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驱动着全球范围内新一轮产业变革，并使得企业竞争环境呈现出模糊性、非线性、指数性、生态性等特征。面对更加模糊不定、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企业只有加快颠覆性技术创新，才能具备持续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基于整合式创新的理论视角，新竞争环境下，企业技术创新需要从封闭自主转向基于自主的开放整合，通过科技创新筑基、制度文化赋能、战略视野驱动，由单一技术创新转变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战略创新的整合创新，打造动态核心能力，进而实现颠覆性技术突破和技术的持续跃迁。
作者 / 尹西明、陈劲、海本禄
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多数中国企业在发展初期缺少技术积累，与发达国家企业存在显著的技术差距，因此，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模仿式创新是多数中国企业早期满足市场需求、实现自身发展的技术发展路径。但是，这一路径很容易使企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追赶陷阱，虽然不少企业依靠二次创新突破了简单模仿的弊端(吴晓波，张好雨，2018)，但总体来看，中国企业依然尚未有效解决核心技术缺失的难题，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仍处于中低端环节，在国际生产分工格局中处于从属地位，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十分突出。
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习近平，2017)。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强国建设的核心主体，而颠覆性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突破口，因此只有推动企业加快实现颠覆性技术突破，才能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由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颠覆性技术所驱动的产业革命，使企业面临的国内外竞争环境呈现模糊性、非线性、指数性、生态性并存的新发展态势，挑战着传统的以线性、静态性和局部思维为主导的创新管理与范式(陈春花，2016)，企业亟须突破传统的线性增长思维和单一发展模式，从封闭自主创新专项基于自主的开放整合创新，应用整体性、全局性、非线性思维，调整自身使命、愿景和战略定位，加快实现颠覆性技术突破，提高持续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这不但是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更是建设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强国和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企业竞争环境的新特征
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期，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不断形成，为人类社会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新动能，更为后发国家加快技术追赶、实现创新引领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关于新兴颠覆性技术有两个代表性的组合词汇——“NBIC会聚技术”和“ABCD互联网新兴技术”。其中“NBIC会聚技术”是指迅速发展的四大科技领域的协同与融合，即纳米科技(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 (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最早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商务部牵头资助的50多名顶尖科学家共同开展的前沿科学研讨计划提出，他们认为NBIC会聚技术将成为21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前沿科技，这四个技术领域的每一项重大突破都会为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变革，其中任意两项技术实现交叉、会聚、融合或集成，都将产生深远影响。NBIC技术会聚和集成突破的趋势引起了中美等各国科学家的高度重视，一方面是因为其发展突破可能会为解决包括全球变暖、贫困、可持续发展等诸多全球性难题提供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因为其可能推动科学、社会和技术治理范式的巨大变迁乃至引发伦理挑战（如基因编辑技术）。
“ABCD互联网新兴技术”则是指伴随着5G通信技术等的重大突破，广受关注的互联网新兴技术，包括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区块链（Block Chain），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和数据科学（Data Science）。ABCD互联网新兴技术的发展同样正在引发实质性的社会变革。包括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国家纷纷出台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发展与治理的国家战略与科技政策。继“互联网+”和智能制造成为国家级战略之后，2019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人工智能+”，将人工智能驱动型经济上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凸显了新兴技术对国家、产业和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针对全球范围内对ABCD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治理难题和潜在伦理争议，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于2019年6月17日率先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提出了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成为全球范围内颠覆性技术治理的里程碑事件之一。
