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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外附校​(一):少年不识愁滋味

阅读量:3677215 201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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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附校六十年校庆刚刚过去,这个机会让我好好梳理了少年时的经历,于是,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少年不识愁滋味

1965年9月1日,我到位于北京和平门外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报到,算是成了一个初中生。
是我大姐送我去的,那时,她在北京工业学院上学,现在叫北京理工大学了,和北外隔一条小马路。我当时的班主任叫吴明亮,刚刚从北外毕业不久,两个人说起两个学校的一些趣事,那条小马路似乎算不得什么,却把我扔在一边。
报到完了回家,在北京的古城墙边上,就是前门到和平门之间,等无轨电车回家,我调皮地沿着城墙的砖缝往上爬,被姐姐喝止了。这个细节,一直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其实,我们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在艰难地爬行。
很快我就感受到了。

1965年6月
北外附校,当时在北京是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学校。成立于1959年,当时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1963年,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外语人才的稀缺,中央领导,主要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决定全国成立十四所外语学校,于是,北外附中改成了北外附校,从小学三年级一条龙读到高中三年级,然后和北外接轨。
所以,这所学校直属外交部管,很多外交部的干部子弟都在这所学校,如外交部长陈毅的女儿,副部长王炳南的儿子,副部长韩念龙的儿子和女儿,驻阿联大使黄华的女儿等。也有很多其他名人的孩子,如京剧名伶张君秋的女儿,作家叶君健的儿子,上将钟期光的儿子,等等。外附招生也特殊,在统考之前提前考试,提前录取。具体做法是北京每个小学发一到两张报名表,由小学先筛选够格去考试的学生,再从这上千个学生中笔试面试选出160人,分成英、俄、西、法四个班,每班四十人,30个男生,10个女生。
我的小学是二机部九院的九一小学,得到了一张报名表,给了我,我碰巧考上了。
按现在的话说,这算是一个学霸扎堆的学校。教学条件也是一流的,宽敞的教室,明亮的宿舍,专门配有生活老师管理生活。学校有一个当时一定是一流的电教室,配有很罕见的录音机。老师也很棒,外语老师大都是北外选派过来的优秀老师,还有各语种的外教。我们班一共四十几个学生,上外语时分为三个小班,每个班十几个人,利于大家发言和提问。我在的小班除了一位来自伦敦的外教汉德外,还有一位中国老师于韵秋配合。
说起汉德老师,他是夫妻俩一起在北外附校教书,记得那时候每天有小汽车把他们从友谊宾馆接过来上课,上完课再送回去,很是奢侈。他们的薪水也很高,似乎每人每月450元,超过了国家领导人的收入水平。
其实,汉德在伦敦好像是个公共汽车售票员,或者是当过公共汽车售票员。前两年,有几位英国贵族到我家做客,我秀了几句英语,他们惊叹说,你还是伦敦口音啊!我说,我的老师就是伦敦人啊!后来我有机会到了白金汉宫,见到了安德鲁王子,有人向王子介绍说我的启蒙英语老师是伦敦的公共汽车售票员,他大为惊奇,对我顿生好感。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一周八节英语课,因为全员住校,所以有早自习和晚自习,都是用来学外语。外语课本也是学校自己编的。实际上开始一段时间也不用课本,既不学字母,更不学英标,完全是口语练习。记得汉德老师第一课第一句话是指着灯泡说:This is a lights,摸着墙说:This Is a wall。我还记得汉德老师给我们上“公鸡与狐狸”一课,他一会儿扮演公鸡,一会儿扮演狐狸,让我们不用一句中文也能看得懂他在用英语演绎什么故事。
实际上,北外附校的非外语老师也非常优秀。例如我的语文老师杜伯园,现在记不清他讲课有多少精彩之处,也不记得我在哪一方面受到了他的熏陶,但是,我知道,现在我的英文不行,但是中文还不错,这个中文底子,主要得益于北外附校的积累,因为这是我的最后一个学校。

