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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串联
不过，这些组织最红火的时候，还是在八月份，八月以后，大串联开始了，我们就奔赴祖国各地了。
第一次串联是在八月底，大规模串联还没有开始。所谓大规模串联，是说火车开了专列，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和中学生都行动起来了。
大串联中的红卫兵
我和一些初二的学生一起，第一站到了西安，在西安干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时的大标语满街，写的是打倒刘澜涛和霍士亷，这两位，是当时西北局和陕西省的两位负责人。
从西安一下子杀到了乌鲁木齐。坐火车去的，那时的火车慢啊，似乎坐了两天两夜。因为大串联还没有正式开始，我们坐的是旅客列车的硬座车厢，和旅客们坐在一起。那时候兴学雷锋，我还提着个大水壶，不断地为旅客们倒水。尽管不断走动，但是，因为坐的时间太长，下车时，发现脚肿了。
在乌鲁木齐两件事情印象深刻：一是吃羊肉。那时的新疆很富庶，我们住在八一农学院，牛奶随便喝，羊肉随便吃。结果吃坏了肚子，一晚上总跑厕所。后遗症是我现在不吃羊肉。二是我们被新疆人围在八一广场，因为我们要炮轰王恩茂。
当时，“炮轰某某某”是常见的口号，不管你有没有问题，先炮轰一下再说。当时的解释是，炮，是毛泽东思想，轰，是衡量，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一下，你是不是好人。其实，谁也经不起这样的炮轰。
王恩茂（右）和赵锡光
王恩茂是新疆的最高领导，当年在著名的359旅，他是和王震曾经是多年的战友，王震调离新疆后，王恩茂管理新疆很多年。没想到他在新疆威望很高，当我们喊出炮轰王恩茂的口号后，很多乌鲁木齐的市民不干了，他们围着我们和我们辩论，说，我们看你们不是北京来的红卫兵，你们是台湾来的特务。他们还有一个说法，王恩茂是新疆八百万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这群北京来的孩子，哪里知道王恩茂到底怎样，反正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没出声保的人，我们都敢碰。没想到在这里碰了一鼻子灰。
2007年，为了撰写王震百周年的纪录片，我又到了乌鲁木齐，时隔四十年，这里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我说的变化，还不是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而是那些能够感受到的内心的东西，脸上的笑容，民族的和谐，领导人的威望，这些，似乎被一场刮了四十年的风一点一点刮走了。
1966年的9月开始一直到11月，我都在忙于串联。开始还说是播文革之火，后来就纯粹为了玩了。当时我的原则是去远处，今后不太方便去的，除了乌鲁木齐以外，还去了广州、锦州等地。
大规模串联开始以后，开了很多红卫兵专列，因为人多，车厢里常常挤得水泄不通，连行李架上也挤满了人。我常用的一个办法是钻到三人座椅的下面睡觉，幸亏那时我的体积没有现在这么大，不然，钻也钻不进去。
大串联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步行，也就是那时所说的“长征”。
文革初期，其实就是个深度洗脑的过程，共产党的一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一切，都要深深植入孩子们的脑袋。毛泽东的每段语录，都像雨露，要滋润孩子们的心田。比如说：长征是播种机。
为着这句话，好多孩子行走在路上。
我们第一次选的目的地很近，是天津。但是，走到通州，就走不动了。关键是军心瓦解了。怎么办呢？就近拦车。有个同学叫陈志刚，外号小瘸，其实他不瘸，但是也不刚，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学他拦车的那句话：我们走不动了，帮帮我们吧！结果是没有成果，车都是呼啸而过，也许因为我们人太多了，谁也不停。于是，不知道谁说，附近有火车站，坐火车吧。坚持走到火车站，看见一列客车静静地躺在铁轨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管他开到哪里！
