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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附校六十年校庆刚刚过去，这个机会让我好好梳理了少年时的经历，于是，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少年不识愁滋味
1965年9月1日，我到位于北京和平门外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报到，算是成了一个初中生。
是我大姐送我去的，那时，她在北京工业学院上学，现在叫北京理工大学了，和北外隔一条小马路。我当时的班主任叫吴明亮，刚刚从北外毕业不久，两个人说起两个学校的一些趣事，那条小马路似乎算不得什么，却把我扔在一边。
报到完了回家，在北京的古城墙边上，就是前门到和平门之间，等无轨电车回家，我调皮地沿着城墙的砖缝往上爬，被姐姐喝止了。这个细节，一直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其实，我们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在艰难地爬行。
很快我就感受到了。
1965年6月
北外附校，当时在北京是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学校。成立于1959年，当时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1963年，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外语人才的稀缺，中央领导，主要是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决定全国成立十四所外语学校，于是，北外附中改成了北外附校，从小学三年级一条龙读到高中三年级，然后和北外接轨。
所以，这所学校直属外交部管，很多外交部的干部子弟都在这所学校，如外交部长陈毅的女儿，副部长王炳南的儿子，副部长韩念龙的儿子和女儿，驻阿联大使黄华的女儿等。也有很多其他名人的孩子，如京剧名伶张君秋的女儿，作家叶君健的儿子，上将钟期光的儿子，等等。外附招生也特殊，在统考之前提前考试，提前录取。具体做法是北京每个小学发一到两张报名表，由小学先筛选够格去考试的学生，再从这上千个学生中笔试面试选出160人，分成英、俄、西、法四个班，每班四十人，30个男生，10个女生。
我的小学是二机部九院的九一小学，得到了一张报名表，给了我，我碰巧考上了。
按现在的话说，这算是一个学霸扎堆的学校。教学条件也是一流的，宽敞的教室，明亮的宿舍，专门配有生活老师管理生活。学校有一个当时一定是一流的电教室，配有很罕见的录音机。老师也很棒，外语老师大都是北外选派过来的优秀老师，还有各语种的外教。我们班一共四十几个学生，上外语时分为三个小班，每个班十几个人，利于大家发言和提问。我在的小班除了一位来自伦敦的外教汉德外，还有一位中国老师于韵秋配合。
说起汉德老师，他是夫妻俩一起在北外附校教书，记得那时候每天有小汽车把他们从友谊宾馆接过来上课，上完课再送回去，很是奢侈。他们的薪水也很高，似乎每人每月450元，超过了国家领导人的收入水平。
其实，汉德在伦敦好像是个公共汽车售票员，或者是当过公共汽车售票员。前两年，有几位英国贵族到我家做客，我秀了几句英语，他们惊叹说，你还是伦敦口音啊！我说，我的老师就是伦敦人啊！后来我有机会到了白金汉宫，见到了安德鲁王子，有人向王子介绍说我的启蒙英语老师是伦敦的公共汽车售票员，他大为惊奇，对我顿生好感。
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一周八节英语课，因为全员住校，所以有早自习和晚自习，都是用来学外语。外语课本也是学校自己编的。实际上开始一段时间也不用课本，既不学字母，更不学英标，完全是口语练习。记得汉德老师第一课第一句话是指着灯泡说：This is a lights，摸着墙说：This Is a wall。我还记得汉德老师给我们上“公鸡与狐狸”一课，他一会儿扮演公鸡，一会儿扮演狐狸，让我们不用一句中文也能看得懂他在用英语演绎什么故事。
实际上，北外附校的非外语老师也非常优秀。例如我的语文老师杜伯园，现在记不清他讲课有多少精彩之处，也不记得我在哪一方面受到了他的熏陶，但是，我知道，现在我的英文不行，但是中文还不错，这个中文底子，主要得益于北外附校的积累，因为这是我的最后一个学校。