在以NBIC会聚技术和ABCD互联网新兴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正驱动着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产业变革，使企业所处的国内外竞争环境和企业间竞争模式呈现出如下四个新的特征：
第一，模糊性，集中表现为企业边界和行业边界的模糊化。传统的企业战略理论，诸如企业竞争优势理论、五力模型等，都建立在行业边界清晰、行业格局稳定的假设基础上，企业进入一个明确的细分市场并掌握相应的核心技术或资源，即可获得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红利。但是随着新兴颠覆性技术的涌现和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变革，企业和产业边界越来越模糊，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行业格局被互联网深度重构，跨界颠覆日益成为普遍现象。企业不但要和同行业内的显性竞争对手直接博弈，还要时刻准备着迎接来自跨界竞争对手的挑战，高度不确定性的竞争环境和产业边界的模糊化，倒逼企业重新思考自身发展与行业竞争格局变迁的关系。
第二，非线性，集中体现为技术的非线性发展，以及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非线性特征。以往针对技术发展的讨论和研究，多聚焦于渐进性创新及由此所带来的线性增长趋势上，无论企业管理者还是政策制定者，对技术、市场和行业发展的预测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大都建立在线性思维的基础上。然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颠覆性技术的发展都呈现出典型的非线性特征，催生了诸如众包、维基经济学等非线性的知识创造和传播模式，并带来了许多许多生物学意义上的“涌现”现象，对现有的认知模式和组织模式产生了较大冲击。技术发展的非线性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非线性，使得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和竞争优势培育不再遵循千篇一律的定式，而是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和多元化。这不但对传统的企业管理带来了新挑战，也为新兴企业和后发经济体提供了差异化突破和非对称性赶超的机遇。
第三，指数性，集中体现为技术成熟与扩散速度、用户和行业增长速度的指数性特征。以大数据、3D打印、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加速应用，不但有效破解了企业内部管理面临的“信息孤岛”难题，也极大地提高了企业间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大大加速了企业技术创新的速度，使企业间合作开展技术创新的成效大幅提升，管理和沟通成本明显降低。其结果之一，就是技术成熟和扩散的速度日益呈现指数性特征，新技术、新产品的用户获取成本显著降低、用户积累速度爆炸性增长。诸如云计算的指数性发展和应用，带来了云服务使用成本的指数性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云服务行业用户数量和销售规模的指数性增长。今日头条、科大讯飞、旷视科技等一大批新创企业也借助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崛起，并跨界冲击着汽车、金融、装备制造等传统行业的在位企业。人工智能和通信技术的融合发展，也正在带动智能制造、智能客服、智能家居行业的指数性发展(周济，2015)。面对技术和行业的指数性发展趋势，无论是初创企业，还是成熟企业，都需要打破原有的稳态竞争思维，实施动态性、指数性的创新与竞合策略。
第四，生态性，集中体现为生态型组织和竞争模式的涌现。生态型组织是相对于传统的科层制组织而言的，生态型组织拥抱变化、重视共生而非竞争，强调组织扁平化、管理民主化、员工创客化。如今组织和产业边界日益模糊化，互联网新兴技术使得在线共创和产业链价值链高效联动成为现实，创新过程和利润分配模式出现结构性变化，企业组织和竞争模式也从单一技术、产品或市场，转向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整合竞争(陈劲，尹西明，2019; 陈春花，2016)。与此同时，开放式创新、众包、知识付费等新商业模式推动零工经济快速发展，冲击着现有的技术创新与获利模式，也改变着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模式与零和竞争思维。生态型组织不但是有效的企业组织管理模式，也是极具竞争力的商业模式。2018年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企业有八家是基于互联网的生态型企业，阿里巴巴、华为、腾讯等中国领军企业也属于典型的生态型企业，以海尔集团为代表的传统企业也借助互联网实现了从传统制造业企业向生态型企业的战略转型，保持和巩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概言之，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成为生态型的企业，或者与现有的生态型企业合作，加快技术创新、价值共创和利益共享的步伐。
二、新竞争环境下企业需要拥抱整合式创新
