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具有灵敏的金钱意识。在世界各地，不管多偏僻的地方，不管是什么肤色的人种居住区，即使不太懂当地语言，照样有华侨经营的各种各样的商店。松本一男　（作家）八仙过海1995年10月初，一个清冷之夜，19岁的郑建茂离开家乡青田，踏上偷渡之路。
郑建茂先乘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换乘国际列车穿过西伯利亚，经莫斯科进入乌克兰，在基辅潜伏了两个星期后，进入匈牙利。随后，蛇头带他趟过第聂伯河、德涅斯河，翻过冷杉覆盖的克喀尔巴阡山，横穿斯洛文尼亚，12月13日进入意大利边境城市乌迪内，这是青田人通往富裕西欧的第一站。
过去300年出现了一连串重大的移民事件，郑建茂的冒险之旅只是沧海一粟。18到19世纪，1200万西非黑人被迫迁移到新大陆做奴隶。奴隶制瓦解之后，150万之巨的印度劳工涌入欧洲。从19世纪50年代直到20世纪3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欧洲工人逃离经济萧条的国家进入美国。联合国将在常住国以外滞留至少一年的人定义为国际移民。根据这一定义，2005年，联合国估计全球共有2亿国际移民——每35人就有一个是国际移民。郑建茂的家乡青田，毗邻温州，50万人口，有25万人侨居海外，其中约60％采用郑建茂这样的非法途径出国。郑建茂在意大利“黑”了6年，2001年他来到西班牙并取得永久居留权。随后，郑建茂相继带出了家乡的6个哥姐，如今这个家族近百人散居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在家乡神秘消失17年后，2012年8月初，经人介绍，我在马德里结识了郑建茂。36岁的郑建茂身材健壮，肤色黝黑，短发，头略前倾，言辞恳切，岁月完全洗净了亡命天涯的痕迹。
看起来，郑建茂混得还不错。他在马德里北部一座小城拥有一家1400平方米的超市，在马德里老市区有一家手机店，买了2栋房子。他2000年娶了老婆（也是偷渡来的青田人），老婆为他生了5个孩子，前4个都是女儿，最后一个是儿子。
我随郑穿过GranVia大街，向北深入一处迷宫般的街区，他告诉我，“这里曾经是中国人的地盘”。我眼前所见，就像科恩兄弟电影中某个超现实主义的场景：GranVia大街上那些拥有木质转门、充满透视感走廊的典型西班牙店铺顷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宏达手机店”、“青田美食”、“吃吃看小吃店”、“美美理发店”，诸如此类的繁体字招牌，曲曲折折延续了好几个街区。这是中国势力在欧洲扩张的有力证据，最近20年变得尤其显著。该街区位于马德里老城与北部富人区的交界地带，中国人喜欢选择这种交通方便的边缘地带聚居。那些耳熟能详的“中国制造”：裹着金色锡纸的圣诞节小饰品、山寨版的任天堂游戏机、比竞争对手总要便宜几分的移动电话卡，源源不断从这里运输出来。西边街角曾经有一家专营盗版影碟的店铺，那是郑建茂在西班牙开的第一家店。东行500米有一家“青田肉铺”，继续往东是“海外情缘俱乐部”和玻璃上贴着“好消息：新到特白面粉”广告的万通商场。街区北面，Noviciado地铁站附近一栋古旧建筑物的半地下室，还隐藏着一家中国人开的地下服装厂。晚上我经过那里，发现几乎找不到入口，窗玻璃上蒙着白色的高丽纸，里面传出机器马达沉重的轰鸣声，伴有热浪从窗口喷涌。
我造访的时间，正逢西班牙深陷经济危机泥潭。然而，这里的中国人却在展示韧力：倒闭了一家店他们就再开家新的，拉低物价，跟其他族群争地盘，直至全面接管这个地方。西班牙劳工部2012年3月31日发布数据称，西班牙取得合法居留的华人有17.3万人，比起2011年6月30日的统计反而上升了5000人。此间普遍认为西班牙的华人数量在25万到27万之间，差额部分将近10万——是仍然没有取得合法身份的“黑人”。“警察会经常突击此地检查身份。”郑建茂和我行至一个青石板铺就的丁字路口时说。西班牙的失业率已经攀至25％，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2％。西班牙政府加大了对非法劳工的检查，华人社区的失业率也在攀升。在一家中国超市门前，一个肌肉结实的消瘦男子正蹲在地上读一份华文报纸。从他的五官看，是典型的中国南方人。他的目光盯着报纸，用余光打量着来人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这是我熟悉的中国人的交流方式，充满间接和迂回。
“他们经常来这里转一下，看看中文报纸上有没有招聘信息。”郑建茂说。我们在商店门前站住脚，那人听到陌生人的交谈，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走了，原地留下了一股中国烟草的味道。
沿着ALAMO街走到尽头，白色的西班牙人大厦曾经是青田人聚集的地方，现在这里卷帘门紧闭，白灰墙上的涂鸦是一名愤怒的黑人青年端着一把手枪，指着对面一间中国超市。“这里的中国商人已经少多了。大多数都搬去了乌塞拉区，乌塞拉现在是西班牙最大的华人区，因为那里房价更便宜。”
西班牙人大厦折回东边的Manznna街，还有郑建茂早年开的一家手机店，现在交由他的侄子代为管理。既销售山寨手机，也销售手机卡、电话卡，客户主要是当地华人。因为租用了西班牙本地网络，手机通话费变得十分实惠。门脸上一面印有五星红旗的中文广告写着“便宜才是硬道理”、“直接打中国手机座机1分钱，拨打西班牙其他任何手机3分钱，拨打本公司0分钱”。郑的妻子和第四、第五个孩子也在店里。他的妻子是一位和善、漂亮的女士。他们的三个女儿都在本地最好的学校读书。郑建茂最近正在和中国的经销商谈判，准备帮他们引进一种西班牙产的橄榄油，或许下周就要去中国。他来到西班牙之后，曾经连续11年没有回过中国。但是，2012年，他已经回中国3次，在中国待的时间超过了西班牙。
一旁的四女儿抱住他的腿不希望爸爸离开。他轻轻拨开女儿的胳膊，说：“爸爸要回中国给你们挣学费。”
郑建茂送我离开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大街上出现了一队抗议的人群，举着“独裁”的标语，高呼口号，从马约尔大街经过太阳门广场朝市中心行进，最后差点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新政府人民党为减少国家债务大幅削减开支，引发了持久抗议，许多人指责这些措施加深了家庭的财务困境。中国新移民群体选择静默旁观。郑建茂说中国人不会参与他们的抗议，“我们很清楚西班牙的弊病是高福利享受惯了，政府已经没钱了，越闹死得越快”。即便坚韧如中国人也很难在风暴中独善其身。网络的兴起，击垮了传统电话卡市场，郑建茂的生意在这场风暴中每况愈下。他急于把赌注压到中国的橄榄油生意上，寄希望中国市场的购买力帮助他走出低谷。他并且头一回感觉和西班牙人民惺惺相惜：“过去的苦是能熬过去的，现在的苦是一种说不出的苦，有力气不知道往哪里使。”
郑建茂的经历就是青田移民的缩影。他们风餐露宿偷渡国境，在欧洲充当廉价劳工，进而借助“中国制造”势头开始中欧贸易，形成了一股独立的经济力量。近30年间，勤劳的青田人就这样在欧洲建立起了一个隐秘王国。这些移民并非单向移动，特别在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很多人又在向中国回流。
故乡与他乡
来西班牙之前，2012年6月我造访了青田，想探寻25万青田移民向海外大规模流动的秘密。郑建茂的老家青田，隶属丽水。从青田客运站搭车，东行30分钟，约40公里，就到达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温州。1963年之前青田一度划归温州，早期在海外的青田人都以温州人自居。
青田地势狭长，细窄黄浊的瓯江从两座翠绿色的山中穿过。青田90％是山，5％是水，只有5％是耕地。很多乡镇以山为名：阜山、方山、山口。特产是青田石，可以加工成石雕卖钱，这是本地为数不多的资源。
青田地处边缘，较少正统礼仪的束缚，青田人一直有向外闯荡的传统。1935年英文《中国年鉴》记载：在17、18世纪之交，青田人经过西伯利亚深入欧洲贩卖青田石。《华侨史概要》说：“18世纪末期，在塞纳河中心的圣路易岛上，已经有中国人开设的澡堂。”表明包括青田人在内的早期欧洲华人，已经建立了成熟的社区概念。1949年前后，一批青田籍国民党军人撤离中国大陆之后侨居欧洲。当时欧洲华侨约5万，青田人有1.7万之多。对于后来的青田移民来说，这些前辈乡人早在四五十年前就在欧洲建立了一张可以依赖的关系网。
青田人第三次大规模移民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至今未有间断。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逐年增长，同时也涉及移民问题。随着农业与非农业活动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农民及其家庭成员涌向城市，中西部移向发达的东部，这种内部移民只是走出国门成为国际移民的第一步。《国际移民》一书的作者Khalid Koser说，导致移民的并不一定就是发展不足、人口过多或者统治不善本身，而更应该是世界各地的差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使用最广的、表示国民收入的经济指标，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发展中国家的高66倍。出生于布基纳法索的儿童比出生在日本的儿童少活35年，出生于印度的人比出生在美国的人要少活14年。
郑建茂的正式教育结束于方山镇初中。郑建茂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母亲是家庭主妇。郑建茂兄妹8人，7个没有文化，全都在温州周边方兴未艾的制造业作坊中做工。偷渡欧洲前，郑建茂在温州的私营皮鞋厂和眼镜店打工，月收入只有300元人民币。他偷渡欧洲后的第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8000元左右，相当他在老家3年的工资。在郑建茂的老家方山，村里最好的房子都是欧洲华侨盖的。很多人跟郑建茂抱有同样的想法：去欧洲可以更好更快的积累资本，等于延长了自己的生命。郑建茂说：“所有人都梦想到国外，随便哪个国家都行。特别是当你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时，你不会太担忧未来，因为未来只能越来越好。”
很难考证，究竟是谁开启了青田人的偷渡潮。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夏凤珍认为：浙江南部至少有60％的人是通过非法途径出国，有的乡镇中90％的人是偷渡出去的。一如彼时从封闭混沌的梦魇中醒来的中国，开始展现野蛮的生长力量。
