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服务经济研究走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历程。服务经济研究的不断推进和深化，既受益于理论界的思想解放，也得益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本文在对新中国70年服务经济（第三产业经济）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炼了八个研究主题，对这八个主题的研究内容、演进历程和学术贡献作了逐一阐释。吸收现代西方服务经济理论的有益成果，在坚持马克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界的新课题、新任务和新使命。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辈辈、一批批中国经济学者扎根于中国土壤，立足于全球视野，借鉴和吸收国外服务经济理论有益成分，对中国服务业发展、改革和开放进行了多维度、广视角、深层次的研究，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构筑了新中国服务经济学术史上壮丽篇章，为拓展中国经济学科体系和传承经济学术思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通过对文献的时间线索进行梳理，对新中国服务经济研究历程，总体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个不同阶段，其研究的主要议题或者研究热点不尽相同。当然，也有些议题贯穿于新中国70年服务经济研究的始终。第一阶段：1949-1978年，服务经济研究零星点点。在这个阶段，由于服务经济（第三产业）的发展基本不被认可，甚至处于被批评的境地，这个领域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即便有，也是零星点点，基本处于边缘化，是碎片化的研究。第二阶段，1978-1992年，服务经济研究逐渐起步。这个阶段，服务业逐渐被“正名”，学术界开始关注服务经济问题。但总体看，这个阶段在服务经济领域的研究力量比较单薄，研究领域也比较窄，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基本是定性分析，缺少严谨的实证研究。第三阶段，1992-2012年，服务经济研究热度迅速高涨。在这个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正式确认，服务业发展、改革和开放都迈上了新的台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服务经济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议题，研究范式也从过去的规范分析为主转向实证分析为主，并且较多地吸收和引进西方经济学有关研究方法，研究视野也大大拓展，高水平理论研究成果的不断推出。第四阶段，2012至今。在这个阶段，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和劳动就业以及利用外资的主力军。实践的发展，催生了理论的升华。服务经济理论无论是研究范围、深度和范式，都较过去有了长足进步，与国际服务经济理论前沿日趋接轨。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阶段的服务经济学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对象更加确定、研究框架更加完善，服务经济学科建设日益成熟。加强服务经济研究，创新研究范式，拓宽研究内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经济学，是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历史担当。
二、研究主题和演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服务经济的研究从基本空白到空前繁荣，主题不断切换，无法逐一列举，只能挑其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几个主题进行阐释和分析。
（一）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争论
中国学者研究服务经济，是从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认知开始的。厘清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才能为加快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市场取向改革扫清理论障碍，才能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服务业统计核算体系奠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争论就是服务经济研究的缘起，在新中国服务经济学说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通过对这个领域的文献梳理，我们发现我国理论界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的研究和争论则达到高峰，之后基本很少触及，即便有，也只是零星点点。
1. 1978年之前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争论
新中国成立后对生产劳动问题的讨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草英、攸全（1962）合作发表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一文，是新中国成立后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争论的起点。在更早的一些文献中，虽然没有明确以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研究为题，但也零星涉及了生产劳动的范围等方面的问题。岳巍（1956）通过对“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系统研究，认为“物质生产领域包括工农业、建筑业、货运以及为生产服务的邮电业、商业和饮食业等部门，而商贸流通、行政机关、军队、公安、文教科卫以及为居民生活服务部门的劳动，均不属于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这个观点成为后来生产劳动争论中“窄派”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刘日新（1957）探讨了交通运输中的客运是否属于物质生产部门的问题。他认为，客运具有使用价值，属于物质生产领域，其劳动是生产劳动。杨坚白（1960）从经济平衡发展的视角，对社会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问题进行了讨论，主张要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总体看，在1962年之前，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争论尚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视角，研究也比较零碎。
2. 1978年之后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争论
1978年之后，国家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开始鼓励个体劳动发展、西方SNA核算体系的研究，逐渐被重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问题的理论论争也开始激烈起来。这个阶段，学界对这个理论问题的争论，总体可以概括为宽派、中派和窄派。