结果，火车把我们拉到了锦州。
那是我第一次出山海关。
第二次长征，到了1966年的11月间。当时，中央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停止大串联，也就是说，免费的火车，免费的住宿都没了。我们几个同学不甘心就这样停止了如此美好的生活，商量着钻个空子，不是没有免费火车吗，我们长征。
这次选的是从西安到延安，大约一共760华里。我们六个同伴，都是14岁，每人只背一个书包就上路了。记得第一站住在三原，后来学了历史才知道，这是冯玉祥三原誓师的地方，而邓小平留学归来，第一份工作也应当和这里有渊源。
我们没有看到历史，却是看到了农民的生活。在三原我们多呆了半天，为农民拔了半天的萝卜。后来，我们回到学校，居然还收到了农民寄来的感谢信。
我们当然也不是光做好事，也做坏事。在快到延安时，我们在户县住了一晚，那时已经很冷了，我们几个躺在炕上，实在扛不住了，决定点火烧炕。当地农民应该是很少这么早就烧炕取暖，就是取暖也是在灶上烧饭同时取暖。我们情急之下，在老乡门后拿起一些白色的秸秆就塞在炕洞里，点着了火。第二天早上一看，原来是麻杆，应当是农民还没有剥过的。
不过，当地农民很淳朴，他们给我们开了窑洞的门，很放心，再也没来巡视过，我们一早起来，迅速出发了。
路过黄陵时，我们还和当地的有关领导见过，为什么见，说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是记得一点，这儿有狼。
当天，我们恰好又迷路了，到了晚上还没有找到预定要住的那个村子。那是个叫后河南的村子。
黄土高坡上，过一个沟壑就是一马平川，只有再下到一个沟壑，才想起刚才其实是在山上。那个晚上，月亮冷凄凄挂在天上，我们走在类似深沟的一条小路上，路边高坡上草已经枯黄，夜风吹得这些草沙沙响，在寂静的夜里，这响声有些瘆人。忽然，扑棱棱一阵响动，吓得我们浑身鸡皮疙瘩，原来，是我们的脚步惊动了一只山鸡。
我们提心吊胆地前行，像那只惊恐的山鸡。
这当口，后面匆匆走过来一个人，问我们去哪里，自告奋勇带路。我那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好紧，生怕这是个地主分子，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加害，于是，我手里抓了一块石头，走在最后面，眼睛盯着这个带路人。
说实话，在黄土高坡上找到一块有杀伤力的石头，难度还挺大。不过，还是白找了，我们看到了村庄，闻到了炊烟的香气，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这一路，还是经历了不少故事，760里路，我们六个14岁的孩子，徒步走了九天半，不能不说是一种锻炼，我们曾经饥一顿饱一顿，曾经睡在草堆里，在一个叫甘泉的地方，我们六个人盖了一床被子。
现在我还记得这个场景，回到北京，我回到家里，妈妈还没起床，躺在床上心疼地看我浑身不得劲，问我，是不是长虱子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妈妈一轱辘爬起来，说，快把衣服全脱下来，扔到阳台上去。
果真长了一身虱子。后来，身上还长了疖子，化了脓。到学校医务室去看大夫，大夫直摇头。给我挤疖子时我还是很坚强的，大夫的称赞现在还记得：这孩子真勇敢，长大能当解放军。
其实还用长大吗，两年后，我就穿上了军装。
在延安的事情可以忽略，无非是看宝塔山，喝延河水，瞻仰枣园，每个去延安的红卫兵都是这些节目。从延安回来是坐大卡车把我们拉到铜川上火车，这也是中央觉得再不这样的话，学生们野掉的心很难收回了，于是用各种办法把学生找回去。
这是1966年的11月中旬了，陕北已经冷了。我还是光脚穿一双布鞋，就是当时北京小孩喜欢的白塑料底黑灯芯绒面的那种懒汉鞋，一身单衣。车到洛川，大家下车上厕所，我的鞋掉了，光着脚在地上走，我居然没有感觉，原来是冻僵了。
三十年后，1996年底，我作为柯受良驾车飞越黄河的组委会秘书长和现场总指挥，又若干次走在西安到延安的路上，那些地名，三原、黄陵、甘泉、富县，听着都是那么亲切。
每一条路，都不是白走的，这就是长征给我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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