校庆日，我和半个多世纪前的体育老师徐建伦的合影
还有体育老师。印象最深的是徐建伦和徐福贵，我们称为“大徐”和“小徐”，小徐是印尼华侨，文革中改名为徐浩。这两位体育老师非常敬业，技巧方面也是一流。在他们的熏陶下，我对篮球更加热爱了。之所以我当兵后，和老兵打一场篮球就被相中进了专业队，还是要感谢我的体育老师。在我一生中，体育专长始终跟随着我，在强体、谋职、交友等很多方面都助了我一臂之力。
这所学校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无论住多近，哪怕是在学校门口，也要住校，除了周末，出校门要找生活老师批条子。每周还有一次紧急集合，要打背包出去跑步。后来，我想了一个歪点子，从家里多带了一床被子，常年打成背包，紧急集合时背起来就走。
实际上，这个懒办法不见得好，后来我去当兵，紧急集合的动作始终不快，大概就是偷懒的结果。
在集体宿舍里发生的记忆深刻的事情大都和吃有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年吃是一个大问题。
有一次，父亲送我回学校，先在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然后给我买了几个柿子，还有点硬，我拿回学校，放在枕头底下想软了再吃，可是，没想到柿子软起来很快，结果就是在枕头底下柿子被压得果汁横流，那条床单再也洗不干净了。
还有一次，是遇到了邢台地震，北京有震感。同学们多少有点紧张，就在宿舍里讨论，地震来了，谁也活不成，干脆大家把好吃的都捐献出来，“共产”了算了。一个同学叫康德里，他父亲是资深外交官，当时是驻柬埔寨大使，他本人就是出生新德里，他患有肝炎，需要吃奶糖，于是，大家把他的库存都瓜分了。
进入北外附校的前半年，是在好奇和快乐中度过的。老师是好老师，同学是好同学，课程是好课程，除了常常吃不饱，别的似乎无可挑剔。
那时候的快乐，很多同学都记得。不少同学还记得我吹笛子，我在宿舍睡上铺，常常坐在铺上吹笛子，估计还不算难听，所以，并没有引来批评。
即使是饿肚子，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知道饿肚子的滋味，所以，有的吃的时候，特别是有好的吃的时候，就格外幸福。记得上学后不久，因为住校每周回家一天，特别盼着回家，不想有一次我居然在城里迷路了，折腾很久才找到公共汽车站回家，到家已经很晚了，推开家门，看到灯火，看到家里人正在包最后几个饺子，我迫不及待，马上开始数到底包了多少个饺子。那时候舅婆住在我家，她对我说，不用数了，反正让你吃饱。
我家姐弟四个，常常要按个数分配食物的，而我常常不够吃。
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正是能吃的时候。不记得那时候我一个月多少粮票了，只是记得总不够吃。每个月的伙食费是九块钱，还可以买一点机动粮，用机动粮买大锅煮饭的锅巴吃，一咬嘎嘎响，喷喷香，至今还记得那个味道。再就是烤馒头。那时教室没有暖气，生炉子，把馒头放在炉子边上，一会儿，带着些许焦味的粮食香气就弥漫开来。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吃食，还有窝窝头。
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是9 块钱，一天是9两粮食，不够的话可以买机动粮。一天起码要吃上一顿窝窝头，弄的我见到窝头都有点害怕。学校当时还有些艰苦朴素的教育，并且专门编了一首关于窝窝头的歌，还记得前两句歌词：窝窝头呀窝窝头，从前我见你就发愁……后面歌词的大意是自从到了外语附校，受到了教育，见到窝头就不愁了。
显然是不可能的，该愁还是愁，只是不说罢了。要是碰到不够吃的时候，我每次用机动粮买的绝不是窝头，而是米饭的锅巴。现在仿佛还有锅巴的香味飘来。
因为油水少，又在长身体，肚量惊人的大。有一段时间，我一天能吃二斤粮食，早晨二两粥，三个麻酱花卷共八两，中午或者一斤面条，或者一斤米饭，晚上吃窝头，我吃的很少，二两就打住。
吃得多，加上打球锻炼，我发育的很好，同学们给我起的绰号是“大块儿”，身体健壮，胸大肌发达。我14岁时下乡劳动，农民对我说，你要是在农村，可以算是整劳力了，每天十个工分。确实，秋收时，装了地瓜的麻袋二百斤一个，我夹在腋下就走。
快乐的时间并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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