“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于光远、李江帆、肖灼基、杨百揆等。于光远（1981）对生产劳动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认为，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和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毫无关系。生产劳动包括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非物质部门，只要为社会所需要，都属于生产劳动。李江帆（1981）认为，服务消费品具有使用价值，而生产服务消费品的产业，就是第三产业。生产服务消费品的劳动，应该作为生产劳动。肖灼基（1980）率先提出，教育部门的劳动也应该属于生产劳动。杨百揆（1980）则提出，商业部门，包括服务业、饮食业部门职工的劳动，都属于物质产品生产劳动。他们认为。商业、饮食业、服务业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是社会生产发展必然造成的生产分工所要求的，也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这些观点的产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这就是，1978年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引起了知识界共鸣。但是，科教文卫体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是否属于生产劳动，却有着很大的争议。在当时，主流观点是这些部门不生产具体的物质产品，因而不属于生产劳动。这些学者，冲突传统观念，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实属难能可贵。他们的意见，对建立包括服务领域在内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及在国家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服务业（第三产业）发展目标，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
“中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何炼成和杨坚白。何炼成（1981）提出要从生产目的出发来划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即，凡是能直接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因此，提供特殊使用价值的服务部门和文教卫生部门等一些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属于生产劳动。但纯粹商业部门、财政金融部门、各级党政部门、国防部门等部门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杨坚白是“中派”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应该按照生产关系而不是只按照劳动的物质内容来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比如，一部分的客运、生活用品修理和营业性服务，属于服务性生产部门，但也是生产部门。科研、教育、公益性医疗、政府等部门则不属于生产部门。依据杨坚白等（1981）“中派”的观点，国际经济统计核算既不能照搬西方的国民经济经济体系，也不能完全同意MPS体系只考虑物质生产过程而忽略劳务活动的观点，要建立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实践的经济核算体系。
“窄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孙冶方和王积业。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只有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其他劳动虽然也有益，但属于非生产劳动。孙冶方（1981）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系统性论述。他认为，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比重及重要性将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上升，并不能改变只有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的理论基础。而且，这一理论还与MPS（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具有一致性。因此，为了确保这一体系里的相关指标的“纯洁性”，在生产劳动体系里，不能掺入非物质的因素。王积业（1981）则从生产劳动一般和生产劳动特殊的视角认为，“马克思讲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就物质生产劳动者的劳动来说的，不包括非生产领域劳动者的劳动”。“窄派”从生产结果出发，基于生产结果的物质性，对生产劳动进行定义。此类观点也是前苏联的正统观点，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前苏联还建立了与之相匹配的国民经济管理与核算体系，即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窄派”的观点跟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契合。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业的兴起，以及生产服务在社会生产力提升方面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窄派”的观点与社会现实逐渐脱节，其理论的解释力越来越弱。
（二）服务产品理论
中国学者对服务经济理论的研究，在20世纪60-80年代，主要从服务劳动的性质的角度研究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若干理论问题。20世纪80年代，则从服务产业的角度研究服务业或第三产业。20世纪80-90年代，以李江帆为代表，其他学者也积极参与，从服务产品角度研究，试图建立服务经济学（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或者学科框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是有贡献的。
在服务业逐渐崛起的形势下，劳动价值论面临适用范围日趋缩小的挑战。对此，李江帆（1984）就非实物产品、非实物使用价值和服务价值理论问题进行了独特的研究。他根据马克思关于实物使用价值与非实物使用价值的论述，分析了两者的异同，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虽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但同实物消费品一样，也具有能够作为价值承担者的使用价值，因而也是具有价值的产品。随着社会化大生产与分工的发展，服务消费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意义日益提高。随后，李江帆在1990年出版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系统地探讨了长期被我国经济学界忽视的第三产业领域的经济理论问题。他从社会产品概念的更新入手，论证了无形的服务也是一种产品，然后依照马克思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四环节”运动为主线深刻剖析服务产品理论，对服务产品引起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等做了系统阐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论点，突破了许多传统观点的束缚。张卓元（1991）对这部著作及其理论突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部著作以服务产品的运动为研究主线，构筑起一个逻辑严密的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新体系，弥补了我国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空白”。
