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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时代中外媒介实验室比较研究

阅读量:3734461 2019-10-24


摘要:媒介实验室是新闻院校培育新兴人才的孵化器。它的建设贯穿新闻教育的各个环节,关系学科建设及学界、业界的沟通。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给新闻业与新闻教育带来深刻影响,媒介实验室的外延也逐渐跨出“新闻学院下设实验室”的传统定位,显现出内部独立性与外部连接性的特征。本文通过对世界63所知名新闻传播院校“媒介实验室”的研究,归纳出媒介实验室发展的三个阶段:单一功能实验室、新闻实验教学中心与未来实验室,并对其设立原因、运营模式、主要功能、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指出媒介实验室未来发展趋势是跨界、跨学科、融合、智能化,并提出“教学辅助、科研孵化、市场服务”是融媒体环境下媒介实验室建设的三大目标。
关键词:媒介实验室  教学辅助  科研孵化  市场服务
中图分类号:G231
本文刊于《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8月刊
一、 引言
随着新兴信息技术发展和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及教育改革迎来新机遇。新闻传播是一门处在十字路口的学问,且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特点,需要媒介实验室发挥前沿领域探索的先锋作用和联通学科与行业的桥梁使命。这是媒介实验室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目前,我国媒介实验室的建设状况有以下特点。
首先,高校与外界合作设立媒介实验室,实现共建共享,加强业界和学界对前沿技术共同现实需求的交流与合作。新兴技术在新闻传播行业实践带来颠覆性变革,新闻传播学科也在不断拓展研究范畴,与日新月异的传播生态接轨。目前,高校媒介实验室与业界媒体机构、新兴互联网公司、技术公司展开合作: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澎湃新闻合作建设“数据未来实验室”、与网易传媒共建“内容创新实验室”;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百度合作创立“新媒体创想空间”。
其次,媒介实验室建设的趋势是跨界交融。第一,人员构成跨学科。这体现在媒介实验室引进具有多重学科背景的人才作为师资储备,发挥不同学科领域的能量。第二,研究范围注重跨学科拓展。近年来,大数据的快速发展使计算传播学、信息科学等学科与新闻学科加速融合,产生大数据与新闻传播、数据新闻学等交叉领域课程及专业。媒介实验室愈发关注跨学科产生的新学科、新领域的讨论。例如,2018年12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北大方正集团合作共建的智慧媒体未来实验室,该实验室将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展开课题研究,如新闻线索发现、传播影响力评估、新闻分类标准体系、新闻智能推荐等①。
此外,建设现状中还有一些现象需要关注:一些高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类型的实验室开设在理工或其他院系,新闻学院在跨学科实验室的组建上还需进一步融合发展。例如武汉大学的智能信息处理实验室开设在信息学部,成员构成为信息学院与计算机学院的研究生与本科生。
虽然中国高校媒介实验室在建设过程中存在跨越式的进步,但由于“文科不需要实验室”的传统观念,媒介实验室起步晚,在发展中依然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设施更新缓慢。新媒体技术更迭快速、淘汰率高。20世纪末的激光照排系统、线性编辑软件早已被技术浪潮抛弃。媒介实验室建设要注重可扩展性,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更新、扩展新功能。但多数高校的媒介实验室由于观念和资金缺乏等原因尚未做到及时引入新技术,更新相关设备;或是更换速度远落后于媒介技术发展速度。
第二,利用率低。媒介实验室不是应对政策需要的陈设,解决实验室使用率低、开放程度不高的问题,关键在于高校管理者实践教学意识的加强与实验室监督、评估机制的建立。但一直以来,并未有一套高效机制来对媒介实验室的功能发挥、教学效果进行明确的测评。
第三,管理缺失。媒介实验室管理第一项包括安全管理:日常安全监测、危险因素排查。第二项是设备管理:对老化设备更新、损坏设备维修、卫生清洁。第三项是教学管理:对接教学课程,安排学生有序进行课程实践。第四项是市场运营管理:对外传播宣传工作;对接社会、市场、其他高校及院系开展交流合作。专业的团队缺失及管理缺失会直接损害媒介实验室功能的发挥。管理运行流畅,媒介实验室建设才能良性发展。
