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错误
 
“由于希腊文字母写起来极其相似，更由于抄写人原始、简陋的工作环境，经文中出现错误似乎难以避免。”我说。
 
“确乎如此。”梅茨格承认。
 
“事实上，我们拥有的古抄本之间，是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不同之处？”
 
“确乎如此。”
 
“是不是因此我们就可以不相信它们？”我问，语气里的控诉已经多于询问。
 
“不，先生，不是这样，”梅茨格坚定地回答。“首先，让我这样说：眼镜到了1373年才在威尼斯发明，而且我肯定古代抄写人也会患上散光；再加上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阅读字体褪了色的抄本总是一件难事，情况就更加复杂。此外还有别的因素，例如抄写人不能聚精会神。因此，纵然大多数抄写人都慎重其事，错误仍难以避免。
 
“然而，”他很快补充道，“也有对抗这些情况的因素。例如，有时抄写人的记忆故意跟他捣乱。他先看经文中的字，然后把字写下来，字与字的次序可能改变了。他没有把字写错，可是次序错了。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希腊文同英文不同，它是一种有曲折变化的文字。”
 
“意思是…”我催促他。
 
“意思是两种文字有天渊之别。在英文里你说‘狗咬人’或‘人咬狗’，次序非常重要，但在希腊文里就无关紧要。一个字在句子里若作为主词使用，不管它在句子里的什么地方，都是主词；因之即使一个字并不按我们认为正确的次序排列，句子的意义丝毫没有弯曲。是的，抄本之间确实有差异存在，但是一般来说，这种变化并不重要。拼音上的差别是另外一个例子。”
 
　　话虽如此，“变化”也就是差别，数量之大仍然恼人，有人估计高达二十万，但是梅茨格不以为意。
 
“数目看似很大，只是由于计算的方法有点引人误解，”他说。他解释，如果一个字在两千本抄本中拼错了，那就算两千个差别。
 
　　我专攻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教会的教义有多少因为这种差别而受到影响？”
 
“我不知道有任何教义受到影响。”他信心十足地回应。
 
“一个也没有，”他重述了一遍。“有个耶和华见证人来敲我的门说道，‘你们的《圣经詹姆士一世钦定本》《约翰一书》第5章7-8节错了，那两节书提到…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他们会说，‘最早的抄本没有这个’。
 
“这个再真不过。我想这几句话只在七、八个抄本里出现过，都是十五或十六世纪的产物。我承认那不是《约翰一书》的作者在圣灵感动之下写成的。
 
“但这并没有影响圣经对三位一体教义所作的坚定不移的目击见证。天父在耶稣受洗时说‘这是祂的爱子’随后圣灵降在耶稣身上。在《哥林多后书》结语中保罗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新约在许多地方都见证三位一体。”
 
“故此，即使差异出现了，也是次要而非实质的？”
 
“是的，是的，正是这样，学者们小心翼翼地照原来的意义消除了这些差异。比较重要的差异并没有推翻教会任何教义。一本好的圣经会用注释来提醒读者注意哪些重要的差别。但是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罕见到使学者诺曼．基斯勒和威廉．尼克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说来，新约不仅比任何别的古书有更多的抄本流传下来，而且流传下来的形式比任何名著更纯净——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纯净’。”
 
　　然而，即使说新约从古到今在传承过程中其可靠性是空前的，我们怎能知道现在所拥有的完整无缺？
 
　　有人指责大公会议曾把同样有条件成为正经的文献排除，只因他们不喜欢里面描绘的耶稣形像，这该怎样解释呢？我们如何得知新约中二十七卷书代表的是最好及最可靠的信息？为什么我们的圣经只包括《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而许多别的古代福音，例如“腓力福音”、“埃及人福音”、“真理福音”、“马利亚颂主福音”都未被收入？
 
　　是时候研究“正经”的问题了。这个词源于希腊字，意思是“原则”、“准则”或“标准”，也指为教会接受并包括在新约里的书。梅茨格公认是这方面最高的权威。
 
 
高度的一致性
 
“早期教会领袖怎样决定哪些书具有权威性，哪些书应该抛弃？”我问，“他们使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哪些文献应该收入新约？”
 
“基本上，早期教会有三个标准，”他说。“第一，必须有使徒权威，那就是说那些书若不是由使徒本人执笔(他们曾亲眼目睹所写的事)，就得由使徒的弟子执笔。以马可与路加而论，他们虽未侧身十二使徒之列，但照传统说法，马可是彼得的助手，路加是保罗的同事。
 
“第二个标准是，文献必须符合信仰原则。那就是说，文献能和教会公认为规范的基本传统达到一致。第三个标准是，文献是否为一般教会继续不断接受和使用。”
 
“他们只是使用这些标准，无视后果如何？”我问。
 
“那也不能说他们只是机械地使用这些标准。”他回答，“关于最应该重视哪个标准的问题，的确有过不同的意见。
 
“不过令人注目的是，纵使‘正经’的次要部分有一阵子未能解决，以新约的较大部分而论，在头两个世纪内，事实上已有高度的一致性。分散在广大地区、非常不同的教会都是这样。”
 
“那就是说，”我说，“新约内现有的四福音书适合这些标准，别的福音书则未能符合。”
 
“是的，”他说。“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这是‘适者生存’的一个例子。谈到‘正经’的时候，阿瑟．达尔比诺克常对他的哈佛大学学生说，‘欧洲人用得最多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因为好，才多用。’这是个很好的比喻。英国圣经注释学者包恪廉博士(一译巴克莱)这样说，‘道理很简单，新约诸书能成为正经，因为没人能阻止它们成为正经。’
 
“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谈到对基督教历史和教义的重要性，没有别的古代书籍可以比得上新约。研究‘正经’的早期历史，我们可以完全相信，新约包含了耶稣生平最好的来源。当日那些辨别是否‘正经’的人，对基督福音的认识，的确具有明晰而不偏不倚的眼光。
 
“你只要自己看看这些文献就行了。它们的写作年代晚于四福音，在二、三、四、五，甚至六世纪，远在耶稣的时代之后。一般说来，它们都很平庸；它们的具名完全和它们真正的著者无关，如《彼得福音》和《马利亚福音》。另一方面，新约中的四本福音书都为大家以欣然一致的态度接受、承认，是所叙述事件的权威著作。”
 
“但是我知道有些自由主义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广被报导的‘耶稣研究会’会员，认为《多马福音》应该被提高到与传统四福音同等的地位。是不是这部神秘的福音书是当日教会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最后由于它不受欢迎的教义而被排除？”
 
　　我决定最好在这一点上向梅茨格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