白仲尧（1990）也是较早研究服务产品理论的学者。他认为，任何一门经济学都有自己出发点和主体范畴，服务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以服务劳动为起点，以服务产品为主题范畴，要围绕着服务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来展开研究。他认为，服务产品是产品的一个分支系统，与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相比，有共性的一面，比如劳动性和效应性，但更多的是异质性和特殊性，比如不可储存和无形性，基本是以运动的形式提供给消费者。白仲尧（1987）还敏锐地预测到，随着人类社会越进步，服务业将会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发达，服务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份额也必然不断提升，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重要、甚至是主要的经济活动。现在看来，白仲尧1987年做出这些预判，非常准确。如今，服务业占GDP比重已经超过了54%，服务消费在城乡居民生活中地位明显上升。
（三）服务业统计和核算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国内学者对该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探索。根据服务业统计和核算领域的国内相关文献，按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线索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服务业统计和核算研究被忽视阶段（1949-1985年）。受物质生产观的影响，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中几乎没有统计第三产业（除交通运输业外）。受计划经济条件的影响，理论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在生产理论的片面理解，长期认为大部分第三产业行业部门是非物质生产部门，只消耗社会财富、不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作为非生产性劳动的第三产业甚至未被当作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部门来考虑，故而一直游离在理论研究的视野之外。
第二阶段，服务业统计和核算研究不断向国际接轨的过渡阶段（1985-1993）。服务业逐步纳入国民经济统计核算范围内，MPS体系和SNA体系（试行）并行阶段。这一时期，MPS和SNA两套体系处于并行阶段。要完全转向SNA体系，必须解决服务业的非生产性问题，才能名正言顺地对服务业进行统计和核算。因此，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一些专家学者开始对服务业的非生产性这一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争论，前文已经有介绍。这里就不赘述。
第三阶段，服务业统计和核算研究的全面探索阶段（1993-2013）。这一阶段，我国全面进入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核算体系扩大了生产核算范围，把第三产业完全纳入GDP核算范围内。这一实际做法，对比过去只认定物质生产才是生产的MPS核算观点，是一次巨大的突破。从此，第三产业的统计正式纳入GDP核算，第三产业增加值核算正式进入统计实践，一些专家学者开始对第三产业的具体生产和使用核算方法和问题进行了研究。田小青（1993）介绍了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核算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方法。岳希明，张曙光（2002）认为我国现价服务业增加值被严重地低估，服务业增长率计算也可能存在着偏差。
第四阶段，服务业统计和核算研究的新阶段（2013至今）。在这个阶段，服务业与传统产业的新融合、线上与线下的深度融合以及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日臻成熟等，催生带动如平台经济、智能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这些问题，之前的统计工作从未遇到过，服务业统计和核算面临着许多新挑战，统计理论方法亟待新新突破。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试图积极寻找解决办法。许宪春（2016）对我国新经济的核算发展和问题进行了精辟的阐述，试图构建新经济指标体系和统计核算框架。这个阶段，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逐渐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导力量。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如何统计，学术界也有初步的探讨。比如，魏和清（2017）在界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统计范畴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最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目录，提出了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核算分类体系及核算指标，对知识经济形态下如何改进与完善国民核算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四）服务业增长
根据新中国服务业发展历程特征，服务业增长研究可分为三个重要阶段：初步探索期、不断拓展期和全面突破期。
初步探索期（1949-1992）。从新中国成立至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这一时期内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处于不断改革变化与探索中，对服务业的认知逐渐成熟。总体看，在这个阶段，服务业问题基本边缘化，学界对服务业增长这样的重要议题也很少问津。这个阶段，服务业的主体是商业，因此，研究服务业发展或服务业增长问题主要聚焦于商业问题。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工商业的发展定位问题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学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而主张“所有的商业工作中，采购部门、批发部买和零售单位，都应努力服务生产、促进生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发展，服务业是最适合个体经济发展的经济形态。这种背景下，长期被压抑的服务业活力被释放出来了。学术界研究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增长的论文和著作开始不断涌现，服务业理论和实践的研讨会也不时举行。这段时间，比较有影响的研讨会有两次。