青田人走的是先合法探亲，再逾期不归的离乡路。欧洲的签证官发现一些中国的入境者——以浙江和福建居多——一旦进入目的地，就随手扔掉护照消失，于是收紧了对于这两个地方的签证发放，拒签率极高。
正常的移民路径不通，刺激了偷渡业的兴旺。郑建茂上路那年，青田人的偷渡网络至少已经熟练运转了10年，开辟了多条进入欧洲的秘密路线。南线：经云南、泰国、尼泊尔、中东到南欧。东线：经南美转道西班牙进入南欧。北线：由俄罗斯经乌克兰到意大利，进入南欧。
郑建茂走的是风险较小的北线。偷渡前，蛇头就风险细节、付款方式与家属进行协商，早于郑建茂先到欧洲的大嫂，已经在米兰守候，见到郑建茂就会把13万元人民币偷渡费用支付给蛇头。蛇头也是青田人，作为偷渡产业链条上最活跃的部分，蛇头这个行当在青田相当受人尊重——特别是不用担惊受怕把蛇客安全送抵境外的蛇头，更是被视为能人。西班牙过去在中国人眼中是个边远的国家。苏联解体，欧盟扩张，西班牙1999年加入欧盟，2002年欧元发行后，西班牙在这个强大的集团中能获得低息贷款——这就引发了地产业的繁荣，房地产开发商和普通家庭大量借贷，推动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西班牙的经济扎实稳健，排名欧元区第四。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大批北非、南美及中国移民。
在位于马德里闹市区的一间办公室，蓄着短须的西班牙青田同乡会会长王凌宙告诉我，青田人大规模偷渡西班牙始于1985年前后。他说：“1985年大概两三万青田人利用假签证到了西班牙。”另一名经营超市的叫朱晓海的青田人告诉我，1985年他来西班牙的那趟航班上，“有67个青田人”。
“1987年又通过在巴西做假签证涌进来一批。1991年西班牙大赦，欧洲所有没有合法身份的人都往西班牙跑，中国人的人数一下子增加了。”王凌宙说。
王凌宙1983年利用学生签证到了西班牙，当年他28岁，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来到西班牙没做过一天学生，而是到青田人开的餐馆打工。所有青田人的梦想都是打工还清到欧洲的费用，然后自己有摊生意。如今王在西班牙南部海边拥有一家中餐馆“泽云楼”。他给我看自己手机里存的照片，蓝天白云，餐馆背依青山，大门面朝碧蓝的直布罗陀海峡。如果留在青田，他猜想自己多半会在原单位县农机厂终老。季奕鸿是西班牙第一个拥有正式执照的华人律师，1987年跟随母亲来到西班牙。他的父亲是青田人，他两次去过父亲的老家，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说：“青田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什么资源。很多年轻人不想创业，一天到晚梦想哪一天能到国外去。”
1985年，也就是王凌宙到西班牙的第3个年头，西班牙通过了《外国人法》。从1986年到2005年，西班牙有过6次大赦。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的大赦，赦免了境内300万名非法移民，其中约有10万名中国人。2005年年底，又有约100万名非法移民申请大赦，其中中国人有5.6万，通过率为60％。大赦是西班牙非法移民合法化的过程，每次都引起欧洲其他国家滞留的非法入境者大量涌入。
2001年的时候，季奕鸿刚开始做律师，他以为自己的业务刚起步时会比较困难，结果当年遇到西班牙大赦。开业第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他一天内就接到了250份青田人的居留申请。
“很恐怖。”他开玩笑说，“人太多了，我只好每10个人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如何准备材料。只那一天，我就把投资收回来了。”
郑建茂“黑”在意大利的时候，赶上1998年意大利大赦，他想办意大利居留，结果让一个意大利人骗了3500欧元，居留也泡汤了。2001年西班牙大赦，他投靠在马德里开店的大舅子，取得了西班牙的永久居留权。获得了合法身份，然后开店取得老板居留（西班牙工作居留分为打工居留和老板居留，老板居留只能做老板），就可以申请更多的青田工人，青田人利用家庭团聚签证再把各自家人带出，于是青田人的数量如同滚雪球般迅速增加。郑建茂作为家族中第一个偷渡成功的人，取得居留后又带出了6个姐姐哥哥，如今他们各自的家庭分别生活在法国和意大利。
1983年王凌宙来西班牙时，全西班牙华人只有1万人左右，2000年为28693人，2004年为66486人，现在达到25万。王凌宙说，根据大使馆的统计，华人的比例，青田人占55％，福建人18％，温州人15％。大部分的增长来自大赦和家庭团聚。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学者爱玲（Irene）从事跨国移民研究，我在西班牙上海领事馆的一次活动中认识了她。爱玲对青田移民同样充满兴趣。她认为，青田人是典型的经济移民。“西班牙的青田人并不是从中国直接过来的，他们把欧洲看成一个整体，在欧盟范围内寻找机会，逗留时间长短取决于那里是否有发财的机会。他们不是单向的移动，哪里有机会就去哪里，他们是网状的，有不同的结点，很多青田人在南欧有生意，在法国的马赛、意大利的米兰，他们保持着游动的状态。”
中国社区
8月12日午后，我乘地铁来到马德里市区南部的乌塞拉区，这里是西班牙最大的华人聚集区。华人商铺超过500家，“官方语言”是青田话。
这一地区的规模超过了伦敦和纽约的唐人街，其中大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出来的新移民。生活在这个街区的青田人程建平告诉我，乌塞拉的华人商会曾经向马德里区政府申请成立唐人街，政府考虑到这个区域还有为数不少的北非和南美移民，就搁置了这个建议。
乌塞拉区以治安混乱闻名。我造访前几天，8月8日，街巷中发生一起警匪枪战，一名52岁的女性警员中枪身亡。我去的这天，一位青田老人上午去教堂祈祷，行走在一条僻静的街巷上，被歹徒击倒抢走了随身财物。有针对性的犯罪在一段时间里很普遍，因为歹徒知道华人喜欢随身携带现金。程建平说来自北非或者南美的移民，在偏僻的巷子中“箍住你的颈部8秒钟”，人就会窒息，歹徒搜刮完财物之后便逃之夭夭。
49岁的程建平个子不高，清瘦，讲一口柔软的南方普通话。在西班牙，程建平开过两家餐馆，后来转而寻求上帝的庇护。1990年他信了基督，在伦敦学了三年神学，参与创建了西班牙华人基督教会。现在程建平是乌塞拉华人社区的精神长老。这个社区里教会也分两个，程建平所在的教会以青田人居多，另外一个以温州人为主。“西班牙华人基督教会1995年正式向西班牙司法部注册成立，当年只有三个地方100多人。现在，已经买下14处房产作为宗教场所。礼拜天最多有4000人参与活动。其中18岁以下的小孩子2500人。”为什么孩子这么多？他笑着回答说，因为“中国人在这边蛮会生的，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三个孩子”。
在这个名声不佳的边缘地带，仍然呈现一种蓬勃的商业景观。有出售冷冻猪蹄的大型中国超市，有冠以孔子之名的中文学校、有出售过期《知音》杂志的中文书店、修改手机程序的小店、有推销“男女搭铺房”——家人不在身边的单身男女会临时搭伙同居解决寂寞问题——的小旅馆，以及大量专卖中国廉价商品的百元店、中式餐馆。
近年来，更多的山东人、东北人涌进了这里。新移民也不用担心住处，街心花园的小广告上写着“祥和之家：新房新床新被套，服务享受很周到，干净卫生找不到，没有一点假广告”，下面还标注详细路线“温青商场隔壁，18号3层C，请先按1，最后按红色门铃”。乌塞拉区甚至集中了十几家律师所，专为语言不好的华人打官司、做账。这里完全形成了生老病死一条龙服务，自给自足、封闭且高效。
傍晚，在教会附近的一条街巷，我走进青田人出资修建的长青俱乐部。三个中年男人正在打兵乓球，两个在附近的餐馆做工，一个开百元店。其中一人很客气地邀请我加入进来打两拍。另外一边，7名漂亮的穿着花裙的女士，30岁上下，对着一面巨大的镜子练习摇摆舞，动作整齐划一。听她们的口音分别来自浙江和东北，音响里传出的是中国流行歌曲《月亮之上》。这个场景跟在国内某个中老年人聚集的免费活动中心没什么两样。
程牧师估算，华人在西班牙的职业构成中：30％做餐饮，30％开食品店和糖果店，20％开服装店和百元店，20％从事进出口贸易。牧师相信，还有部分灰色行业在运转，比如色情业和黑帮。他说，“从教会往下走，有一间中国人开的理发店，假如你走进去理发，老板娘会特意关照你是不是需要性服务。这种打着理发店名义开的色情小店在巴塞罗那更多。但是基本没有青田人，因为青田人互相熟知。”坐在教会光线昏暗的角落里，程牧师语气沉重地回忆起3年前自己曾经主持过的一个华人黑帮分子的葬礼。尽管那人不是基督徒，但祖母是基督徒，要求为孙子举办一个体面的宗教告别仪式。“此人也是青田人，靠走私香烟挣了几百万欧元，黑社会派人搞他，他开枪干掉了2个西班牙人，然后在警察围捕的时候吞枪自杀了。值得欣慰的是，他的骨灰最后送回了青田，也算是叶落归根。”
程牧师若有所思地说：“很奇怪，我遇到有些新移民死掉了，一定也要回青田埋葬。即便是获得了居留的那些人也是如此。”
我问他：“要是你会怎么选择？”他毫不犹豫地答我：“那当然还是要回去。但是我的孩子恐怕回不去了，对在西班牙成长的这一代青田人来说，中国只是个概念了。”
事实上，我眼前的程建平是青田“偷渡界”的传奇人物。1987年，在青田一家银行工作的程建平和新婚不久的妻子偷渡到南美，在厄瓜多尔和巴西滞留了9个月。他来到西班牙驻巴西大使馆面见签证官，声称“我要回北京，能不能申请办理一个西班牙的过境签证，归国途中带妻子去逛逛”。
签证官没看穿程的想法，很干脆地盖上了通行章。那个红戳就像南美夜空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程建平后半段的人生。过境签证只有一个星期，但是程建平进入西班牙后在接应的亲戚家“黑”了下来。
取道巴西前往西班牙的偷渡路线启动了新的青田人口转移系统。1987年后，从北线和南线偷渡欧洲受挫的青田人纷纷效仿程建平，开始利用假签证转道南美前往西班牙。想到无数同乡根据自己走出的路到达了彼岸，实现了欧洲梦，现在牧师的内心无比宁静。
转型之路
在GranVia大街一间西班牙人开的酒吧，我再次见到郑建茂，他讲述了更多自己的故事。他说“家乡人只看到华侨的风光，但是不知道背后经过了多少血和泪。”
1995年郑建茂初到欧洲，在意大利米兰一家青田人开的制衣厂做了3年工。很多初来乍到的青田人都像郑一样在同乡经营的地下作坊做工，青田人网络帮助新来者找到工作，后来者则成为先来者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心存感激，为刚到异国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庆幸不已。