在此背景下,本文展开融媒体时代中外媒介实验室的比较研究,以期明晰国内外媒介实验室发展现状、各国建设特点,从而借鉴他国发展经验,并归纳出媒介实验室未来发展趋势。
二、样本选取及研究方法
本文以中国、日本、美国、英国四个国家总计63所高校新闻院系设立的媒介实验室作为研究样本。这四个国家媒介历史发展悠久,在当今世界媒介传播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且新闻教育国际领先。
选取的63所院校是参考全球三大最具影响力的高校榜单:QS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和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综合得出。既考虑到学校的综合实力,更注重选择新闻与传播学科实力较强且开设的媒介实验室知名度高、有一定建设成果的高校。国内高校在选择上更多参考上海软科发布的“中国最好大学排名”和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发布的第四轮“全国高校学科评估结果”,也结合目前中国各个地域高校媒介实验室的建设发展情况加入了重庆大学、汕头大学及浙江传媒学院等专业传媒院校作为样本,以便更加全面地考察中国高校媒介实验室的建设情况。
媒介实验室是提供教学课程、专注媒介领域理论研究与技术开发运用的实验场所。广义上的媒介实验室包含高校设立的媒介实验室(一般开设在信息学院、计算机学院、新闻学院),企业设立、高校与企业合作建设的媒介实验室。狭义上的媒介实验室特指国内外高校新闻院系下设的媒介实验室。
本文的研究范围为狭义的媒介实验室,即高校新闻院系开设或新闻院系与外界合作建设的媒介实验室。
基于上述定义,本文在选择研究对象时不把开设在其他院系的媒介实验室和企业独立开设的媒介实验室纳入研究范围,如隶属于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的人机物智能融合实验室、今日头条媒体实验室。此外,类似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这类“组合式”学院,本文仅将该院新闻传播系开设的媒介实验室计入研究范畴。
文章在媒介实验室的选择上注重类型的全面,囊括了传统模式和融媒体环境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实验室。其中,作为案例详述的媒介实验室知名度较高、成果显著、发展模式上有创新且信息公开程度较高,如美国的尼曼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的媒体融合实验室等。
数据收集上,文章对63所高校新闻院系设置的媒介实验室进行分类统计,搜集官方网站、各国教育网站、商业网站及相关新闻报道汇总出实验室名称、数量、类型、研究领域、成果等变量。文章在研究样本上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由于各校实验室处于不断建设之中且信息公开程度不一,无法对几十所高校媒介实验室的数量进行完全统计,所以,文章重点进行类型对比分析,以期总结出不同国家媒介实验室建设情况的异同和未来发展趋势,并为评估媒介实验室提出三个维度。


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量化研究和案例分析的方法,重点对过往媒介实验室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呈现、各国高校媒介实验室类型分析,利用Excel图表表现每所高校新闻院系各类型实验室数量分布、单个国家不同类型媒介实验室的比例、各类实验室数量的四国对比。在行文中论述有研究成果、类型形式新颖的代表性实验室,分析其对媒介实验室建设的现实借鉴意义。
三、中外媒介实验室发展比较
由于新闻教育风格、媒介发展水平、国家政策等原因,各国媒介实验室发展情况存在差异:类型设置、运行管理原则不同,功能定位各有侧重;但媒介实验室在种类、发展阶段及趋势上存在共性。
发展历程上,技术更迭将媒介实验室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一功能实验室,即规模较小、功能单一,配合新闻课程实践教学要求设置的语音实验室、演播厅等。第二阶段为复合实验室——新闻实验教学中心。它的设置采用一个实验中心下涵盖各工作室、编辑室、摄影棚的形式,是21世纪初中国高校新闻学院整合媒介实验室资源后新闻院系的标准配置。第三阶段是未来实验室。未来实验室是指以新媒体技术为依托,融合多种媒介手段,具有跨学科、开放性特点的媒介实验室。目前,各高校设置的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仿真等新技术领域与新闻传播学科交融的实验室均属于未来实验室的范畴。
(一)媒介实验室构成异同
1. 各国媒介实验室构成类型不同