第一次是1985年5月在江苏常州举办的全国服务经济理论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和江苏省商业经济学会联合举办。研讨会聚焦服务业与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服务劳动和服务产品、服务业增长、服务业就业等热点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高涤陈，1985）。第二次是1985年8月在辽宁兴城举办的全国第三产业经济理论讨论会。这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和辽宁省商业经济学会共同主办。这次研讨会对第三产业基本理论、第三产业统计核算、第三产业增长和第三产业发展对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李江帆，1986）。这次研讨会与会专家的主要论文，汇集成册《第三产业经济理论探讨》，由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研究中国服务经济思想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江苏常州和辽宁兴城的这两次服务经济（第三产业）研讨会，冲破了发展服务业的理论障碍，对服务业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有力地推动了服务业发展和增长。
不断拓展期（1992-2012）。这段时间，党的文件正式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市场取向改革向纵深推进，服务业发展活力逐渐被释放出来。理论上讲，服务业较高速增长值得期待。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增长幅度很小。从1991年到2002年，服务业所占比重由33%仅增加1个百分点到34%。这一水平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对于中国服务业发展比较缓慢，比重偏低的这一现象，江小涓和李辉（2004）的研究发现：统计口径、补偿性增长与常规性增长差异、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服务业参与全球化程度较低、观念体制和政策障碍等影响了服务业比重提升。这个阶段，中国服务业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服务业占比依然很低，但并不影响有些学者对服务业发展前景和潜力持乐观的预判。夏杰长（2010）依据影响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多重因素，通过计量分析，预测到2020年左右，中国有可能迎来“服务经济时代”。这段时期，国内学者研究经济增长的两篇重要文献是江小涓发表在《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的论文和黄少军的著作《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江小涓（2011）从服务业的复杂性和研究难点出发，研究了服务业增长的真实含义、影响因素以及探讨未来的发展趋势。她认为，服务业增长要从真实增长和名义增长两个维度刻画。真实增长主要体现在新增服务消费，名义增长体现在相对价格上升、服务专业化和外移、自我服务转化为市场化服务三个方面。黄少军（2000）这部著作从理论和实证论述了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对“服务业增长之谜”的阐释有许多亮点。遗憾的是，其研究主要是阐释西方著名学者富克斯、钱钠里、林达尔、鲍莫尔、辛格的论述，并没有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增长和服务业结构优化等重要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全面突破期（2012至今）。这一时期，服务经济地位迅速提升，服务业稳居半壁江山，对国民经济贡献率接近60%，中国服务经济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服务业增长依然是学术界热点话题，但研究的视角更加开阔，研究也更有深度。比如，不是就服务业增长自身，更多的是把服务业增长与经济增长、经济转型等重大主题结合起来研究，探索服务业增长背后引发的变化。比如，对中国经济服务化、服务业增长是否放缓了经济增长速度，就很有争议。第一种观点，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服务业比重的提升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趋势，但这一趋势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服务业成本病”和服务业的低效率，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宋建、郑江淮（2017）使用中国省级数据，实证检验工业生产率相对上升导致服务业价格相对提高和就业份额提升，进而引发经济增速放缓。第二种观点，服务经济并没有起到放缓经济的作用。张月友、董启昌、倪敏（2017）认为经济服务化是“服务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刻画，主要体现在服务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服务经济容纳就业人口情况等，他们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衡量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发现截止2015年，中国服务业的实际增加值比重始终小于第二产业，因而当前决定中国处于“结构性减速”阶段的经济服务化条件上不具备。
经济增长一般伴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但事实上，情况并不总是这样。比如，2004-2014年期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服务业也是加速增长，但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仅由35%增长到37.1%，只增长了2.1个百分点。显然，这段时期我国服务业的增长主要是传统服务业部门，特别是房地产和商贸服务业。因此，产生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的“悖论”。余泳泽、潘妍（2019）基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视角对此作了解释，认为增长目标主要通过影响要素资源在服务业内部的配置显著抑制了服务业结构升级。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经过多年的中高速增长，规模和占比已不是我国服务业最亟需解决的问题，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定位。这几年，学术界关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文献明显增加，主要集中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意义、约束条件、潜力和实现路径等。陆江源、张平、袁福华、傅春杨（2018）在计算基于消耗系数的投入产出关联强度和基于产业链接强度的技术效率乘数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扭曲严重，资本和劳动要素错配制约了中国经济效率的提升；中国服务业需要创新体制机制以消除要素配置的扭曲，推动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刘奕、夏杰长（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业发展的潜力在于产业融合、服务创新和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三个方面；为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应鼓励竞争、扩大开放，统筹服务创新资源，推动多利益相关方协同共治的同时，运用灵活多样的政策手段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姜长云（2019）研究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内涵与要求，探讨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政策体系，提出了形成一批顺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企业和企业家，营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培育契合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产业生态，创新完善包容审慎的服务业监管框架和政策体系。