技术创新管理视域下，颠覆性创新意指后发国家或后发企业从低端市场或低端技术切入，沿着价值链逐渐攀升，最终比肩甚至超越原有竞争对手的过程，这一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克里斯滕森提出（Christensen,1997）。颠覆性技术创新是相对传统的渐进性创新而言的，已经成为全球创新的新趋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院士指出，颠覆性技术创新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效率式创新已进入边际效益递减阶段，开发式创新已接近尾声，热点领域的高新技术式创新大都差人一步。现在，我们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就一定要锻造以自主创新为利刃的颠覆性技术创新之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也强调，要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传统的创新理论和范式，侧重从具体的行为、方法、环节、主体或问题入手来理解创新过程或制定创新策略，要么从局部切入，如用户创新、设计驱动型创新；要么强调横向的知识、资源等要素的整合，如协同创新；要么是忽视了多元异质性主体的有效协同和对核心技术的把控，如开放式创新；要么过于强调文化或社会因素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如社会创新和朴素性创新。概言之，现有的主流创新理论，大都无法摆脱线性思维模式，虽然能够提升企业某方面的能力，但是缺少对创新作为一种社会性创造过程的整合性思考。在新竞争环境下，面对更加模糊不定、复杂多变的竞争形势，我国企业亟须采用新的创新战略和创新模式，加快技术创新和应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
整合式创新理论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整合式创新是战略视野驱动下的全面、开放和协同创新，其核心要素是战略、全面、开放和协同，四个要素相互支撑，统一于整合式创新的理论范式中(陈劲，尹西明，梅亮，2017)。根据整合式创新理论，创新不只是研发部门的责任，而是需要纳入企业整体发展战略中，以战略创新引领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实现研发、制造、营销和市场等全价值链的动态整合，真正落实“人人都是创新者”的理念。在整合式创新过程中，企业不但要注重通过全员、全要素、全时空创新强化技术要素，还要注重非技术要素的发掘和利用，打造属于自己的独特“双核”——技术核心能力和管理核心能力，从而在新竞争环境下超越中国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传统追赶模式，加快实现颠覆性技术突破。
整合式创新和传统创新范式最大的区别在于，整合式创新倡导战略视野驱动，强调从系统观和整体观出发，来思考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创新过程的管理，重视对国内外环境、行业竞争趋势、技术发展趋势的战略研判，以战略创新来引领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的融合发展。
三、整合式创新视角下企业加快颠覆性技术突破的路径
从整合式创新理论出发，结合企业创新实践探索，我们认为企业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加快加快颠覆性技术突破。如图1所示，自下而上分别是科技创新筑基，制度文化赋能和战略视野驱动。这三大进阶路径是从技术要素向非技术要素升级，从战术层面向战略层面进阶和升华的过程，也是由单一技术创新向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战略创新演进的整合突破。
图1 整合式创新视角下企业颠覆性技术突破的实现路径
1. 科技创新筑基
科技创新对企业颠覆性技术突破和国家高质量发展具有基础性、关键性和引领性作用。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适应和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本要靠科技创新。无论企业还是国家，打造和保持核心竞争力的根基都在于掌握自主核心技术和核心零部件(白春礼，2018)。企业可以通过自主研发、开放共创、并购吸收三种途径加快颠覆性技术创新，具体选择哪一种途径进行切入，需要企业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技术路线和所在行业的竞争环境综合作出选择，并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和竞争环境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与技术引进和模仿式创新相比，自主研发的投入周期更长，面临的不确定性更高，但相应的潜在回报也相对更高。自主研发对企业颠覆性技术突破和掌握核心技术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在开发新产品乃至开辟全新市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例如，格力电器2001年在海外谋求中央空调压缩机技术引进被拒，意识到自主核心技术的突破是根本出路，开始在中国家电空调行业率先开展自主研发，先后建立了14家企业研究院和74个研究所，并提出“研发投入，不设上限”的口号，赋予科研团队充分的财务和决策自由。得益于长期持续的自主研发、自主人才培养机制和质量零缺陷的完美质量管理模式，格力实现了98%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拥有24项国际领先技术的突破，成为以自主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品牌升级的领军者。
然而，对于许多企业而言，自主研发面临着周期长、风险高、成果应用难度大等诸多挑战，而且可能因其封闭性而导致效率低下、对外部资源和市场需求把握不准等风险。开放共创是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借鉴开放式创新的理念，引入外部合作者，将供应商、用户乃至竞争对手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来源，实现内外协同、多元共创和价值共享，是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提高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效率的有效途径。开放共创的另一优点在于能够发挥多元异质性主体的比较优势，通过“将蛋糕做大”实现联合技术突破和市场共赢。