校庆日,我和半个多世纪前的体育老师徐建伦的合影
还有体育老师。印象最深的是徐建伦和徐福贵,我们称为“大徐”和“小徐”,小徐是印尼华侨,文革中改名为徐浩。这两位体育老师非常敬业,技巧方面也是一流。在他们的熏陶下,我对篮球更加热爱了。之所以我当兵后,和老兵打一场篮球就被相中进了专业队,还是要感谢我的体育老师。在我一生中,体育专长始终跟随着我,在强体、谋职、交友等很多方面都助了我一臂之力。
这所学校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无论住多近,哪怕是在学校门口,也要住校,除了周末,出校门要找生活老师批条子。每周还有一次紧急集合,要打背包出去跑步。后来,我想了一个歪点子,从家里多带了一床被子,常年打成背包,紧急集合时背起来就走。
实际上,这个懒办法不见得好,后来我去当兵,紧急集合的动作始终不快,大概就是偷懒的结果。
在集体宿舍里发生的记忆深刻的事情大都和吃有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年吃是一个大问题。
有一次,父亲送我回学校,先在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然后给我买了几个柿子,还有点硬,我拿回学校,放在枕头底下想软了再吃,可是,没想到柿子软起来很快,结果就是在枕头底下柿子被压得果汁横流,那条床单再也洗不干净了。
还有一次,是遇到了邢台地震,北京有震感。同学们多少有点紧张,就在宿舍里讨论,地震来了,谁也活不成,干脆大家把好吃的都捐献出来,“共产”了算了。一个同学叫康德里,他父亲是资深外交官,当时是驻柬埔寨大使,他本人就是出生新德里,他患有肝炎,需要吃奶糖,于是,大家把他的库存都瓜分了。
进入北外附校的前半年,是在好奇和快乐中度过的。老师是好老师,同学是好同学,课程是好课程,除了常常吃不饱,别的似乎无可挑剔。
那时候的快乐,很多同学都记得。不少同学还记得我吹笛子,我在宿舍睡上铺,常常坐在铺上吹笛子,估计还不算难听,所以,并没有引来批评。
即使是饿肚子,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知道饿肚子的滋味,所以,有的吃的时候,特别是有好的吃的时候,就格外幸福。记得上学后不久,因为住校每周回家一天,特别盼着回家,不想有一次我居然在城里迷路了,折腾很久才找到公共汽车站回家,到家已经很晚了,推开家门,看到灯火,看到家里人正在包最后几个饺子,我迫不及待,马上开始数到底包了多少个饺子。那时候舅婆住在我家,她对我说,不用数了,反正让你吃饱。
我家姐弟四个,常常要按个数分配食物的,而我常常不够吃。
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正是能吃的时候。不记得那时候我一个月多少粮票了,只是记得总不够吃。每个月的伙食费是九块钱,还可以买一点机动粮,用机动粮买大锅煮饭的锅巴吃,一咬嘎嘎响,喷喷香,至今还记得那个味道。再就是烤馒头。那时教室没有暖气,生炉子,把馒头放在炉子边上,一会儿,带着些许焦味的粮食香气就弥漫开来。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吃食,还有窝窝头。

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是9 块钱,一天是9两粮食,不够的话可以买机动粮。一天起码要吃上一顿窝窝头,弄的我见到窝头都有点害怕。学校当时还有些艰苦朴素的教育,并且专门编了一首关于窝窝头的歌,还记得前两句歌词:窝窝头呀窝窝头,从前我见你就发愁……后面歌词的大意是自从到了外语附校,受到了教育,见到窝头就不愁了。
显然是不可能的,该愁还是愁,只是不说罢了。要是碰到不够吃的时候,我每次用机动粮买的绝不是窝头,而是米饭的锅巴。现在仿佛还有锅巴的香味飘来。
因为油水少,又在长身体,肚量惊人的大。有一段时间,我一天能吃二斤粮食,早晨二两粥,三个麻酱花卷共八两,中午或者一斤面条,或者一斤米饭,晚上吃窝头,我吃的很少,二两就打住。
吃得多,加上打球锻炼,我发育的很好,同学们给我起的绰号是“大块儿”,身体健壮,胸大肌发达。我14岁时下乡劳动,农民对我说,你要是在农村,可以算是整劳力了,每天十个工分。确实,秋收时,装了地瓜的麻袋二百斤一个,我夹在腋下就走。
快乐的时间并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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