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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作家】桫椤评周喜俊《我的幸福谁当家》

阅读量：3689420 2019-10-23

【石家庄作家】桫椤——评周喜俊
《我的幸福谁当家》

桫椤，河北唐县人，1972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委员，国家广电总局出版产品内容审读专家组成员。现任保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任河北作协特约研究员，广东作协特约网络评论专家，四川网络文学研究中心兼聘研究员，山东师范大学网络文学中心特约研究员。

我的幸福我当家

——评周喜俊《我的幸福谁当家》
桫椤/文
中国社会的传统生活是以农耕为主的乡村生活，在“乡”在“土”是农民的基本生存状态；在延安时期的敌后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自然化的乡村变为了集体化的农村”。这一变化反映在文学中，是在与“乡土文学”相对应的“农村题材”写作中，落实党的农村政策成为农民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李家庄的变迁》《暴风骤雨》《创业史》等是这类作品的典范。进入新时期，伴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土地以承包到户的方式与农民个人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以农户为单位自主经营土地使政策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力下降，农村又有了“乡土”的自然化特征。这一变化在文学中产生的影响，是使“农村题材”出现了向乡土写作回转的趋势，从张炜的《古船》到付秀莹的《陌上》，不少作品都有所表现。
将周喜俊的长篇小说《我的幸福谁当家》放在乡村叙事序列中，会发现作品并未沿着“转向”后的道路行进，而是再度回到“农村题材”写作中，这一方面照应了当下的现实，另一方面彰显了作者的理想：试图通过对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发展和治理体系的形象化反映，呈现农村改革摹画出的未来前景，以此回馈农民关于幸福生活的美好期待。显而易见，这个主题与传统农村题材创作是一脉相承的。在《我的幸福谁当家》中，田水生、黄彩萍、宋志明、牛桂花等对王家峪发展道路的曲折探索，绘出的是一幅新农村建设的“路线图”，这不仅完全符合当前的农村政策和发展方向，同时也将农民关于幸福生活的想象具象化，以文学的方式确证了现实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在小说中，人物的命运走向表明作者对农村发展问题深思熟虑：田水生从部队复员回乡，就是想改变家乡的面貌，尽管经历了重重磨难，但他最终不计前嫌挑起了村支书的重担，成为“让老百姓过上健康富裕幸福生活”的带路人；黄彩萍爱情受挫后，逃婚离开了王家峪，但在小说结尾她回到家乡建立了绣品艺术馆，以自己的方式服务乡村振兴大业；即便是被树为“反派”形象的黄家兴，以卑劣的手段企图跳出农门的尝试失败后，也回到乡下，尽管他的选择完全出于私欲，但在潜意识里，他仍然认为农村可以给予他想要的东西。这些人物“逃离”与“回归”的命运模式延续到了下一代身上，黄彩萍的侄女黄佳佳与田水生的儿子田军军外出求学，同时选择了农业大学，毕业后双双回到家乡，“博士回村种地”成为热议话题——这不仅隐喻了改变乡村面貌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同时，二人成为恋人也弥补了黄彩萍与田水生有情人难成眷属的遗憾，在某种程度上回馈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情感期待。
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农村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结构已经发生整体性改变，对农村向何处去的追问变得越来越急迫。尽管城镇化浪潮为农村改革指出了一条路径，但作者在小说中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观点：只有发展农村，让人才回到农村，将力量下在农村，才能真正让农民感觉到未来可期，从而对生活充满希望。这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对农村的拳拳之心。小说尝试的农村走集约化、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路子无疑带有现代性意味——也正是在现代性意义上，尽管这部小说承袭了农村题材写作的传统方法，但又在另外的向度上完全迥异于此前的作品。就田水生这个形象而言，人物的主体意志超越了现实的规定性，这一方面是因为较长的时间跨度让历史为现实解绑，给了人物自由生长的空间，同时也显示了社会的进步性。
新旧观念的冲突是农村题材写作中必不可少的看点，这不仅是塑造人物的需要，更是农村变迁中的现实存在。在这部小说中，新旧观念形成了三组矛盾，共同构成了推进情节的力量：一是农村发展与传统伦理观念的矛盾；二是自由恋爱与传统婚恋观念和门第之见的矛盾；三是田水生、黄彩萍等为代表的进步力量与黄家兴、胡猛升、吴飞等为代表的保守、庸俗、腐朽力量之间的矛盾，二者之间此消彼长构成了故事的基本面。小说并不负责解决社会问题，文本也不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实施方案，归根结底，在时代背景、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所构成的文本世界之内，盛装的是人物在时代变革面前的情感变化、观念更迭和命运变迁。例如，爱情是小说里的“大戏”，黄彩萍对田水生一往情深的爱动人心魄，其逃婚出走的遭遇从表面上看是悲剧，但从对自我命运的掌握上看又是好事。黄彩萍作为“女主角”，应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她与田水生之间的感情纠葛应当是重要的叙事线索，但这条线索在黄出走后缺失了；面对黄的出走和回归，小说也没有对田的心理活动做进一步展开，这些不能不说是遗憾。
在传统农村题材写作中，“农民翻身做主人”是重要的叙事追求；在《我的幸福谁当家》中，作者之问亦在底蕴上贯通着历史的精神。毫无疑问，田水生、黄彩萍们的经历已经给出了答案：我的幸福我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