（五）服务业生产率
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是服务经济学界的主流议题。新中国成立至今，对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孕育与萌芽期；争论与探索期；迅速爆发期；深度拓展期。
孕育与萌芽期（1949-1978）。从新中国成立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国内学术界关于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都依然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真空地带，不过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准绳，围绕服务生产究竟是不是属于生产劳动、服务产品的物质性问题和服务产品的核算等领域的讨论，为改革开放后服务业生产率研究的起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做出了有益的铺垫。
争论与探索期（1978-2000）。服务业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内学者对服务经济问题的极大关注，关注领域也越来越广泛，而不仅仅局限于抽象的理论争论，对服务业生产率（效率）这样的具体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多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服务经济的探索阶段，学术界其中一个焦点之一，即是服务产品的价值问题。李江帆（1984）坚定地认为，马克思讲了物品有价值，但从来没说过只有物品才有价值。不承认服务劳动和物质劳动一样表现为价值，就根本不能解释服务消费品生产上耗费的并实现为社会劳动的抽象劳动的实质。围绕劳动价值论对服务业展开的讨论，开辟了服务业生产率研究的新天地。陶桓祥（1982）认为，服务业在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愈来愈显得重要，必须要尽快建立服务经济学，解决好应该怎样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等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如何提升服务业生产率的问题。关于提升服务业生产率的积极作用，骆耕漠（1989）进行了解释。他认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许多非生产劳动关系的个人生活服务转化为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各种生活服务业，并继续增加新项目和扩大规模”。
迅速爆发期（2001-2012）。这个阶段，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文献大量涌现，而且随着数学分析软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和普及，学术界较多地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服务业生产率进行研究，徐宏毅，张子刚，欧阳明德（2005）就利用Frontier4.1计算程序对中国1992-2002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了测度，发现在过去的10年中，服务业多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2.5%，并且这一贡献主要来自技术进步。顾乃华，李江帆（2006）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使用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对劳均服务业增加值区域不均衡的影响。发现，中国东、中、西部服务业技术效率存在显著差异，这加剧了服务业区域发展失衡现象，而关键原因在于各地的市场化进程不一致。李勇坚、夏杰长（2011）研究发现，从投资/产出增量比来看，服务业作为一个整体是三大产业部门中最高的。这一事实说明，从整体上看，服务业的确是一个高资本消耗的部门，而且投资效率较低。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服务业投资仍然主要以国有投资为主。
深度拓展期（2012年至今）。这段时期，服务业改革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是服务业重要的战略选择，中国服务业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愈发显著。作为对这一现象的回应，刘丹鹭（2013）从国际化、创新和企业生产率三者之间关系出发，对中国服务企业创新收益的差异进行的实证研究后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性较弱，而进口企业的创新较强。在服务业中，只有当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和创新战略相匹配时，企业才能最大程度的获取两者带来的收益。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中国迎来了名副其实的服务经济时代，对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也更加深入。不少学者开始利用新的方法和数据，开始对服务业生产率进行再测算。王恕立、王许亮（2017）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全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出中国2002-2014年各地区服务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及其分解项，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绿色TFP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但表现出较大的省际和区域异质性。夏杰长、肖宇、李诗林（2019）采用半参数的OP法，对中国自2007-2016年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在服务行业细分行业中，房地产和金融业等17个行业的技术进步程度，要高于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行业。
（六）服务业劳动就业