郑建茂的嫂子后来也开了一家地下工厂，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工人也都是偷渡来的青田人，5台机器彻夜轰鸣，为意大利人加工皮包。这种辅助性的作坊生产，只涉及简单地拼制箱包成衣等中间环节，华人依靠的就是低廉的加工价格赚钱。这种价格优势，建立在工人较低的报酬、工作时间严重超过行业标准的限度，以及偷漏税费的基础上。
郑建茂当年服务的地下工厂有15个工人，一天需要做工18个小时，有时候坐着就能睡着。“中国人的勤快程度是欧洲人想象不到的。什么合同、保险干嘛用？全部不懂。给钱就好了。”
2012年2月，位于西班牙东南沿海的瓦伦西亚，国家警察在马尼塞斯仓库区打掉一个加工校服的华人地下衣工厂，抓获了两名分别为35岁和46岁的华人男子，还发现了4名没有居留的非法华人劳工在工作。警方指控两人涉嫌犯有侵犯劳工权益罪。警方称：“我们监视时发现华人进进出出，同时还能听到缝纫机工作时的声音从里面传出，甚至在夜间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住着拥挤的双层铺，居住环境非常脏乱，根本不适合住人。”季奕鸿律师代理过多起华人黑衣工厂案，他说，其实很多中国工人不认为自己的人权受到了侵犯。“假如上班时间只有8小时，这些工人还不愿意在这里做工，他们宁愿做10个小时、14个小时，这样才能早早赚够钱还清偷渡费用，然后自己开店。”作为地下经济的一环，华人之间存在广泛的竞争，这个群体具有强烈的与外界隔绝的倾向，也不懂通过合作争取更大利益，因此也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体系。开始几年，郑建茂的嫂子靠为意大利人加工皮包赚了些钱，撑不了几年，中国人的地下工厂之间互相压低价格，生意被抢没了。嫂子又去法国开餐馆，因为税费问题被重罚，从略有积蓄再度沦为一无所有。
在意大利的6年，郑建茂就住在嫂子开的工厂里。新婚之夜有老鼠爬过妻子的脚。这个集生产和生活于一体的狭小空间令他感到窒息，最后他觉得自己简直要麻木了，不想干了。但是哥哥不同意，因为郑偷渡的费用很大一部分是向嫂子借的，当时还没有还完，“要走就留下一条胳膊。”哥哥说。
但是不久郑建茂受到了一个华人黑帮的威胁和敲诈，他不得不离开工厂，开始批发一些瑞士小刀和中国伞沿街叫卖。郑建茂也曾经被移民局抓过多次，但是每次都涉险过关。最早的偷渡客，如郑建茂及其嫂子一般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很难从欧洲经济体系中获取利益，无法成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季奕鸿回忆说，一些青田偷渡者游走街头叫卖，很多人是警察局移民局的常客。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德里警察局一天抓40个左右的非法移民，最多的时候，中国人一天能被抓10个左右，很多是卖盗版DVD的。马德里的移民遣返中心为此聘请了一个台湾人做翻译。但是中国人不会涉及偷抢和暴力犯罪，而是喜欢工作赚钱。“现在你在街头基本看不到卖盗版碟的了，网络太发达，这个行业已经走下坡路了。卖碟的这批人逐渐有了立足之地，然后转型开店了。”
“田字不出头，工字不出头。”郑建茂的梦想就是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经营者，因此他顽强地要在加工作坊之外寻求新的立足点。1999年，当郑建茂行走在欧洲街头销售山寨版中国货，躲避检查、遭遇羞辱和欺骗，这个时候正逢“中国制造”异军突起，廉价的中国商品开始大量涌入欧洲。
在距离马德里市区18千米的Fuenlabrada工业区，西班牙华人企业联合会负责人陈晓莲对我说，就在1999年前后，西班牙华人的经营模式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型：“开始的中国移民在餐馆打黑工、经营地下衣厂，这批人在取得合法身份和经济积累之后，发现直接进口和销售便宜的来自中国的货物，比自己加工更赚钱，于是从事进口和批发的华商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开始做中西贸易。”陈晓莲是我此行遇到的唯一一个非青田籍华商，她来自与青田毗邻的温州。她驾车领我参观Fuenlabrada工业区，这里延绵数千米，分布着300多家华人批发仓储式工厂。最大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此时正值中午，西班牙人喜欢享受一个悠长的午休时间，但是中国人却像筑巢的蚂蚁般进进出出。
像陈晓莲这样的华人移民都有初来西班牙在餐馆打工，继而开餐馆的经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仅巴塞罗那一个城市就有约400家中餐馆，生意越发难做。1994年，陈来工业区寻找商机，Fuenlabrada当时大部分是西班牙的批发企业。陈从义乌批发货物贩到西班牙。此后，大批“中国制造”，从礼品扩展至服装、皮鞋、玩具、小家电。到了2006年，工业区中最大的西班牙礼品批发商“欧米够”被中国人击败撤离此地，工业区现在只剩下了两家葡萄牙人和印度人的店铺，其余300多家都换成了中国人开的仓储式工厂。
“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这股力量能够改变市场。”陈晓莲说。
新移民频繁往返西班牙和中国，与之前旅居西班牙的勤逸沉默的华人移民截然不同，他们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意大利普拉托移民研究与服务中心的研究员安东内拉·切卡尼奥认为：这些新移民代表了事业有成的华人新形象，体现了中国人的新观念，即华人有能力短时间内在经济上站稳脚跟，并为他们的祖国做出物质和思想上的贡献。
陈晓莲并不讳言，华商基本靠销售廉价的中国商品起家，其中也含有部分山寨产品。“我们这一拨华人，基本是借助中国制造和祖国崛起这个大势。”我注意到她使用了“祖国”这个词。这批新移民，千辛万苦逃离家乡，想方设法办理西班牙居留，但是仍然相信自是“海外赤子”，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在为中国增强实力做贡献。我在西班牙遇到的很多青田商人都隐含着类似民族主义的特质和责任感。1999年，海外青田人向世界各地销售了近31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从事外贸的海外青田人有3万多人。到了2001年，从业人员增加到5万人，创汇50多亿美元。发展到今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排名世界第二，外贸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0％。
当青田人从贩夫走卒纷纷转型为经营业主，开始形成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西班牙人惊奇地发现，近20年的资本与经济的全球化，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国移民原本弱小的特性。无论从地理还是语言上看，中国移民在西班牙都不比北非和拉丁美洲移民更具优势。但在这20年里，中国移民已经浮出水面，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
很难找到准确数据估算青田人的这个商业王国究竟有多大规模。仅在2009年，海外青田人寄往家乡的侨汇就达到了2亿多美元。万里之外的寄居之所和家乡建立了复杂的联系。华商在西班牙成立了大概120多个社团，很多冠以“青田”和“中国”之名，其负责人也多来自青田。有成就的华人被中国政府赋予很高的政治礼遇，被当做中国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看待。有西班牙的青田华人受邀参加北京的国庆花车游行，这被视为政治上的肯定和期许。
郑建茂略带俏皮地评价说：“其实他们只是希望和来访的领导人握握手。因为青田人注重自己在华人圈子的名声，而对于西班牙人怎么看自己倒不怎么在意。”
郑建茂直到2001年来到西班牙，开始和西班牙人合作销售面向华人的电话卡，才积累了第一桶金。2002年到2007年，是郑建茂生意最好的黄金5年，他销售的电话卡占到了马德里华人市场80％的份额，帮助他圆了自己的欧洲梦。这天我和郑建茂在咖啡馆里聊了一下午，往事一点点在记忆中复活了。
郑建茂回想起当年地下工厂睡觉的地方只有45平方米，外面就是厕所，中间用木板隔开，大家睡觉就在机器上支张木板。嫂子和大哥，3个小孩，加上他，还有工人，10多个人挤在一起吃住。警察来检查必须经过外面一道大门，工人可以提前观察到外面，警察按门铃的时候，大家全都从后门飞速奔逃。
“在那种嘈杂的环境里，我还练就一项本领，不管多大的噪音都能入睡，即便一天喝4杯咖啡也没有影响。”
偶尔的沉默之后，他快速地蹦出一句：“那年听说一个二十几岁的青田女孩靠在机器上一下睡过去，死掉了。是累死的。”但他已经忘记了那个女孩的名字。
天色渐暗，掩盖了窗外那些粗陋的中国字招牌。随后地中海的夜晚来临，暗影飘逝。
中国人长生不死
我站在Fuenlabrada工业区的边缘，看到倪林光驾驶的黑色奔驰跑车一个急停出现在面前。
倪林光身着一件南欧风格的粉红色衬衣，身材魁梧，烟不离口。倪算得上事业有成，他开了4家餐馆，11家服装店，在Fuenlabrada工业区还经营着一间9800平方米的大超市，在富人区有一栋别墅。他最近刚买了一块地，因为经济危机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理。西班牙人在失业边缘挣扎，只有华人仍然在一家又一家开店，特别是建材和装修行业逆势而动。马达轰鸣，他摇开车窗，迎面吹来地中海的清风。
经历了20年的积累，倪林光就是西班牙人眼中富裕起来的青田人的形象代表。
根据西班牙劳工部数据，30％华人拿到了老板居留，这个比例是西班牙移民中比例最高的。1万家华人企业囊括了从酒吧到公司所有的行业。
倪林光已经在西班牙生活了28年，育有6个子女，除了长子在老家出生，其余都生长在西班牙。他的一个女儿在哈佛读书，毕业后在西班牙最大的银行工作，是做父亲的骄傲。另外一个儿子帮他在超市打点生意。除了喜好豪车豪宅，经历过苦日子的倪也尝试像一个西班牙人那样享受生活，但是他最大的爱好也许只有抽烟。倪林光的超市里回荡着嘈杂的音乐，这里出售的商品90％都是中国制造，大部分都比西班牙货便宜1/3。青田人采用了一种大胆的融资模式，他们很少（也很难）从当地银行贷款，而是与供货商约定一个延迟的时间结算，所有的商品都不需要他立刻付进货款。倪林光用低价迅速销售商品，然后利用还款的时间差将资金投向其他生意，加速资本周转。