中国代表高校(包括香港、台湾)的单一功能实验室(如传统教学实践基地、理论研究所)最早随新闻院系的设立而配备,因此基数大,占比最多;融媒体时代,新闻院系在个别原有实验室基础上整合或新设融合型实验室,媒介融合实验室也占有很大比例。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实验室比例几乎持平,这类媒介实验室的发展与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成为媒介前沿话题。2013年是“大数据元年”,大数据新闻成为业界新闻实践的方向。2017年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正式将“人工智能”提升至国家战略,在政策层面为设立人工智能实验室提供了契机。不过,目前中国高校新闻学院下设的跨学科实验室较少,中国传媒大学是我国较早并少有的开设脑科学跨学科媒介实验室的院校。
理工科发展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学校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实验室建设上更为领先。新闻学院下设大数据、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高校有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

美国媒介实验室类型构成最为丰富。其跨学科的脑科学类实验室建设独特,例如脑科学、神经系统科学与传播学科结合共建的实验室,口语、听力等感官障碍的研究、治疗实验室。一些拥有体育教学优势的高校开设体育新闻研究中心,如马里兰大学的雪莱·帕维奇体育新闻研究中心。这体现出美国将跨学科作为学生教育的基本要求。其媒介研究对传播范畴的界定更广泛,不仅局限于以媒介技术手段划分实验室建设进程,与人内、人际传播相关的生理机制也是部分实验室研究重点和特色。

英国的媒介实验室类型较为单一,以单一功能实验室为主,部分高校设有数据实验室。作为新闻教育历史悠久的欧洲国家,各种媒介类型的实验室,如电影工作室、广播工作室、电视剪辑、摄影棚和数字媒体编辑室等设置多样。英国数据新闻领域较为发达,卡迪夫大学的数据正义实验室致力于探索数字化过程中与社会正义的复杂关系,包括数据隐私、数字化语境下的权力结构等议题,是该国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新闻实验室。

日本代表高校的单一功能实验室和媒介融合类型的实验室所占比例相当,同时设有一定数量的数据实验室。单一功能实验室中,人文科学研究中心数量在亚洲代表高校中突出。不过,与美国同类实验室不同,以社会科学的视角研究媒介发展,是其跨学科交融的重点。日本在人工智能实验室建设上暂时较为空白。这与一直以来日本新闻教育重学轻术的特点较契合。

2. 各国媒介实验室在发展趋势上相同
首先,各国媒介实验室分布中,单一功能实验室和新闻教学实验中心由于基数大,所占比例较高,在四个国家高校新闻院系实验室总体比例上可占比至一半以上。这是由于新闻学科早期发展为对接教学建设起的一批传统模式实验室。未来,部分传统模式的实验室将面临淘汰、合并或扩展建设。
其次,媒介融合趋势下,各国高校在媒介实验室建设中拓展新媒体技术,加强跨学科间的联系。从文中图表可以看出,四国均设有不同比例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代表业界实际需求的实验室。其中,许多未来实验室是无边界模式的,与行业内的媒体、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合作共建也是全球范围的大趋势。

(二)媒介实验室建设目标异同
美国高校新闻学院媒介实验室注重研究人类传播需求,以人为研究内核。美国新闻教育对“媒介”的理解更为宽泛,是广义上的媒介。因此,这些实验室以跨学科为主要特点。媒介实验室研究领域结合众多学科,如计算传播学、脑科学、人工智能,也引进诸多拥有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和经验丰富的业内人士进行合作。例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哥伦布分校设有神经系统科学实验室,主要研究观点与行为的动机机制与影响,核心观点为认知控制,劝服与媒介道德伦理。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设有失语症研究与治疗实验室(ARTlab)、声音与脑科学等实验室。
英国高校的媒介实验室注重传统学科教育,为学生提供很多各类型的编辑室、录音室、摄影棚作为实践场所。如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设置的广播新闻中心(The Centre for Broadcasting & Journalism)和媒介实验室(Media Laboratories)。其中,广播新闻实验室是在BBC的播音设备基础上改建而成,构成包括电视演播厅、导播间、新闻编辑室、电台工作室。
