物开始在国际抗疟战场上大放异彩。
20年前，青蒿素和它的衍生物走向国际疟疾疫区，开始发挥威力。青蒿素药品不仅价格较奎宁低，而且见效快、副作用小，非洲疫区民众都把中国医疗队带来的这种疗效明显、价格便宜的中国药称为“来自遥远东方的神药”。2000年至2015年期间，全球可能患疟疾的人群中疟疾发病率下降了37%；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下降了60%，620万人生命得以挽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2.4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150万人因该疗法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青蒿素联合疗法（ACTs）至今仍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疟疾治疗方法。屠呦呦表示：“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中医药的青蒿素影响了世界，体现出中医药宝库是世界医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011年9月，屠呦呦领取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
“希望这个奖励能带来新的激励机制。科学要实事求是，国内青年科学家应该吸取有益的经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知识，做好继承创新，让中医药的精华被世人所认识，为世界医学做出贡献。”
2011年，屠呦呦因“发现了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获得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2015年，屠呦呦因发现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而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6年，屠呦呦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5年12月，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给屠呦呦颁发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的礼物。”
“我想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青蒿素的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这也标志着中医药研究得到国际科学届的高度关注，这是我最高兴的。”
然而，这些让世人赞叹的卓越功勋背后，科研道路上每一小步的前进都显得步履维艰。
上世纪70年代，很多药厂都停产了，提纯熬制设备很缺乏。然而要深入临床研究，必须要制备大量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国家的重任等不起，数万被疟疾感染的患者更等不起，怎么办？研究组决定“土法上马”，从全国收集大量青蒿叶，在七个大水缸中用乙醚浸泡。没有通风系统，更缺少防护措施，时间一长，满脑子都是青蒿的屠呦呦在高强度的工作下患上了中毒性肝炎。
对于这些，她毫无怨言。纵使已经年过八旬，她炯炯的双眼中仍饱含着对中医药事业的一片赤忱。“古老的岐黄术，历久弥新。中医治未病思想及其在防治现代疾病方面的优势和特色日益凸显，中医需要与现代医学相互借鉴、共同补充发展。”屠呦呦说道。
“出名都是过去的事，我们要好好‘干活’”
“工作就是她的爱好，或者说她的工作跟生活是一体的。”1995年加入团队的研究员杨岚说，“我觉得她整天想的就是青蒿素，怎么把它继续做下去、让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给屠呦呦颁发2016年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
“青蒿素是一个全新的物质，下一步应该彻底弄清它的机制，全面挖掘它的潜力。”
获得改革先锋称号之后，回顾数十年如一日的默默耕耘，屠呦呦讲出了自己的思考：“全国抗疟团队的研发工作显示了另一种驱动力，那就是对国家使命的高度责任感与担当。在这种爱国精神驱动下，就有了奋斗与奉献，就有了团结与协作，就有了创新与发展，才使得青蒿素联合疗法挽救了众多疟疾患者的生命。”
迎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与中医药事业“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机遇，这位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愈发笃定，要秉承着这份时代赋予的使命，用最尖端的现代科学技术把青蒿素研究做“透”，实现真正意义的中西结合。
现在，距离发现青蒿素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然而其治疗疟疾的深层机制仍模糊不清。如何循证？这是屠呦呦心中一直挂念的一件大事。为此，青蒿素研究中心引进了新生研究力量，创建了青蒿素多靶点学说的王继刚研究员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曾采用化学生物学方法探究青蒿素杀死疟原虫的原理。现今，他的学说已经得到国际抗疟学界的认同。
“我们现在进行的青蒿素与其他抗疟药联合用药的研发中，也借鉴了中医药理论，采取多药物、多靶点办法寻找更好的疗效、克服耐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博士向丽说。
不仅如此，随着青蒿素“神秘面纱”的逐渐揭开，它的应用范围研究也逐渐从抗疟领域延伸到了抗癌、治疗红斑狼疮等多个方向。屠呦呦介绍，目前，有关青蒿素类药物治疗红斑狼疮的工作已进入二期临床研究，青蒿素研究中心正在发起成立国内的“青蒿素科技联盟”，以推动青蒿素研究继续创新。
对屠呦呦而言，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年轻人多考虑党和国家的需求，把中国的优势、把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多做创造性贡献。为激励青年科技工作者在改革浪潮中开拓创新，她将自己诺贝尔奖金的一大部分拿了出来，设立了“屠呦呦奖励基金”。
“中国科技工作者肩负着振兴中华的时代使命，投身于科技创新发展义不容辞，这就是我们当下的责任与担当。”晃眼40年，这位与青蒿结缘的科学家始终挺立在科研一线，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点燃了中医药的燎原之火，用青蒿素精神引领新时代中医药事业创新发展，用毕生心血诠释了自己的贡献与担当。
文字：中国中医药报记者李芮
小档案：
屠呦呦，女，汉族，中共党员，1930年12月出生，浙江宁波人，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她致力于中医研究实践，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研究发现了青蒿素，为人类带来了一种全新结构的抗疟新药，解决了长期困扰的抗疟治疗失效难题，标志着人类抗疟步入新纪元。以双氢青蒿素、青蒿琥酯等衍生物为基础的联合用药疗法(ACT)是国际抗疟第一用药，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为中医药科技创新和人类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聘为硕士生导师，2001年聘为博士生导师。荣获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16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8年12月18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获颁改革先锋奖章。2019年9月29日，荣获“共和国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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