此外，在自主投入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并购吸收后的整合，也是一种可行的颠覆性技术突破模式。技术创新往往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而技术和经验的缺失，往往是后发企业的劣势所在。西方发达国家优秀企业的技术积累，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潜在的知识基础，对于具备资本运营实力的部分中国企业而言，并购吸收是实现“弯道超车”、加速技术突破的有效途径。例如，吉利控股作为国内的后发型民营汽车企业，2010年并购瑞典沃尔沃汽车，之后一方面加快沃尔沃国产化进程，另一方面加快对沃尔沃技术的吸收和整合。2012年，吉利与沃尔沃联合出资共建汽车技术基础模块平台，并于2013年在欧洲设立研发中心，整合沃尔沃和吉利各自的优势资源，推进新一代汽车架构及相关部件的协同开发，不但实现了豪华汽车品牌出口欧美国家的首创，而且于2016年推出了共创的新品牌——领克汽车，成为并购吸收、整合突破的双赢典型。
2. 制度文化赋能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伊藤穰一在其著作《爆裂：未来社会的9大生存原则》中指出，如今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模式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涌现”时代已经取代了权威时代，专业和知识开始从互联网等分布式网络中涌现，并进而促进和加速非线性创新。在开放式创新时代，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责任早已不止于企业内部的研发团队，而是企业的全体员，以及包括用户、供应商乃至竞争对手在内的多个外部利益相关者。在复杂的利益相关者协同问题上，制度与文化的赋能能力决定了企业能否真正激活组织、激活组织内的个体和外部合作伙伴，以及企业能否达成高效协同、联合推进技术创新和催生颠覆性技术的目标。
制度和文化赋能是指企业通过组织更新、打造包容创新的文化来赋能组织内外的创新个体，进而实现内外高效协同和上下有机整合(陈劲，尹西明，梅亮，2017)。科技创新的目的在于筑造企业技术核心能力，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但是仍然有许多技术和产品强劲的企业未能成功地实现持续的技术创新并从创新中盈利，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忽视了管理核心能力的打造。无论是自主研发、开放共创，还是并购吸收，科技创新的加速突破均需要依靠鼓励冒险、包容失败、奖励学习的制度和文化来持续赋能，才能实现全员、全要素、全时空的持续创新(许庆瑞 等，2018)。
组织更新是指企业及时调整组织管理模式来积极应对外部市场和环境变化，满足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企业现有的制度和文化往往是符合短期目标的最佳模式，容易形成组织固化，对新机遇、新挑战以及新的市场需求不敏感，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带来的商业模式变革，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新经济模式的深入发展，对科层制企业的组织更新速度和效率提出了重大挑战，也为企业开展管理变革带来了压力和机遇(陈春花 2016; 陈春花，刘祯，2017)。通过组织和制度更新培育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文化，能够有效激发组织内外的个体和团队持续开展创造性活动和创新合作的积极性。谷歌、3M、微软、甲骨文等世界一流企业均要求员工拿出10%-20%不等的时间开展兼职项目，赋予员工自主探索和自由合作的空间，这非但不会对公司创新绩效产生负面影响，长期来看反而激励了员工创新的激情和从失败中学习的积极性，并由此涌现了一系列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
以海尔集团为例，进入互联网时代，从白色家电制造业起家的海尔集团不但要应对个性化、碎片化、定制化的用户需求，也面临着利润下滑、缺乏新增长点、技术创新知识源单一等多种挑战。为了实现与用户的真正零距离，以及尽可能地调动用户参与定制化的技术和产品创新的积极性，激发内部员工创新活力，海尔开启了无边界组织管理模式探索，引入去中心化的理念，建立开放式创新HOPE平台，推动分布式管理模式的应用。2015年开始，海尔搭建了投资驱动平台和用户付薪平台两个支撑平台，从开放式创新平台转变为依托HOPE平台的开放并联生态圈治理模式(许庆瑞 等，2018)。这种制度和管理模式的突破，不但颠覆了传统的科层制管理模式，也极大地激活了海尔内外的创新主体积极性，切实落实了“一切以用户为导向，一切以用户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文化导向。如今，海尔的HOPE平台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一流开放创新平台，形成了链接超过380万家一流资源节点的开放创新网络体系，海尔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大幅提升，每年输出创意6000余个，解决技术难题和孵化创新项目200多个，新产品开发周期优化缩短50%以上。海尔的制度与文化赋能模式已经在能源、日化、电力等多个行业得到复制，成果实现了跨界应用。
3. 战略视野驱动
依靠制度与文化赋能、科技创新筑基打造的核心能力，能够为企业提升整体生产效率和赢得短期竞争优势提供强大的保障，也是诸多初创企业成功跃过“创业死亡谷”、实现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回顾企业成长史和产业变迁史，可以看到像柯达、诺基亚、施乐打印机等许多知名企业都曾经在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中取得辉煌业绩，但由于没有抓住革命性技术带来的新机遇，在技术变迁的浪潮中错失良机(Yu，2018)。这种在短期内取得耀眼成绩但却在长期错失转型最佳契机从而退出历史舞台或被后发者颠覆的现象，被称为“创新者的窘境”(Christensen，1997)或“成功者的诅咒”(Tushman，O’Reilly 2006)。究其根源，是这类企业虽然在某一个核心技术、产品或市场上占据领先优势，但企业管理者缺乏对社会、经济、产业趋势的超前判断与布局。战略视野的短视往往会使得企业管理者忽视技术变革的非连续性、非线性和非对称性，最终难以成功地从现有技术和产业高地跃迁至新的技术或产业高地。