中国高校媒介实验室建设目标主要是辅助新闻教学。随着技术发展、人才培养需求等变化,中国高校媒介实验室朝着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兼重学术研究、实验教学、媒介产品研发。一些媒介实验室积极与业内合作,根据业内需求进行研究方向和领域的调整。例如,中国传媒大学于2018年投入使用全媒体运行中心,重点培养融媒体人才。该实验室搭建全媒体交互式新闻演播室,设有虚拟环境包装系统、数据可视化大屏等设施,学生可以在此完成各种形态节目制作③。在新闻产品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媒体融合实验室在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钱江晚报合作研发具有“千人千面”精准分发功能的新版浙江24小时客户端及其他3款智能新媒体产品,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媒体实践中的最新应用。
日本高校的媒介实验室建设目标是以社会科学为研究视点。例如,社会科学领域发达的早稻田大学的媒介实验室以人文高级研究院的形式呈现;同志社大学的媒体信息学实验室专注于媒体、信息学、数据库系统使用的大量复杂性数据并进行信息提取,注重新技术的融合应用。筑波大学与媒介相关专业有信息科学、图书馆信息学偏向,建有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媒介技术、数据挖掘、开放数据等领域。
(三)媒介实验室建设异同原因
媒介实验室建设是新闻高等教育中的重要一环。各国家在媒介实验室建设上存在不同状况,原因主要在于新闻教育传统的差异和社会差异。
日本新闻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重学轻术。各高校注重新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对职业化实践技能缺少关注。这首先表现在日本代表性高校无独立的新闻院系。早稻田大学、上智大学、筑波大学等高校设立的相关新闻专业没有清晰的新闻院系划分:或被划分在文学院、社会学系、信息学院的类别之下;或是不成体系的零散专业。“重学轻术”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新闻界实行的企业内部上岗培训制度本身能为有意从事该职业的毕业生提供足够的技能学习机会。因此,业界对高校并没有过多人才对接媒介实操的期待,学界与业界就此似乎达成一种共识。
其次,实务相关课程设置非常少。新闻采写和融媒体时代下大数据新闻、人工智能等课程的设置微乎其微。其新闻学教育是从媒介素养、人类研究、文化研究等角度开展的,重视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
中国的新闻教育偏重理论教学,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弊病。第一,高校的一些新闻专业授课老师本身并无新闻实践经历,很难侧重实践教学。为改善这种情况,近年来许多高校采用导师“双轨制”,学界导师与业界导师共同教学,让学生同时获得实践学习指导。在课程设置上,部分高校也在尝试做出改变。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实行“三跨”人才培养模式:跨学科、跨媒体、跨文化。大数据、媒介融合等课程也开始在本硕人才培养计划中占有相当比例。第二,媒介实验室建设上存在利用率低、更新缓慢的问题。学生在校实践条件有限,只能通过寻找实习机会获得一些实操经历。为解决人才培养问题,中国传媒大学的全媒体运行中心设有融合媒体指挥中心及多平台发布系统、全媒体交互式新闻演播室系统、融合媒体虚拟化生产平台三部分,致力于在打造从业环境、模拟工作流程上进行突破。该中心下设融媒体虚拟化生产平台,电脑以云桌面形式连接工作站,学生在校园网环境下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内容制作、编辑等实践。第三,中国新闻教育人文学科色彩浓重。它最早借鉴于苏联,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但随着新闻活动愈发成为文化消费活动,以社会科学的视角看待这一学科更具现实性④。
英国的新闻教育体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即以社会科学为视点研究新闻传播活动规律。这一特点体现在注重传统优势新闻学科的底蕴,如谢菲尔德大学新闻教学坚守学科传统,保持速记这一传统课程;与人文、艺术、社会学等传统强势学科院系统合而设,促进学科交叉,吸收传统优势学科深厚的知识底蕴。在课程设置方面,重视电影等传统优势课程,强调创意的主体地位,彰显数字媒体课程的重要地位。
李希光认为,英国新闻教育模式是新闻媒体自办新闻学院培养新闻人才。陈俊峰则指出英国NCTJ(全国新闻记者训练委员会)采用学徒制的训练方式培养报纸需要的实务型人才,这一模式强化了英国新闻教育的职业化传统。
美国新闻教育的特点是“职业化”,注重新闻实务的教学与培训。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的理论是这一教育传统的哲学基础和历史基础。其观点“用实际调查说话”强调通过调查与试错检验得出结论。这一理念对美国传播研究起到了深远的影响。职业化的特点要求新闻院校能够培养出与媒体行业快速对接的学生,因此实践中的技能、业务掌握成为重点培养的能力。这点从教学课程的设置、实验室等建设上都有体现。