我到访的时候，超市的气氛略显狼狈：财务室的墙上被砸了一个大洞。两名严肃的西班牙便衣警察正在检查超市的监控设备。倪林光的弟弟把摄像的监控日期调到7月21日，元凶出现了：两个蒙面人凌晨3点用气锤砸开了墙壁，爬进财务室，继而拖走了沉重的保险箱。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半个小时。警察认为，盗贼十分专业，显然有备而来。
我问倪林光“损失了多少？”他不太愿说，只是笼统说“3万欧元”，然后转移话题说“我们出去喝杯咖啡吧”。
在对华商历来颇具微词的西班牙人看来，或许这会成为一条“罪状”。不少西班牙人认为：华人喜欢把钱放在家里而不是存进银行，是因为他们很少缴税，习惯隐匿自己的收入——瞧，就连混迹马德里的窃贼也掌握了中国人的作弊手段。
程建平牧师忧心忡忡地说：“1992年之后，西班牙人对华人的负面看法逐渐多起来，他们认为华人把赚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给员工上5个小时的保险却让他们上十几个钟头的班，说白了，这就是偷税。我经常在聚会的时候呼吁华商应该要上税，但是这一趋势没有办法改变。”2012年5月19日，西班牙报纸El delta Noticias刊登的一篇文章说，中国人“不知疲倦，他们是要钱不要命的群体，自从入侵我们的土地开始，就借我们的资源积累财富，现在遍地都是他们开的餐馆、服装店，他们把赚来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往中国，肥了中国，瘦了西班牙”。另外一个华商聚集的毕尔巴鄂市的市长Lnak.Azkuna对媒体说：“华人在西班牙长生不死。”这句玩笑话在西班牙社会由来已久。一个关于神秘中国人的段子说：西班牙人只看到中国人放下窗帘生产孩子，日夜拼命挣钱，但是很少看到中国人死掉。他们怀疑中国人自己把自己吃掉了。
真实情况是，西班牙的华人平均年龄只有31岁——这个笑话传递的是中国移民和寄居国的文化隔阂。
2004年，马德里东南的埃尔切（Elche）发生了西班牙人烧毁中国华商鞋柜事件，被视为新移民与西班牙社会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
埃尔切市有18万人口，公元前5世纪已负盛名，是西班牙及欧洲的制鞋业中心。随着经济全球化，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也加入全球鞋业制造的竞争行列，根据西班牙鞋业协会的统计，在2000年到2009年期间，西班牙从国外进口鞋子的总量从8009万双增至近3.26亿双。2009年，西班牙73.2％的进口鞋来自中国。2004年9月16日大批Elche当地商家走上街头，他们高喊“赶走亚洲人”（没有明确喊“赶走中国人”）。路上巧遇青田商人陈九松。陈刚刚向老乡借了12万欧元，从波兰进口了16个货柜的鞋子运来埃尔切。抗议者点燃了一场大火，烧掉了陈11个货柜。
事发6天后，律师季奕鸿接受委托前去取证，看到沿途布满了防暴警察。当地人很不满。原因在于，中国国际贸易扩张太快，全中国各地鞋子都出口到欧洲，存在很多不正当竞争，华人的店铺周一到周日都开业，价格比别人都低。埃尔切人担心，华人正在发起一场不对称的战争，进而怀疑青田人要控制当地的文化和商业传统，乃至整个生产体系。
西班牙纺织业、鞋业等行业协会的领导人公开表示，“在那些摧毁西班牙本地企业的国家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2011年，西班牙法院裁定埃尔切纵火案中的7名被告有罪。季奕鸿说：“我们放弃控告更多的被告，因为没有确实的录像证据，同时也不想与所有的埃尔切人为敌，毕竟那里还有300多家中国人的鞋店。”陈九松则离开了西班牙。
2005年7月，欧盟对中国皮鞋发起涉案金额高达7亿美元的反倾销调查。2006年10月7日，欧盟贸易委员会终裁中国鞋倾销幅度为16.5％，并征收为期两年的反倾销税。之后数年，针对中国制造的反倾销调查从未间断。
中国一家媒体评论说：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中国制造”带来了无人能及的价格优势，也令“中国制造”陷入了反倾销的泥潭。单打独斗的企业将中国货带到了全世界，但他们的利益如何保障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在北京，西班牙大使馆的新闻参赞Maria Llinares对我说，经历过佛朗哥统治经历的西班牙，已经对右翼势力具有了免疫力，她不太相信排斥外来移民的事情会在西班牙发生，认为所谓“排华事件”事件只是极端个例。但Maria也表达了西班牙社会对中国人的不解。她说：“华人在西班牙多是个人或者家庭经营企业，由资本组成的公司和自然人组成的公司很少。你知道，西班牙人从来不在工作的场所居住，但是中国人往往拖家带口把孩子也带到商店，这在西班牙人看来不可思议。”
西班牙社会普遍的看法是，华人企业的违法现象比西班牙企业更加严重，比如非法雇用非法劳工、不上保险、一些中国企业存在涉嫌生产假冒服装的行为。此外，华人融入西班牙社会的程度比其他种族差很多，是一个封闭的族群。Maria说：“在西班牙，一万人以上的城市都有中餐馆，而且都是青田人开的。但是第一代青田移民很难融入西班牙社会。我想，第二代中国移民也许会有所改变。”
归程
我最近一次得到郑建茂的消息是在2012年9月，他在中国郑州做一次商务旅行，几天后又回到了青田。
郑建茂的身份成了一家西班牙橄榄油在中国的总代理，正在洽谈合作。1995年郑建茂从青田偷渡到欧洲，路上花费了2个多月。现在上海浦东机场开通了青田的班车，每天接送200多人往返。青田移民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往返。经济危机促进了回流。有些人回家是作休整，有些则一事无成。
离开西班牙前，陈晓莲对我说，因为消费紧缩，服装批发大量减少，加上欧元下跌，主要来自中国的原材料上涨，经济危机对Fuenlabrada工业区的华商形成了双重打击。加泰罗尼亚的华商林峰介绍，巴塞罗那很多华商的店关门了，据估算达到了10％，很多人处于观望中。王凌宙的餐馆生意不比从前，正计划和朋友投资安徽的一个铜矿。甚至季奕鸿的律师生意也受到了直接影响。他打开电脑看看开庭记录说，“2008年6月最好，在西班牙法院的大厅有24场开庭，2012年6月都没有超过4场”。
“西班牙加大了对于华商的检查，很多前几年没有按章纳税的商人，都被课以重罚。”程建平牧师说，“现在，一部分人把财产正在往南美转移，一部分则回到了中国。”
“中国制造”正在试图提升自身的价值链。在仍然保持价格竞争力的同时，中国缓慢而坚决地从出口便宜鞋子和儿童玩具，转向出口经济轿车、卫星通信和高铁列车。或许，那些扩张到海外的中国公司有朝一日会借鉴郑建茂这些“贩夫走卒”在海外长达20年的生存和转型经验。郑建茂还记得17年前那个离家的夜晚，最小的姐姐送他从老家方山镇到上海火车站，用省下的钱买了件女式毛衣送给他，因为听说“北边很冷”。郑给自己买了一个19元的牛仔包。父母照例没有出现在送别的人群中。偷渡失败是件遭同乡耻笑的事情，家人把改变家族命运的荣誉寄托在年纪最小的郑建茂身上，既担心又充满希望。
郑建茂还记得母亲只是在头天晚上对他说了一句：“出去了就不要回头。”
行走在青田的街头，郑建茂这样的归来客已经多少感到有些陌生了。随着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青田的农田被废弃，城镇没有了新空间，这里的生活习惯变得有些欧化，在行进的车中，可以看到路边一闪而过的“巴塞罗那咖啡馆”。
青田永远在大兴土木，房地产价格已经和温州持平。但是海外的青田人并不担心。华侨气派的祖坟上，“侨坟”两个红漆大字就像是护身符，意味着将不会被列入强拆之列。中秋、清明、春节这些传统节日，是欧洲的青田人回流的日子。他们的探亲活动能够直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原因之一就是，返乡移民往往会炫耀性的购买礼物以及吃吃喝喝。青田政府建立了负责与海外青田人关系的部门，也经常通过派遣干部和不同国家的青田人保持联络。2011年，青田实现生产总值135.62亿元。青田的富裕，很大程度是依靠海外青田人的经济支援。青田大部分路桥及地标建筑都是华侨捐建，在青田的侨资企业超过100家，每年为青田贡献产值60多亿元。
这次回到家乡，郑建茂特地到阜山的清真禅寺烧了一炷香，希望“白衣丞相”保佑自己渡过眼前的经济危机。建于元朝的清真禅寺有一个白衣丞相殿，是为纪念辅佐过唐朝四位皇帝的李泌而建。民间流传的传说里，“白衣丞相”是青田海外子民的保护神。郑虔诚地叩首。寺庙香火很旺，25万海外青田人，仍旧希望得到来自家乡的庇护。蜡烛永远为远行者点燃，每炷香都写明了那些寄居欧洲的青田人的名字，仔细辨认，发现这些国家包括：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这些青田人的名字，表示和来源地的关系从来没有中断过。
金奴
7年前，苏震宇先生踏足非洲大陆，开拓了中国人非洲掘金的路线，他是具有冒险精神的黄金猎头，充满对财富的渴望。他44岁，是加纳-中国矿业协会秘书长。2013年6月末的一个炎热的下午，他快步走进广西南宁的一家四星级酒店，脑门挂着一层细密的汗珠，脖子上系着一条毛巾，用它不断拭去沁出的汗水。
4天前，他撤离加纳，挤上了一架从多哥经停巴黎转至中国的航班。跟他一样，在麻烦不断的6月，成百上千的中国人从加纳首府阿克拉转道迪拜、开罗返回中国。飞机上挤满了被驱逐的中国金矿老板和工人，脸上写满落魄。
坏运气从非洲一路追随到广西。回南宁两天后，苏震宇发现自己染上了疟疾，被非洲蚊虫叮咬引发的疟原虫病毒在体内发作，加纳人俗称“马拉利”的这种疾病在中国几乎绝迹。苏震宇浑身酸痛难忍，靠服药和打针勉强支撑。他的步履有时蹒跚，神情低落。在这个惊心动魄的6月里，苏震宇差点被加纳报纸描述成一个靠贩卖他的广西老乡到落后的非洲丛林充当金矿奴隶的中国蛇头与冷血商人。苏震宇从文件夹里掏出一份6月1日加纳当地报纸Daily Graphic的复印件，摔在我面前的桌上，头版照片是加纳总统出访时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合影。“原本这天的报纸头版要刊登我的照片，把我报道成一个从事人口贩运的蛇头。幸亏被我提前知道，我赶到报社阻止了他们，于是头版换成了安倍的照片。”苏震宇的眼神喷着愤怒。
加纳报纸把苏震宇定性为蛇头的依据是，几乎所有中国淘金者都叫得出苏震宇的名字，在加纳的每个中国人手里都有苏震宇的电话。这反映了苏震宇在加纳的影响力。
身材不高的苏震宇外表强悍精明，穿着一件方格衬衣和一双蓝色的休闲皮鞋。他说：“很多同胞在这次加纳政府清理金矿的行动中血本无归、倾家荡产，我们正在等待加纳合伙人的消息，也在和加纳政府进行接触，最终才能决定是否继续待在加纳，或者，转战其他非洲国家。”
加纳的采金者多数来自距离南宁110千米的上林县。上林人口44万，保守估计，有1.2万人在加纳淘金。很多地方整村的青壮劳力都去了加纳。上林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2012年财政收入3亿元。当加纳淘金的暴富神话横空出世，吸引了大批渴望财富的上林人踏上非洲路。看起来，这像是中国势力在非洲强力扩张的又一个版本，只不过这次的故事并不美好。