那些不被短期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优势“锁定”，能够及时进行组织更新和文化重构，在多次技术和产业浪潮中精准抓住机遇实现跃迁的企业，大都非常重视战略视野驱动与引领。战略视野驱动主要体现在超前布局前沿颠覆性技术研发、精准定位企业未来技术方向，加强短期战略和中长期战略的平衡，在此基础上实现组织战略、制度文化和技术创新的动态匹配(陈劲, 尹西明, 梅亮，2017; Tushman，O’Reilly 2006)。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战略视野是区别一般管理者和卓越领导者的关键，更是企业和国家在复杂多变、模糊无常的发展环境中识别和抓住重大战略机遇，实现指数型增长的关键所在。
战略视野驱动的关键在于分析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客户和政策的长期因素，识别影响企业发展的大趋势，明确自身的愿景和战略定位。管理层需在此基础上建设基于共同愿景的协同平台，针对未来趋势共同谋划，形成未来发展路线图，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制定中短期战略。通过创新战略的动态调整与优化，以创新战略引领和加速颠覆性技术突破与企业核心能力建设。
例如创立于1847年的西门子公司，不但依靠强大的研发能力和以中央研究院为核心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在电气化和自动化领域保持了持续领先优势，也通过著名的“未来之窗”战略开发工具动态调整技术战略，正引领数字化、医疗健康领域和绿色节能技术的变革。坚持“不在非战略机会点上消耗战略性资源”的华为公司，依靠自主创新基础上的战略引领，正在从全球领先的通信技术设备提供商，向以5G和物联网技术规模化应用为核心的“智能社会”的使能者和推动员转型。与改革开放同行的中集集团，则依靠战略变革和动态平衡，从最早的集装箱单一业务向空港设备、道路运输装备、能化设备和海洋工程等多维业务演进，致力于推动复杂技术领域“隐形冠军”产品的集群式突破。
四、 结语
2019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时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不是一片坦途，唯有创新才能抢占先机”，并进一步强调“要深刻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弘扬科学精神，瞄准战略性、基础性、前沿性领域，坚持补齐短板、跟踪发展、超前布局同步推进，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断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努力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重要一席之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国家创新实力正在从模仿和追赶为主，迈向“跟跑、并跑、领跑”并存的阶段，科技创新强国建设也正步入关键的转折点时期——从需求引致的创新之路转向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突破引领的创新之路，关键在于加快颠覆性技术创新和核心技术突破，加强创新的整合性思考，加快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并推动区域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企业和国家而言，基本技术的积累和应用决定了当前的基本生存能力，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和优势发挥决定了当前的核心竞争力，而对行业先导技术的判断、研发和开拓应用能力将决定未来的竞争力。通过整合式创新实现对当下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和面向未来的前沿技术把握，是中国企业超越追赶、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关键所在。对于那些有志持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企业，更为重要的是在非连续性技术创新和战略前沿技术创新方面保持领先，由此方能掌握和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在全球竞争中赢得领先优势。
世界一流企业的培育和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强国建设，终极目标仍然要落脚在“人”本身，也即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2017)，并在此基础上共同建设更加美好、可持续的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并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宏大构想，正是中国 “天人合一、和谐共融”智慧的时代发展，也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世界一流企业培育的使命承担(陈劲，尹西明，2019; 薛澜，翁凌飞，2017)。
展望未来，企业在应用整合式创新，打造自身动态核心能力，加快颠覆性技术突破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的整合思考，以未来使命和战略视野引领持续的创新跃迁。企业在提升经济效益之外，也要不断赋能组织内外个体的能力改善、价值实现和幸福感提升，促进全球范围内反贫困、医疗健康等事业的进步(陈劲, 尹西明, 赵闯 2018)，在此基础上创造更多、更可持续的社会价值，推动产业、国家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9月第5期，106-112页
作者|尹西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劲，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海本禄，河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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