美国新闻教育注重跨学科交流。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传播学逐渐走入新闻教育领域,也有一些大学成立独立的传播学院或设立传播学系,例如威斯康辛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新闻学院将传播与新闻的融合共存。传播学引入后,美国的新闻教育逐渐呈现跨学科的发展趋势,设立的实验室也不仅局限于融合型、大数据,脑科学实验室、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类型的实验室也占有很大比例。
四、媒介实验室未来发展评价维度
加快建设新型媒介实验室是国内外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发展趋势。媒介实验室为社会科学研究方式带来优化升级,为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增添活力。新媒体环境下,媒介实验室需要全新的衡量标准。结合媒介实验室在社会功能、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作用,本文提出媒介实验室应发挥的三种功能作为衡量媒介实验室建设情况的三个维度。
1. 教学辅助
教学辅助是媒介实验室的基础功能,也是其设立初衷。早期的单一功能实验室和新闻实验教学中心发挥的主要功能是对接课堂教学,为一些新闻实务操作课程提供设备、场地,以供学生实践。例如剪辑室、演播厅等。
新环境下,媒介实验室要继续发挥教学实践基地的作用,实现理论与实践教学并行。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的“灾难事件融合报道虚拟仿真实验”于2019年3月正式获得国家虚拟仿真实践教学项目的认证。该实验项目将虚拟仿真技术应用于灾难事件报道的教学实践。传统新闻教学课堂上,泥石流、地震等不便进行现实模拟的事件场景中只能以想象、代入的方式进行思考。虚拟仿真技术通过打造立体仿真场景,为学生提供沉浸式的学习机会。学生可以像身临灾难现场一样去感受、去观察并做出判断与选择。该项目可以辅助新闻采访与写作、电视摄像、媒介融合等多项课程教学工作⑤。这一项目不仅填补了灾难事件报道教学实践的空白,也使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灾难报道教学特色得到突显。
媒介实验室还要模拟从业环境及新闻从生产到传播的全流程,成为全方面的实践孵化基地,帮助学生实现学习到就业的顺利过渡。“复合型人才”是对互联网背景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新定位。学者蔡雯认为,“复合型”一方面指掌握多种媒体技能,尤其是新媒体传播技能;另一方面指掌握多学科知识。媒介实验室可以为学生提供多种媒体技能的训练,通过设备、场地、教师指导,强化新媒体技能学习,为进入媒体行业打下坚实基础。加强实验室建设,改善偏重理论教学的模式也可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学习兴趣。
清华大学于2018年9月成立了未来媒体实验室。它包括全媒体演播、新媒体发布、新闻大数据平台、指挥调度、音视频制播;在课程实践上为学生提供了开放交流的融媒体实训平台。学生可以在此模拟操作,体验团队合作进行新闻生产的全流程,加深对未来职业的认知并提升实际操作能力。此外,实验室设有与彭博社专线连接的彭博机,为学生提供海量财经新闻及财务数据处理系统⑥。未来实验室融合了多元媒介传播手段,辅助学生的优秀创意、实践作品实时落地转化,颠覆传统课堂的干瘪教学。
2. 科研孵化
理论研究是媒介实验室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学科的发展都需要理论研究的不断突破,从而推动学科建设。各高校新闻院系的理论研究所一直以来承担科研孵化重任,产出以论文、著作为主要形式的科研成果。
随着学科发展愈发边界泛化、跨学科交融,新闻传播学科的科研也不能闭门造车。首先,科研团队成员需要跨界交流。采用项目合作制进行课题研究将更加高效,可集合新闻传播课题相关领域的跨界研究者共同攻克难题,打破封闭式的研究模式。例如中山大学的大数据传播实验室汇聚来自新闻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⑦。跨界科研队伍可以充分发挥跨学科优势,为媒介领域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方法。其次,科研成果不仅限于论文形式,也应当包括技术应用的探索、媒介产品的研发。媒介实验室作为沟通学界、业界的桥梁,应结合当下媒介发展环境开展前沿领域研究,及时反映业界需求并提供指导建议,发挥媒介实验室在新闻学科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中的引领作用。