被驱逐的中国人
2013年5月，加纳政府成立了打击非法采金专项工作组，6月3日，加纳政府打击非法金矿的驱逐行动全面展开。军警们突袭了库马西、打夸、敦夸等地的小金矿聚集地。没收工具设备、捣毁工棚。语言不通的工人们四散而逃，有的躲到可可林中。没有来得及跑掉的工人因为无法提供合法证件被拘捕。躲藏在敦夸市区金富豪宾馆中的160余名上林投资者正在碰头研究如何转移设备，被闻讯赶到的加纳警方一并擒获。中国人被关押至移民局监狱，等候遣返。多名中国矿主投资者称，随身携带的大量黄金和加纳货币赛地不翼而飞。
苏震宇说这是加纳迄今最为严厉的一次行动。中国矿主的生产线按照一条合200万元人民币计算，超过1000条。平均一台机器每天可挖掘100克的黄金。机器都被遗弃在矿场之上。受到波及的还有上林的金融体系。据称上林以及明亮镇的三家专为淘金客提供贷款业务的银行，将至少有数十亿元贷款无法按时收回。这意味着，这个以简陋的掘金技术包装、主要依靠人海战术融资的上林人淘金模式，到了不得不悬崖勒马的时候。苏震宇是最早一批闯荡加纳的中国淘金客，也是加纳的中国淘金商人里的名人。他希望和加纳人创造一种双赢的商业模式。他掌控着金矿，却选择了一名叫Bernard Antwi-Boasiako的加纳合伙人作为名义上的老板，照片中的Bernard Antwi-Boasiako先生粗壮严肃，脖子上悬着一条粗大的设计繁琐的黄金项链。作为反对党的一名成员，他公开批评加纳政府这次对于中国工人的驱逐行为，“不能把非法矿工和合法矿工一起打击，中国工人有充分的文件证明自己拥有合法的劳工手续。”Boasiako接受加纳电视台采访时说。
上林淘金客正陷入集体的恐慌之中。苏震宇说，上林人在加纳各自为战，甚至内讧，没有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早晚要出事情，而这一次就是危机的全面爆发。他在去年已经发现了加纳政府决意改变土地被中国小金矿割据的苗头，为此成立了民间机构加纳—中国矿业协会，邀请加纳人出面作为公司的CEO，用途很明显，就是利用Bernard Antwi-Boasiako先生那张本地非洲人的脸。
事实上，这不是加纳针对中国淘金者的第一次行动。2012年10月加纳清查非法采金者，一名16岁的中国黑龙江少年在军警突袭中被打死，近百人被捕。前年也有20人因相同原因被捕。但以广西上林居民为主的中国采金者仍源源不断涌入。2013年3月，加纳采取部门联合执法行动，查封77处矿区，抓捕125名中国涉嫌非法采金人员，查扣并没收大批机械设备。最近五年里非洲至少已经发生20起中国公民遇袭事件。苏丹、尼日利亚等本来就存在比较严重的内部冲突，现在加纳也在加入这一行列。这些袭击和冲突有的带有政治色彩，有的只是商业纠纷，但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不断有身在加纳的滞留者打电话给苏震宇。他安慰对方，如果驱赶走全部中国人，加纳的经济将会遭受重创。
加纳在西非属于政局比较稳定的国家，从1993年起实行相对平稳的宪政民主制，基本没有其他南部非洲国家的内战或地方割据问题，经济上虽然尚有欠发达，但也吸引了许多海外投资，增长势头良好，与中国外交关系也稳定。“这场冲突应该不涉及多少政治因素，而主要是中国人在那里长期的非法采金，激化了与当地居民及加纳中央政府的矛盾。”《金融时报》评论说。
苏震宇则声称，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其背后是西方大国的加纳代言人在操纵。他说：“在加纳的五大欧美矿产公司，聘请了12名加纳记者作为调查员，专门搜集关于中国人在加纳的负面消息，以此最终赶走中国人。”居住在库马西的中国商人刘文民在写给中国驻加纳使馆的一封信中称：“美国用NGO的名义，在2012年年初和加纳的12名记者签订合同，专门收集我们中国人开采沙金的负面消息，在加纳知名报纸上连续刊登一个多月，但是中国同胞帮助老百姓修桥修路修建学校还有捐款等善事从没有正面报道过。导致不明真相的加纳人认为我们在破坏他们的环境。”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认为，加纳事件中所谓欧美大国阴谋论并没有找到证据，“欧美是大矿，而上林人是中小矿，各有各的码头，利益并不冲突。过去加纳有法不依，现在开始执行更严格的法律”。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苏震宇展示了一份用英文出具的报告，称这是一份内部人提供的资料。他没有提供消息的来源。这份报告上写着：调查对象重点是苏震宇和Bernard Antwi-Boasiako合开的Hansol Mining公司，以及其他所有在加纳的中国企业。
苏震宇擦了额头上冒出的汗，“这才是整个事件背后的主要原因，我们陷入了大国博弈的夹缝中。中国对于非洲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欧美人想要赶走中国人。欧美矿业公司和加纳官方合作，加纳政府有利可图。而我们上林人的金矿主要和单个加纳人合作，钱进了单个加纳人而不是加纳政府的口袋。说白了，打击中国人就是想要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现在到了重新洗牌的时候。”
“一方面我们面临欧美大公司和加纳政府的合力打压。一方面上林人需要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过去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局面不可以再继续了。”苏震宇有点忧心忡忡地说。
上林人的金字塔
上林位于广西的中南部，从南宁驱车一路走来，先是看到南宁火热的地产项目正在四处开工，然后是宽阔的高速公路。因为高速路需绕远才能到上林，车子改道开上一条二级公路，继续开过去，感觉到明显的萧条，进入大明山东麓之后，沿途的景色变得单调起来。
寒来暑往，那些因为男人远去淘金而日渐荒芜的村庄，如今再次人声喧哗。自从6月3日加纳政府开始集中清理国内金矿以来，消失多年的上林男人重新回到了作别已久的家乡。苏震宇和每一个从非洲归来的淘金客都明白，财富的力量已经做出了远比岁月更替更大的改变。他们已经无法回到从前。
上林是广西闻名的四个贫困地区之一。这里的壮族人曾经有很长的淘金历史。明亮镇水台村32岁的邓碧宁引导我来到夹在一片广袤稻田间的乡村公路上，说：“过去这里就停靠着一条国家级的采金船，我们小时候经常到这里来玩。我7岁的时候，就跟着家长在地里淘金。”邓碧宁的叔叔，60岁的邓生荣正蹲在家门口剥狗肉，这天是夏至，当地人习惯在这一天食狗肉。邓生荣用拖鞋里的大脚趾踩了下脚下的土地，“现在这地下面就有金子。我们从小就淘金，后来国家不让采了。我们上林人曾经转到东北淘金，现在又跑去了非洲”。苏震宇形容加纳躺在横亘西非的一条原生金矿带上。欧美、南非的金矿公司在加纳用大型设备采集的是岩金。当地非洲人没有机械和设备，采用人口手淘的低效技术淘金。上林人采的是沙金。潜藏在河道边的沙金，不适宜大型采金设备，人力又无法采掘。2006年4月，当苏震宇和3个上林人最初到达加纳的时候，他们采用了上林人惯用的沙泵，用挖掘机挖出河道的泥沙，用沙泵抽到溜槽上，经过黑人工人8个小时的冲洗，泥沙俱下，而金沙则被吸附到溜槽下面铺的地毯上。很快，上林人挖掘的沙坑像蚂蚁窝一样密密麻麻布满了河道两岸。
如今苏震宇已经和其他三名合伙人分道扬镳。他抱怨彼此互相拆台，各自为战。2006年10月，在掘得第一桶金的时候，为了获取资金不断扩张，第一批掘金者宣称他们发了大财。“他们回到上林说在加纳发现了金山，一台挖掘机一天可以‘挖’一栋楼。”一名上林人说，后来大多数人明白都被骗了。苏震宇的合伙人黄先生在上林车站旁的街上大摆酒宴大造声势，酒宴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深夜，很多老人还领到了红包。于是上林人相信来了来自加纳的金山神话。合伙人黄先生声称一台挖掘机器210万元，包括办理在加纳淘金的相关手续，于是每8个上林人一组作为股东排队认购，平均一人缴纳了20余万元。这样，黄先生还没有采到金子人在上林的时候已经融得大笔资金，并且未来还占有干股。这种融资模式不断复制放大。这一年是上林人奔赴加纳的高峰的开始。上林农民加入了一套类似传销的充满风险的融资体系。每个股东又不断吸收新的股东入伙，以平抑风险购进设备。
邓碧宁的叔叔邓生荣在2006年受到鼓动去加纳做淘金工人，领的是每月3000元工资。2007年，第三批上林人加入到这个融资体系。邓碧宁曾经在深圳的工厂打工6年，每月工资5000元，但是并不满足。听说600人的村子有100人都跑去加纳，2009年他开始筹钱参股组装挖掘机运到加纳。邓碧宁联合7个股东每人缴纳12万购买了挖掘设备来到加纳。他记得第一笔钱总计“借了40多人的钱”。
2010年，一套设备已经涨到250万元的时候，叔叔邓生荣回到上林拿出积蓄然后贷款20万元，又找了7个上林股东，每人拿30万元，共计投资160万元，购买了挖掘机和沙泵以及全套的生活用具，来到加纳。在上林的三家银行乐意为淘金者提供贷款，高利贷者也应运而生。为此，邓生荣抵押房屋借了10万元，担保人是上林的两名公务员。在上林的银行门口还打出了“副科级以上干部可一次性贷款5万～50万元”的横幅。这是财富对权力的明码标价。当地人相信：差不多每个地方官员都有股份在加纳。这个类似传销的金字塔在利益驱动下越发膨胀庞大。加纳的矿产属于国家，而土地却属于地主或者酋长。一般，中国人会找到持有采矿许可证的地主，付1.2万美元的“入门费”用于合作之初的关系疏通，此外，买的地上如有农作物，则按农作物价格的10到15倍付一笔赔偿费。最终以加纳合伙人的名义取得合法资格。地主凭借当地人的身份，每年可以获得毛利的15％到20％作为回报。
设于阿克拉的游说团体——社会综合发展中心主任史蒂夫·曼蒂乌（Steve Manteaw）对《金融时报》表示，“他们会找到有钱人，给他们看自己的执照，说道：‘来吧，一起做生意’。许多中国人到加纳来的时候，还以为他们直接采矿是合法的”。因为未能明确区分购得的矿权是否可以开采，很容易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进行开采经营活动。
与此同时，国际金价在四年间最高翻了一番，加纳金市的交易价最高曾达到每盎司1700多美元，这股涨势吸引大批中国工人及重型设备涌入这个产业，极大地改变了这个行业的作业规模和方式。2011年，广西人、安徽人、福建人，都涌到了加纳。苏震宇说，开始还办理正规用工签证和手续。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只持有旅游签证，大家都是家族式的，沾亲带故。最终失控了。“我现在只能影响五六个老板，顶多三四百人。”苏说。
破灭的非洲梦