劳动就业，历来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主要变量之一，就业数量和质量不仅是宏观经济运行的指示器，也反映着社会民生，因此，对服务业就业问题的研究始终贯穿于服务业研究学术思想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服务业劳动就业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49-1978，服务业劳动的社会地位和性质的理论争论。服务性质的劳动，服务产品的生产的过程与消费者的被服务（消费过程）是一致的，生产服务的劳动因此凝结有型的物质产品。由此，便引发了学术界对服务性质劳动者社会地位以及服务性质的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的探讨甚至争论。这个阶段的服务业，以商业为主题，大多争论也是以商业劳动为例。北京日报社理论部（1963）组织了一系列关于商业服务工作的性质的大讨论，主要议题涉及商业服务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的工作，青年人应该如何对待商业劳动等等。编辑部收到的稿件中，观点迥异。有人认为商业服务工作是受气和伺候人的工作；也有人认为商业服务工作与其他性质的工作具有同等的地位。这次讨论，对于提高参加商业劳动的知识青年觉悟、巩固商业和服务业的队伍、推进商业工作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1978-1992年，侧重于研究服务业就业功能。1978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陡然增加了城市就业的压力。理论上讲，服务业是解决劳动就业最主要的渠道。但当时环境下，服务业就业的性质还在争论，对服务业就业的功能还认识不足。这是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个阶段，学术界主要聚焦于服务就业功能的研究，也就不足为奇。比如，戴云蒸、肖清益（1981）总结了大抓商业饮食服务业的恢复和发展的经验，并指出了扩大商业饮食服务业就业的策略。在国家人口流动政策出现第一轮宽松的背景下，张军、李陵生（1985）基于部分大中城市的调查分析发现，20世纪年80代初期在城市部门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暂住人口，流动人口的就业如何解决，是理论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当将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作为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途径。刘品安（1991）认为劳动力转移都是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特别是第三产业。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我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莫不如此。刘品安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次劳动力转移过程和特点，他认为随着就业压力的加大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一定会成为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
1992至今，多视角、全方位推进服务业就业研究。这个阶段，服务业发展基本没有禁区，服务业就业的作用更加凸显，学术界对服务业就业问题的研究迈入了新阶段，视野更加开阔，视角更加多样，剖析问题更深刻，对策研究更有针对性。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办公厅和《管理世界》杂志社在1992年3月举办了一次“中国第三产业增长与发展政策研讨会”，这次研讨会，较为全面的剖析了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的根源和地区间第三产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分析了“小而全”“大而全”的自我服务体系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要从打破企业办社会服务和条块分割等方面着手，加快服第三产业发展，扩大第三产业就业渠道和就业能力。李冠霖和任旺兵（2003）从宏观、微观和产业三个层面分析了世纪之交制约我国第三产业扩大就业吸纳能力的制度障碍。在宏观层面，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力流动政策、行业垄断等制度障碍限制了就业的扩大；在微观层面上，企事业用人制度僵化也极大地限制了服务业就业空间；在产业层面，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长期以来社会化和专业化程度不足，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对生产服务业的发展极为不利。扩大服务业就业，当然是我们的重要目标，但也要注重服务业的就业效率，要尽可能避免制造业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过程中的生产效率下降的问题。蔡昉（2017）对这个现象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做了实证测算。他的测算结果表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整体上高于第一产业，却低于第二产业。因此，劳动力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未必带来生产率的总体改进。因此，加快发展服务业以及提高服务业占比时，要遵循生产率提高原则，要把重点放在具有生产率高且增长迅速的现代服务业上。
（七）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
传统上，服务业被视为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服务业技术进步和基于技术进步的服务创新研究比较少。21世纪后，才开始关注服务业技术进步及其服务创新问题。不过，该领域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领域，例如，电子商务、环境服务、软件服务等典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领域（魏江、Mark Boden，2004）。近几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这一研究主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研究深度不断拓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聚焦功能与作用。在经济增长方面，任兴洲（2015）开始聚焦技术的创新应用对服务业创新升级的重要作用，未来“互联网+”的重点应是运用互联网改造传统产业，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现代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创新，发展壮大新兴模式和产业，有利于促进经济新增长点的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促进就业方面，吴清军（2019）注意到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在产生就业机会、萌生新职业、提高就业质量、提升就业能力等方面正在产生深远影响。此外，在提升效率和服务质量方面，夏杰长（2019）认为服务业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与运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二是深化应用研究。例如，任兴洲、王微（2017）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促进了服务业分工的继续深化，在服务业态，商业模式、运作方式和管理方式上的更迭将成为常态。夏杰长和肖宇（2019）总结了中国当前服务创新的主要模式及服务创新与服务业转型升级之间的理论关系，强调服务创新的数字化、平台化、融合化、标准化和品质化等方面的内容。朱峰和来有为（2019）总结了美团点评在服务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数字化改造经验，认为至少可在IT、经营、营销、人力资源开发等多方面帮助生活服务商家发展，以有效匹配市场需求，提升服务品质。