尼曼实验室的科研部分很有借鉴意义。该实验室的科研平台对外开放,实行开放人才引入,每年举办项目并欢迎条件符合的申请者加入共同进行科研。项目包括业界人士演讲、学员内部交流、展开新闻评论。实验室鼓励学员围绕新闻学主题展开独立研究与写作,在哈佛校园进行广泛的学习活动⑧。尼曼新闻实验室每年末邀请业界从业人员、学者预测新一年的报道趋势和媒体境况,出品热门文章。在2018年的预测中,《社交媒体将与新闻内容割裂》获得国内外广泛关注。
此外,媒介实验室的技术手段、人员配置还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便利进而促进效率的提高,如问卷的调查分析、数据录入;利用新媒介技术手段辅助科研;为进行质化研究的深度访谈、研究团队的交流讨论提供设备与场地等,使媒介前沿理论研究与理论转化落地并行。
3. 市场服务
我国媒介商业化发展缘起于1978年以人民日报社为代表的多家新闻机构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媒体通过自主经营实现经济营收,逐步确立了传媒市场主体地位。媒介商业化趋势使传播活动回归“新闻本位”与社会守望功能。
以往,媒介实验室只为本校师生提供教学实践、科研服务。市场服务功能一直是高校媒介实验室发展的盲区。随着媒介市场日益繁荣,媒介实验室进入媒介市场参与竞争、提供社会服务将会最大程度释放活力。
首先,市场服务有助于媒介实验室获得盈利,解决资金不足带来的困境。许多高校因资金不足无法建设现代化、科技化的媒介实验室,实验室水平仍停留在老式操作机房。通过为社会、企业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与各界合作开发媒介产品,媒介实验室能够取得盈利收入,维持媒介实验室持续高效的运营。
其次,发挥市场服务功能有助于加强学界和行业之间的沟通,打破长久以来媒介实验室象牙塔般的封闭性。例如,学界与业界根据实际需求合作展开应用型研究,促进科研项目落地、研发成果面向社会,为政府、社会组织机构、媒体提供服务,同时加强新闻传播学科的实践性。
媒介产品研发、运营和社会服务是媒介实验室在市场服务功能方面呈现的发展趋势。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媒体融合实验室与钱江晚报联合举办新版浙江24小时新闻客户端等4款智能新媒体产品媒体融合产品发布会,该实验室在这些媒介产品的概念设计阶段提供了咨询、初期应用测试等合作帮助。美国的南加州大学的奈特数字媒体中心致力于提供专家咨询合作,即支撑教学实践,同时开放提供咨询、交流,承担人类传播事业的探索的责任。
五、结语
高校媒介实验室的发展趋势是未来实验室。未来实验室以新型媒介技术为支撑,以跨学科、跨界、智能化为主要特征,是人才培养的必要环节、新闻教育的助推器,也是新闻学科建设的先锋。新媒介环境下,评价一所媒介实验室应以教学辅助、科研孵化和市场服务三个维度作为参考标准,实验室在建设中需更加侧重实践教学、培养复合型人才、联通业界,同时还要注重成果落地化。
注释
①引自人大新闻学院公众号《人大新闻学院与北大方正合作共建 智慧媒体未来实验室成立启动》。
②图表中传统媒介教学实验室指各种单一功能实验室和新闻教学实验中心;数据实验室、人工智能实验室、跨学科实验室均属于未来实验室。图表不仅对文中划分的三种阶段实验室进行比例分析,也对未来实验室中具体的各类型实验室进行详细展示。
③引自《刚刚,中国传媒大学全媒体运行中心正式启用啦》http://www.sohu.com/a/214990518_407314。
④丁汉青.《英国新闻与传播学教育的特点及启示——以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为例》[J]. 青年记者,2006(23),21-22.
⑤引自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平台http://shenbao.ilab-x.com。
⑥引自公众号清华清小新《约·未来媒体实验室》。
⑦引自科学网新闻《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揭牌成立》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5/1/311343.shtm。
⑧引自公众号RUC新闻实验中心《实验室里的科研与人才培养——哈佛尼曼新闻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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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阶段性成果——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人工智能时代融媒体新闻实务”课题(项目编号:RMXY2016C016)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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