数千名上林人尚在归国途中。在淘金者最多的明亮镇和水台村，人们聚集在村子中心的榕树下谈论着还没有见到的熟人和金子。很多人家大门紧闭。院落仍然显得破败。财富降临的速度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快。
邓碧宁说，如果没有这次意外，再过三个月，自己的机器可以还清贷款，日子才好过些。他说：“也就是第一批去的人有的挣到了钱，后来的人几乎没有挣到钱，都被套牢了。”
邓的家里正在整修土地，本来准备新盖一座楼房，但是目前不得不暂缓。他开着一辆去年花20多万元购买的斯巴鲁车，来到城中一处火锅店吃饭。他取出ipad，照相簿里存着和妻子在外旅游的照片。每个股东有三个月回国休假的时间，这是去年回国时拍的。在他的相片中，刚刚提炼的黄金在简陋的工棚中发着幽暗的光，就像是神启，指引着上林人。另一张照片，40张100美元排列成旋转的图案，好像通往财富的钱梯。邓笑着说，这是用金子换来的。邓碧宁的网名：非洲金奴，毫不掩饰地透露了上林人对于财富的渴望。
苏震宇听闻，作为惩罚，上林将会禁止归国的淘金客三年内再出国，作为弥补，政府会给这些人以低保待遇。他嘲笑说：“你很难让这些挣着一万多块的钱的人再回到从前，毕竟他们开阔了眼界。”回到南宁后，苏震宇被携款潜逃的传闻困扰。他否认这种指控，表示自己月底就要回到加纳。“加纳政府和移民局刚给我电话，希望我们正规的矿业继续运营。这是一种缓和的迹象。”
他也承认，这种缓和可能十分有限。在非洲的中国人深受无序和缺乏道德底线的商业文化的毒害，很难主动去遵守商业游戏的规则。“上林人不懂英语，有的连普通话也讲不好。最早加纳警察对中国车辆例行检查。中国人语言不通，又害怕惹事，于是直接给警察手里塞进50赛地，要知道，一个警察或许一个月才挣500赛地。警察都不敢相信，就在发怔的时候，中国人又塞给他50赛地。警察终于明白了，原来检查中国人可以得到意外之财。于是，所有的中国人在任何场合都会被随意拦截下来。”
一些发财的中国人喜欢炫富。在当地有专门为中国人服务的中餐馆、赌场、夜总会、妓院、地下钱庄，形成高效封闭的华人圈子——就像我们在世界各地都看到的情景一样。中国人把黄金出售给印度人，按照当天伦敦市场交易价换回赛地，再通过浙江人和河南人的地下钱庄，三天后汇回中国。苏震宇曾经看到，有人用麻袋扛着交易黄金换来的钞票雇了持枪非洲警察当保镖在街上游荡。对金钱无节制的追求开始冲击着原本平静的非洲小国。担心财产受到冲击，几乎每个中国金矿都会购买枪支自卫，中国人甚至抬高了枪支的价格，一只7连发猎枪被炒到了3800赛地一条，“中国人就像买豆腐一样，一买就是10条”。
随着对立尖锐治安恶化，冲突不可避免。很多中国金矿遭受持枪打劫。2012年4月16日，一群武装劫匪袭击了一处上林人的金矿，一名温姓上林人被击中头部死亡。死者来自水台村，温是村中大姓。6月21日，温联进拄着拐杖在水台村行走。3月，他曾和两名当地黑人雇工发生了肢体冲突，温联进称两名黑人工人试图杀死他抢劫工棚里的黄金。他在跳墙逃跑时摔断了脚踝，提前回国治疗。他展示诺基亚手机里保存的在加纳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赤脚的黑人孩子帮助中国工人打水，一桶1个赛地；电子秤上一块金条显示719克；两名黑人妇女在笑，向中国工人出卖肉体只需要20赛地。和非洲世界的所有联系几乎都和金钱有关。
上林一度是一个吸毒高发区，在大批上林人奔赴加纳后，人走城空的上林本地却清净了很多，一度实现了“零犯罪”。而在淘金人聚集的加纳敦夸等地、摇头丸、赌场、妓女也开始在唐人街慢慢滋生昌盛。各种帮派、枪杀屡见不鲜。
在上林遥想非洲，会让人联想起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描述：农业社会无可避免败落、农民背井离乡涌向东部和沿海大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恶果开始显露，道德被打上金钱的烙印，黑帮猖獗、物欲横流、享乐至上。
非洲人抱怨中国人挖走了黄金，破坏了河流和土地，掠夺了属于他们的资源，却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苏震宇极力否认这种指责，他称中国人和非洲人的合作是真正的双赢模式，而这一次，欧美公司对中国的妖魔化成功达到了目的。温联进说，自己不打算再回加纳了。他翻看手机里的照片，那上面有中国人开掘的金矿，巨大的土坑深度3米至10多米不等，河道边坑坑洼洼，一片泥泞，当许多淘金客失望地发现花大钱进入的土地并没有找到期望的金子，就去开辟新的坑道。他们忘记了最初填埋还原土地的承诺，有的则付给地主一些钱就消失了。如果地主拿了钱也不回填，所有破坏环境的账最后就都记到中国人的头上。
温联进的黄金梦已经搁浅在这些萧条的坑洞中。他说：“我想不明白，中国援助了非洲这么多道路桥梁、议会大楼和体育馆，为什么非洲人仍然讨厌我们？”
迷失的乡愁
苏震宇的形象在这场乱局中变得十分复杂。1993年苏震宇结业于广西民族学院，先是做了两年导游。因为英语口语流利，他受聘到加纳给一个美籍华人开的赌场做类似公关经理的工作。1998年最早是来自黑龙江的敖姓人士在加纳采矿，但是没有做起来。苏震宇后来给湖南株洲人帮忙找金矿，依然没见成色。直到2006年苏震宇和三个合伙人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引导大批上林人奔赴加纳，才迎来了加纳的掘金岁月。
他和合伙人开启了上林人赴加纳的淘金潮。他尝试和加纳人的交易中维护自己的利益，前提是让加纳人得到好处。
苏震宇实际掌控的HANSOL MINING公司，购买了一块800平方千米的土地。他和中国淘金股东签署挂靠协议，淘金客们在他的土地上采金，每月缴纳7000赛地管理服务费。公司协助办理工作签证以及协调与加纳政府部门的关系，以保证股东正常经营活动。
这次变局让苏震宇意识到，只有参与到更复杂的政治游戏中，中国商人才能保护自身利益。公司CEO加纳人Bernard Antwi-Boasiako先生是很好的人选，不仅和中国人合伙做生意挣了大钱，未来甚至可以被培养成为总统，或者成为中国商人的利益代言人。
苏震宇坚定地否认了针对中国商人的指责，激烈抨击心怀叵测之人成功实现了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他相信中国人和非洲人的合作是真正的双赢模式，“中国人的智慧绝对是无穷的，未来比拼的就是实力，是金钱，我们可以用钱搞定一切”。
苏震宇的形象如同中国对于非洲施加的巨大影响一样复杂多义。中国曾经实施了不附带政治条件但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长期对非援助，结束了冷战时期在国际社会上的孤立境遇。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中国是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如今，中国对非投资超越了美国，但是商业投资也开始要求回报。一方面中非合作促进了非洲的基础建设和经济繁荣，一方面中国也开始被视作资源掠夺者和新的经济殖民者。偶然，我在淘金客的微博里看到一张今年4月拍摄于加纳的中国人金矿的照片，当时的中日钓鱼岛冲突，也把身在非洲的上林人裹挟其中，并且轻易在这群异乡客中催生了某种民族主义的幻觉。照片中，在一间简陋的棚子前，墙上用粉笔写着“日本人去死，钓鱼岛是中国的”。旁边是6个举着长枪的加纳黑人在欢呼，居中的一个中国上林人，估计是名金矿主，身着白衫，戴着墨镜，面露着主人般的微笑，冲着镜头展开双手。
或许应该问一问：崛起的中国人，已经准备好拥抱非洲和整个世界了吗？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认为，中非贸易泥沙俱下，规范难度很大。中国援助非洲的模式总体取得了成功，不能因为个别现象而否定。
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卢沙野说，西方发达国家对非援助的资金量虽然不少，但是它们的钱主要没花在非洲国家身上，其中的70％至80％是“人头费”，自己又拿回去了。他们自己的人员经费是很高的，所以真正花在项目上的钱就很少。另一方面，西方的援助主要不是在搞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而是在做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培训，搞一些促进民主良政，没有实质性成果。中国的援助完全是为了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需要基础设施，公路、桥梁、电站、医院、学校等，中国在非洲就是做这个。因此，中国在非洲建的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立在那里。
同样实实在在的还有淘金者们的命运去留。邓生荣的女婿在取缔非法金矿的行动中失踪，身在加纳至今无法联络本人。邓生荣说，女婿身背20万元借款，现在每月要向银行还贷2800元，没挣到钱一定不愿意回来。很多人仍然潜伏在加纳拒绝遣返，希望时机转变捞回巨额投资。我得到消息，很多上林人已经跑到加纳周边的其他非洲国家寻找金矿去了。6月刚刚从加纳回到南宁的上林投资者覃朝武说：“这个时候还是生命最为重要。”
当他们决然离开贫瘠的农村家乡，来到富裕的东部沿海城市打工，又辗转来到遥远的非洲淘金，离财富越近，离家乡就越远。就像盖茨比无法把握住长滩的诱人灯光。他们努力向着财富划行，逆流而上的小舟又不停地被浪潮推回到过去。
离开上林前，邓碧宁邀请我加入非洲淘金客的微信群。群里一片沉默无人发声。半夜，有在加纳未归的上林人贴出歌词“故乡的云。归来吧，归来吧，我已厌倦漂泊”。但是无人响应。淘宝村的冬天
32岁的沙集镇网商协会会长孙寒快步走进他位于东风村的略显寒意的办公室兼卧房。办公区域一角摆着2台组装电脑，2个年轻的女孩——淘宝客服——坐在显示屏前，面前是暖宝和冒着热气的珍珠奶茶。淘宝旺旺的“叮咚”之声不绝于耳。
办公室的另一边，就是他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的卧房。孙寒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脸堆满了愁容。他把手上的一沓订单交给客服，用睢宁本地土语对女孩低声叮嘱了几句，然后扭过头冲着我感叹道：“内忧外患啊。”
身材高挑的孙寒生就一副奶油小生的面庞，穿着干净利落。他说：“我们正在做年底结算，这个统计很重要，很多人会根据2011年的业绩决定2012年是否继续在淘宝商城做下去。”
孙寒所在的东风村，位于江苏省睢宁县沙集镇。东风村人口5000，有近3000家淘宝商城和淘宝集市，家家开淘宝店，这个村又被称为“淘宝村”。
商业力量让基因贫瘠的传统农业村庄生长出网商云集的相貌，它成为电子商务改变中国草根社会的标本。
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从淘宝村的农家院落里飘荡出的“叮咚叮咚”的淘宝旺旺声，也能透出春天才有的忙碌气息。然而，另外一些力量已经对这个苏北小村做出了远比季节更替更大的改变。