三是分类细化研究。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崔向林和罗芳（2017）注重服务业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对制造业的影响与协调发展问题，特别要关注制造服务化与服务制造化与互联网的高度融合发展。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则表现为数字化改造对生活性服务供给的改善与品质提升方面，在此方面，阿里研究院、美团研究院等企业研究机构的有关研究报告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公共服务业领域，则表现为新技术应用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改善与平台经济等方面的内容。例如，江小涓（2018）认为网络技术与大数据的发展对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项基本职能有着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带来了若干问题和挑战，需要与时俱进做好应对措施。此外，还出现了许多对具体产业的应用类研究，例如养老、餐饮外卖、旅游酒店、智慧出行等，各产业、行业各具发展特点，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尽管服务业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的相关研究可以有很多角度，但总起来讲，都要紧跟实践应用领域的步伐，以问题导向为前提，落实到问题与对策分析上，以实现促进产业良性发展的最终目标。
（八）服务全球化
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经济学界主要集中于研究政治经济学和计划经济学等，为计划经济提供理论基础，服务全球化问题几乎没有涉及。1978年，我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学术界对服务全球化的问题的研究开始起步，但总体比较薄弱。自加入WTO后，服务贸易壁垒逐渐打破，服务业国际资本流动日益活跃，服务业开放正成为对外开放的重头戏，学术界对服务全球化的研究步入高潮，成为服务经济学研究的最主要议题之一。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李西林（1985）是较早将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对外开放联系起来的国内学者。他主张要把经济对外开放与服务业高速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要通过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来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服务全球化，是大势所趋。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了服务全球化，服务全球化与制造业全球化相比又有什么显著特征呢？张祥（2012）认为，信息技术快速推进了服务业全球化和服务离岸化，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和开放应该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积极开拓服务全球化带来的市场潜力。江小涓（2008）认为全球制造转向全球服务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制造全球化与服务业紧密关联，服务全球化具有不同于制造全球化的四个关键特征，即非物质资本的重要性、企业将非核心服务剥离出来、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占主体、服务业对外开放产生的影响显著不同于制造业。
近几年，国内学者较多地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研究服务全球化、特别是服务贸易问题。姚战琪（2019）通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中国生产性服务的中间品进口贸易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的影响，发现生产性服务中间品进口通过制造业服务化的促进作用，促进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的不断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比较弱，尤其是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羸弱，这是客观事实。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处的价值链环节和分工地位必定提升。为此，周蕾（2013）提出了要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一种知识与人力资本密集的中间投入全球产业链中，使之成为生产性服务贸易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纽带，支撑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长期以来，服务贸易的地位被忽略。如果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采用增加值贸易计算方法，结果很可能不一样。夏杰长、倪红福（2017）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根据增加值贸易数据库（TiVA）测算，服务业大致占到全球出口贸易的50%。不同统计方法衡量出口中服务业出口占比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是传统总值贸易统计存在“重复统计”，传统总值贸易方法低估了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
当前，全球化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过去几年里，针对全球化的质疑不绝于耳，甚至有不少“逆全球化”的呼声和举措。针对这些问题和挑战，荆林波、袁平红（2017）结合全球化发展历程，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对全球化进行分析发现，全球化并没有逆转。但是，全球化正面临全球收入差距扩大、贫困问题依然突出、网络安全监管缺位、全球金融体系社会基础薄弱等严峻挑战。当全球化走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将在全球化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要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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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财贸经济》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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