内忧外患
2011年9月，淘宝商城宣布调整2012年的招商规划，将原本每年6000元的技术年费提高到3万至6万元，同时大幅提高了保证金，这就提高了商城的入驻门槛。大幅提价引发了巨大争议，淘宝称是为了打击网上商店的假冒伪劣，此举对依靠贩卖廉价“中国制造”乃至假冒伪劣产品的淘宝中小商家产生了直接影响。我在这个风口浪尖造访了孙寒领导下的淘宝村，在商业版图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个依靠复制取得成功的淘宝村，会收获怎样的生存前景？
淘宝变局背景下，根据东风村网商的初步估算，2011年将是近三年来利润最薄的一年。孙寒说：“在2009年和2010年，利润最高曾经达到100％，甚至200％，300％；到了2011年，板式家具能达到20％已经不错了，有些几乎没有利润，只能赚好评了。”这意味着，这个靠仿制廉价的中低档家具闻名的淘宝村，度过了最初的风光岁月之后，随着淘宝政策的变化，挣钱更难了。
孙寒是东风村最早的一名淘宝户，也是现在沙集网商的领袖。他希望将淘宝村的财富发挥到最大限度，但是力有不逮。在办公室隔壁的另一间房里，墙上挂着2009年成立的沙集网商协会的章程，落满了灰尘。协会的组织者都是当地淘宝网商的元老，各人的彩色照片被一根黑色的细线标明了组织关系：包括一个会长，以及若干个理事。其中一个理事因为教师的身份不允许兼职，已经关掉了淘宝店。而最近，孙寒也将自己的一个淘宝商城转给了别人。
沙集镇网商协会因为在应对淘宝商城提高门槛的过程中表现平平，正受到农民网商的质疑。孙寒说，淘宝商城政策宣布过于突然，东风村网商一直没有突破较低水平重复生产，尚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一些没有经济实力和生产能力的网商，担心更高的投入意味着更高的经营风险，正处于观望之中。现实中曾经有中小卖家为了表达对淘宝商城调整规划的不满，发起了反淘宝联盟，在网上攻击一些大卖家，并且在香港发起了针对淘宝的游行示威。
虽然对前途充满忧虑，但是孙寒对这些行动并不赞赏，说：“我们农民比较淳朴，没有参与这些活动。我认为情况并不是淘宝光为了赚钱这么简单，2006年，当我第一个在淘宝开店的时候，淘宝是免费的，我们的产品是便宜和仿制的代名词。但现在我们不能继续这么做了。现在淘宝为了发展，抬高门槛这是对的。我们必须和淘宝一起往上走，否则只能被淘汰出局。”
孙寒认为，2012年是一个关键年。淘宝商城已经将2012年定为质量年，这促使东风村的家具更新换代。之前，东风村做家具的板材多来自山东临沂，这种板材曾有被检出甲醛超标的不良记录。2012年淘宝商城将募集志愿者对家具抽检，如果甲醛一次不达标，罚款2万元、扣2分，扣分达到12分屏蔽店铺1个月，扣24分则终止服务协议。游戏规则既然已经改变，新年，孙寒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在协会网商间推广使用E1级的环保板材。E1级板材每百克甲醛含量小于9毫克，比之前使用的E2级板材甲醛含量少3倍。下午，孙寒要去临近的沭阳县挑选合适的板材供应商，约好的时间到了，他急忙走了出去，同村的张廷则已经把黑色的长城越野车开到了院子里。汽车驶过东风村村中央一条河沟边，孙寒示意我看一个巨大的写着“赢天下网络平台”的店面。这条500米长的街道上云集着众多的前家后厂的淘宝店，但是只有这一家透着与众不同的霸气，招牌字体个头也比别家大数倍。
孙寒说：“这才是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赢天下的老板在北京一口气注册了500多个家具外观专利，几乎囊括了我们东风村目前销售的所有家具。要求我们的卖家必须向他支付专利费用才能继续在淘宝做生意。他已经开出了价码，一户收专利费3万，2000多户那得收多少？他已经不是在帮助东风村，而是在搞垮东风村。”
孙寒提到的这个人叫徐松，他以前也是自己开淘宝卖家具，现在开了这家提供培训、注册淘宝一条龙服务的具有中介性质的赢天下公司。
“内忧外患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淘宝商城抬高门槛是祸是福我们还没有完全看清楚，现在，有些人又试图通过垄断专利击垮其他淘宝户，我们面临双重压力。”孙寒有点闷闷不乐地说。
高利润下的模仿热情
东风村位于中国版图最具经商传统的江浙，但又地处相对贫穷的苏北。从北京乘火车一路走来，先是看到整齐的城市带，接着是一望无际的山川河流，中间夹着广阔的农田大棚。等到了位于山东和江苏的夹缝地带，景色突然显得寂寥单调起来，沿途几乎什么都消失了。
这个文革时成立的村落，取意“东风压倒西风”，并没有值得夸耀的先天资源。或因如此，贫瘠的地方，人自然会成为可供调动的优质资源。东风村人最可炫耀的是他们的宗族意识和经商头脑。这里曾有过村民两次自发的经商热潮，第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养猪，第二次是10年前搞废旧塑料回收加工。如今养猪业已经没落，而至今活跃在江浙一带的塑料回收业者，据说多来自东风村。但因为废旧塑料加工以焚烧医疗垃圾为主，制造毒气，屡次被政府定点清除。
因为资源不多，过去，这个村2000名青壮劳力都在外打工。“老天爷基本上没给东风村留下什么好东西，直到网络和淘宝出现，才改变了东风村的生计。”39岁的刘兴利从电脑后面抬起头说。此后几次见他都是这副姿势。刘兴利在徐州念过大学，系前东风村网销协会会长。沙集镇网商协会成立后该协会又并入其中。他面前摆着两台显示屏，说道：“左边这台电脑，是我的淘宝集市；右边这台，是我的淘宝商城。”他不停左右巡视，像一个国王巡视自己的领土。
刘兴利以前在徐州一家国企上班，中层干部，月收入6000元，也在徐州买了房子。但是每次逛徐州最贵的金鹰商场，他说自己“从不敢下手”，因为东西太贵底气不足。回东风村干上淘宝后，“有这种自主权了，不光可以给自己生产的家具定价，还可以买过去不敢买的东西”。2010年，这两个网店至少给他带来了百万收入。2011年利润滑坡，也有几十万收入。
刘兴利的父辈靠卖粉皮和出卖体力劳动打工，挣钱很难。2003年淘宝网成立，推出商家评价体系，通过买家评价衡量卖家的信用等级，2004年推出支付宝第三方担保支付方式，解决了网购的商家诚信问题。2010年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1.25亿，占整体网民的27.3％，并保持高速增长。电子商务也成为中国农民可以选择的一种就业方式。最早孙寒在上海的宜家家具店得到了启发。这种简约的北欧组装家具受到中国消费者的追捧。此前，孙寒在移动公司做销售，放到淘宝的300张手机卡一夜之间就卖光了。认识到淘宝平台威力的孙寒和同村的张雷，仿制宜家风格的组装家具在淘宝销售。他的第一款家具是一个实木装饰隔断，三层木条，十字插口，做了一个多月。这个成本只有50元的隔断当时卖了108元，同样的东西现在他一天可以做5000个。百分之百的高利润吸引了村民的模仿热情。刘兴利因此和孙寒发生过冲突。孙寒最初开淘宝时，与张雷等人签署保密协议，因为这些模仿自宜家和韩国家居网站的图片非常容易再次被复制。刘兴利偷偷拷贝了孙寒淘宝店的图片去开店，结果遭到了孙寒的投诉。刘兴利连夜找人拍摄了一组图片次日重新注册开张，还手把手帮助4个兄弟注册淘宝开店。他说：“东风村的人际关系是乡村家族式的，大家都沾亲带故，熟人社会让孙寒的保密协议无法顺利实施，发现控制不住村人的模仿，孙寒最后索性放开。”
刘兴利的网店经营95种家具，雇用了10个工人。“我们体会非常清楚，淘宝改变了东风村。”地方政府提供的数据说，东风村外出打工的2000名青壮劳力全部回家开淘宝。从最初生产简单的木条插接装饰，到板式家具，再到如今生产实木儿童床。2006年年底，东风村只有6家淘宝店，2007年有10家，2008年扩展到上千家。现在东风村有物流快递22家，6家板材厂，6家贴面配件厂，68家板材家具厂，2011年又增加20多家实木家具厂。东风村在沙集镇、睢宁的经济实力数一数二。当地政府介绍，2009年沙集镇家具网销1.7亿元，2010年超过3.1亿元，预计2011年沙集镇电商营收将达5亿元。
喜欢挣钱，不喜欢花钱
没有哪个地方的变化有东风村那么大。东风村隶属于睢宁，但是村民更喜欢到53公里之外的宿迁消费。因为睢宁是县城，而宿迁是地级市，那里有睢宁没有的豪华电影院。村民喜欢到宿迁吃喝、唱歌和跳舞。他们不喜欢抽廉价的本地烟，而是抽更上档次的江苏本地产的高档苏烟。
睢宁县已经在村子西北方向规划了一个2100亩的电商产业园。虽然传说中要修建的30米宽的道路还没有看到雏形，但是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两旁，40％的家庭已经迫不及待开上了汽车，并且很多人喜欢买视野更高的越野车。
东风村二区的“天天快递”门前，老板王兵倚在2010年买的一辆白色越野车前抽烟。每天下午3点，王兵至少安排4名员工，驾马自达面包车到沙集各处卖家取货。“天天如此，一年只休息一天，我刚开始干的时候，头2个月瘦了30斤。”
4名员工每天在沙集取700到1000件家具，以每件平均50公斤计算，发货在5万公斤。因为竞争激烈，这里不光有号称全中国最便宜的家具，快递价格也号称全中国最低。其他地方快递每公斤1点5元，这里只有5毛。但是王兵说：“只要够量，快递依然可以赚钱，目前还没有看出东风村的经济出现滑坡的苗头，大家都好得很。”
张廷则驾车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颠簸，开往宿迁。越野车GPS语音提示“前方500米有测速”，一直高速行驶的越野车才降下车速。张廷则说，“我喜欢这种越野车，它的视野很开阔”。坐在副驾上的孙寒显得有点心不在焉。两人看完沭阳的板材厂，相约到当地人人皆知的“海宁皮革城”为各自的女人选购皮衣。
39岁的张廷则跟其他人一样，经营着一个淘宝商城和一个淘宝集市。他还是孙寒妻子的幺叔，两年前结束了在东北10年的打工生涯，他为家乡上网赚钱的经济发展潜力所震撼。于是，他买了电脑让亲戚帮着做客服，在后院又开了家具厂。他不愿意透露确切的收入，“一年几十万吧”。他说：“淘宝给我带来的最大变化是自由。现在可以陪着老婆孩子不出门，自己给自己打工，就是每次买家催发货的时候忙。我总是说‘快了快了，已经发了’，实际上货物还没装。”他望着后视镜露出狡黠的笑容。
张廷则的妻子坐在后座，她穿着一件紧身豹纹皮衣和黑色皮靴，这在色彩暗淡的冬季乡村算是个醒目的打扮。她回应丈夫的笑话说：“我看你自从干上淘宝，学会骗人了，每次问你在哪里啥时候回家，你也骗我说‘快了快了’。”
飘荡着皮革味的海宁皮草大商城里灯火辉煌，出售各种仿冒的名牌皮草箱包，爱马仕、保罗、金伯利、香奈儿、古驰，几乎所有能够想到的世界名牌在这里都能找到。孙寒、张廷则把手插在裤兜里，步态悠闲地走在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店面上，经过一家家商铺时，里面的店员对这些富裕的主顾充满了好感。能说善道的女店员承认，这里出售的名牌都是高仿品。高仿品不过是仿冒品的另一个好听的叫法。这里一个“LV牛皮包”要价380元，张廷则戏称“我就是杀牛的”，女店员跟他斗嘴说“说不定这就是你杀的那头牛”。双方心照不宣，在一番讨价还价中，这个包以140元成交。孙寒买了一条40元的“金利来腰带”，原价280元。
张廷则的妻子在销售皮衣的店铺间左挑右拣，阿玛尼、凯伦、皮尔卡丹、意大利啄木鸟，这些真真假假的皮衣品牌，产地极有可能来自江浙某个乡镇的家庭作坊。最终，她和店员在一件标价2800元的装饰着狐狸尾巴衣领和水貂开襟的羊皮皮衣前展开了新一轮讨价还价。孙寒低声说：“怎么可能是狐狸毛，一件得杀死多少狐狸？”架不住张廷则游说，两人以3000元2件的价格，为各自的妻子一人买了一件。
这种消费尚属节制，孙寒说“我们不愿意花钱，只喜欢挣钱”。东风村一个靠淘宝开店发家的村民，挥霍无度染上毒瘾负债累累，成为村里人的笑谈。
专利风波
孙寒本人更像个有头脑的专业技术人员，现在他发现必须在网商协会层面做些什么事情，才能继续得到东风村网商的认可。2005年当他从南京林业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业时，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度干过临时的群众演员和保安。2006年年底开始做淘宝时，才彻底摆脱迷惘期。他最初也曾设想给经营的家具专利加设一个保密锁，这跟现在徐松做的事情某种意义上并无二致。
不同的是，孙寒最后选择将资源共享，而徐松已经开始实施行动。沙集镇的邱雨成为第一个遭到投诉的网商。2011年12月20日这天下午4点，邱雨接到淘宝客服的电话，自己的一款畅销“宝贝”遭不明权利人投诉外观设计侵权，被屏蔽下架。这款板式转角电脑桌占邱雨网店日销售额90％以上。
刘兴利的电脑桌面上，沙集网商QQ群里，人们正为此事展开激烈讨论。稍早，很多沙集网商都接到了不明身份者电话，一名操本地口音的男子警告，只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一是等着向淘宝投诉下架，一是主动付钱购买专利继续经营。QQ群里有人发出哀叹“淘宝村即将完蛋”。
从各种渠道传出，徐松——沙集网商认定的专利抢注人，已经开出价码：一个外观专利使用费每户交3万元，双方处于对峙阶段。孙寒表示他并没有和徐松谈判的意思，他说：“我们没有办法坐在一起，我们协会以为网商服务为主，赢天下算是一个中介机构，以赚钱为主。我们帮农民注册一个淘宝商城只要2000元，赢天下收三四万元。我们帮农民注册一个商标1200元，他们是15000元，我们挡了他们的财路。我甚至怀疑他们试图靠这种出售专利的方式赚钱跑路。”孙寒轻蔑地说，“他们的想法很幼稚。”晚上，QQ群里东风网商们仍然纠缠不清。一番商议之后，刘兴利起草了一份以沙集全体网商名义致睢宁县委县府的公开信，历数不明权利人恶意抢注给东风村造成的恐慌和损失，并且忧心忡忡地说“东风村将面临灭顶之灾”，呼吁“尽快解决问题”。孙寒也通过县专利局向国家专利局提出撤销专利的申请，同时咨询律师，准备到宿迁或者徐州中院起诉恶意抢注给网商造成损失。这场风波也许迟早会来，闻名遐迩的淘宝村其实很脆弱：数千网商依靠复制廉价的组合家具维持着运转生存，外力轻轻一袭，就可能把气球扎漏。
阿里巴巴集团研究中心高级专家张瑞东认为，这反映了“东风村的产品缺乏升级，人们逐渐对沙集产品订上了价廉质劣的标签，再有沙集网货商品的可复制性较高”。2011年东风网商普遍抱怨效益缩水。一个主要因素是，东风村生产的家具主要集中在大约500个产品，大家都在热卖电脑桌、书柜等十几款家具，它们出自同一图纸，数年未变。在2008年，东风村卖一个电脑桌能赚700多元，2011年利润已经降到了200多元。长期为东风村家具厂供应刀具的英格玛磨具厂老板李子坚说，以旁观者的角度，他认为，淘宝村真正的危机还是出在低水平的管理上。“这里的生产还处于初级阶段，孙寒已经不错了，但还是家庭作坊，以孙寒的规模，至少需要10个销售人员、3个研发人员、2个生产管理人员。实际是孙寒自己身兼研发和销售，父亲帮忙照看厂房。这里还是没有系统，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给个尺寸就干，研发能力非常弱。”
2010年东风村获得了阿里巴巴“最佳网商沃土奖”，孙寒代表东风村到杭州领奖，曾经和马云有过一面之缘，“握了下手，坐在马云的后排”。当时马云正处于内外交困。后来马先生对美国记者抱怨说：“完全改变淘宝是很难的，但可以从淘宝商城开始。淘宝商城里的每件商品都是正品。如果想加入淘宝商城，必须达到这些标准。我们宣布政策那天，我不在杭州，而在美国，所有的媒体头条都说淘宝的收费比以前贵了五六倍、我们要挤垮所有小店家——他们把意思和目的全改了。有些人联合起来，花钱雇人闹事。我说，应该与媒体沟通，但面对这些家伙不应该后退半步。那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斗争，我非常孤独，没人愿意相信马云，只有我的团队在支持我。我在内部网上给团队发了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我会关闭淘宝，但不会后退半步。不幸的是，我没有赢得政府的支持，我没有得到外部公众的支持，没有依据301条款得到来自美国的支持。你确实是在战斗，却没有援军。”孙寒说，“很多人攻击马云，他也比较伤心。淘宝曾经被外界称为假货天堂，现在淘宝要提升服务和质量，长远看这是正确的，否则淘宝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东风村也不能老这样低水平。前期消费者选择我们是价格因素，往后价格不是最主要的。我们要和淘宝一起走下去，否则大家就一起覆灭了。”
搅局者，还是领导者
28岁的徐松生就一对充满机智的眼睛。他是东风村那个制造了混乱的专利发起人。中午，赢天下公司门前，几个女客服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晒太阳。因为没有生意可做。2个月前，赢天下办公室的32个座位都坐满了客服，现在只剩4个。赢天下最多时开了50多家商城（这种方法在淘宝涉嫌违规，淘宝规定一个身份证只能注册一个商城）。随着淘宝商城提高保证金，徐松准备出手转让。目前，手里还剩10几个商城，且都交过了保证金。徐松的合作伙伴王乐说：“每个商城就像一块地，只有天天浇水才能种菜，没有人打理，很快就荒了。”
徐松坐在自己“赢天下”阴冷的办公室里，掸了掸桌面上的灰尘说，“我不介意做一个搅局者，东风村生意越来越难做，大家都在低水平重复抄袭，再这么搞下去，东风村迟早玩完。我们必须远离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只有做大做强才能抵御风险。”
徐松2010年4月创办的赢天下电子商务园，从事淘宝商城注册、交易培训一条龙培训服务。至今，徐松称他们培养了600人，最远黑龙江和河南的农民举家搬到东风村学习如何在淘宝开店。徐松说，“过去东风村民只知道在淘宝集市做生意，是我把他们带到淘宝商城，带到了更高一层。”农民网商展现的劣势是：操作能力差、互相砸价成风，让他对东风村的前途产生了怀疑。
2011年2月，徐松来到北京的国家专利局，申请注册了500多个家具专利，这几乎囊括了东风村乃至沙集镇正在制作和销售的所有家具产品。他称，每注册一个专利花费10万到20万元，到2011年年底，已经通过了37个专利，很快还将通过180个专利。东风村另一个淘宝大户兼村会计王万军说，徐松胆子很大，他前期对淘宝商城投入很大，希望出售商城牟利，但是随着中小卖家对淘宝商城观望，现在全砸在了手里，王估计徐至少赔了100多万元。加上徐松开的赢天下超市没有取得效益，他认为，徐松抢注专利的真实目的，是靠出售专利的方法弥补经营损失。
徐松声称没有威胁东风村人的利益，相反，他说：“农民的思想真的很近视，今天有钱赚不管明天，注册是为了规范市场，只有控制市场才能避免砸价带来的混乱。你们不是砸价吗？谁砸价我让谁下架，直接关掉。注册专利这个事情，不是看眼前一两年，而是将来怎么控制市场。我说了，没有我，我们东风村的家具都不要卖了。”
随着淘宝商城宣布提高门槛的日期一天天逼近，加上专利风波造成的恐慌，一些东风村网商担心可能会受到双重影响，更盼望一个强有力的网商组织支持度过难关。以前曾经发生过类似事情。2011年10月，沙集十几家快递联合涨价，一夜之间，每一单增加了1元。这引起了网商的不满。2011年10月26日，刘兴利组织沙集网商建立了一个QQ群，这个沙集网商QQ群的介绍是，“质低加砸价，网销做不大。卖商不团结，早晚被搞憋。用心做服务，网商俱乐部”。总计300家网商加入。很快，大家商议了一种农民式的抗议方式，“一周内不发中通发圆通”。
中通快递是发起快递涨价的当事公司，圆通快递则是临时组织者，被网商视为主要策划者。抗议产生的效果在第一天就显现：中通快递一天内收不到货，但是已然产生维持运转的各种费用，圆通快递则出现了爆仓，货物积压太多无法发出，网商纷纷发起投诉。最终网商的团结让快递涨价图谋半途夭折。
刘兴利一边继续在两台电脑前左右开弓跟买家寒暄，一边慢条斯理地分析着东风村的前途，“东风村下一步面临更残酷的洗牌，市场不会因此减少，有可能会更大，应该有一部分企业冒出来。如果集中20个比较大的企业，规模化肯定比家庭作坊好。而让其他小卖家做淘宝集市小店，相当于在全国设了很多代销点”。
刘兴利认为，利用淘宝搭建的平台做生意互惠互赢，但是游戏规则由淘宝制定，现在只能适应。东风村需要打造自己的沙集品牌平台，往高端发展。但是目前还没有企业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而且网商协会也并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阿里巴巴研究院高级专家张瑞东说：“东风村目前发展的阶段，网商商品的质量、知识产权、品牌建设，是其面临的主要矛盾。网商协会应该在这方面发挥其作用，同时对整个沙集电子商务服务商的发展，要进行规范和规划。”
在那间筹划着不为人理解的财富计划的办公室里，徐松说：“现在的网商协会根本不具备管理能力，简直扯淡，会长也不是网商选举产生的。孙寒做淘宝时间长就该是会长？我开始也想加入，但是他们不要我。因为我要加入的话，可能下届协会会长大家选出的人是我。”充满自信的徐松刚刚向县政府汇报了一个新的工作计划，新年和县政府一起搞沙集镇赢天下杯网商大奖赛，评选文明网商和五好网店。他说，“我更看重沙集这个品牌，沙集还没有红得发紫，就是缺少一个领导者。在这样一个低迷的气氛中，我会把沙集的人气重新集中，把所有网商纳入，把所有卖的东西纳入，还会产生一个沙集独立的网站，自己再买个系统做个网站，也许就叫沙集网。彻底摆脱淘宝的束缚，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然后，徐松模仿起了播音员，他用一种谐虐的广告腔说，“你想买便宜的宜家风格家具吗？那就请到沙集家居网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