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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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期间，陈永贵从大寨走进中南海，毛泽东把他作为“新鲜血液”注入中国政坛，并将他逐步推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陈永贵的发迹史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但飞黄腾达并没有改变他农民真诚纯朴的本性。
住进交道口四合院
1975年1月，陈永贵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在国务院中，协助华国锋主抓农业工作，为分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
根据中央安排，陈永贵住在钓鱼台三号楼。这里戒备森严，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他与来京的老乡也难得一见。再加上有了中央首长的身份，他外出时总是里三层外三层被保护起来。
他认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并实行“三三制”工作方法，即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昔阳蹲点，三分之一时间在全国跑面，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此事很快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并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
搬出钓鱼台的陈永贵被安排到交道口的一个四合院里。这里原来是清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府邸，是个闹中取静的平房院。因为不在交通要道上，加上有围墙，院中有树，城市的嘈杂声传不到耳朵里。这里的设施虽然比不上钓鱼台，但待遇还是副总理级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按规定给他配备了电话、电视和两辆小汽车，还配了一名高级厨师。
没过几天，陈永贵把高级厨师打发走了，他叫来一位昔阳弟兄，为他做拉面、抿曲等家乡饭。按规定还应给他配一名服务员，他拒绝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就我们几个一块儿过吧！”于是，这个院子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世界。
独门独院比以前方便多了。山西的老同志到中央开会，经常来看他；昔阳、大寨的熟人、亲友到北京办公事私事，也常来找他；老乡来了，他高兴地把家里的好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吃，打听这，打听那，对家乡的事，非常关心。居住在北京的老同志喜欢吃他的炊事员做的山西拉面，也经常来家里。客人吃饭、喝茶、抽烟都是他管。
有时，陈永贵去政治局、国务院开会，中午只能在外面吃饭，因此，到了月底，不是怀仁堂就是中南海的账单就到了：首长本月开支：某月某日，烟一盒，几角几分；某月某日，午饭一顿，多少多少。他看着这些账单说：“我就知道进了北京费钱！这还是家没往北京搬。要是一起来了北京，那麻烦可就大了。”
对挣钱不多的他来说，这些支出是不小的负担。一个月下来，他那几个钱常常是入不敷出。国务院有补助客饭的规定，工作人员想按规定为他申请一点客饭补助，他坚决不让，说：“我个人的客人，怎能让公家出钱？”
不拿工资的副总理
根据陈永贵的“三三制”工作方法，他除了在全国跑面和中央工作外，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昔阳。一说回家乡，他精神特别好，却不让警卫跟着，说：“我回家劳动，你们警卫干什么？还能给全国的农民都派上警卫？在大寨，只要群众拥护，那就是最好的警卫，群众要是不拥护，派多少警卫都不顶用。”
除了不带警卫外，人们还发现一个规律：在北京他坐车坐在后面，回昔阳的路上，却要坐在前面，以便更清晰地看到眼前的庄稼长得怎样了，地里有没有草；大坝修得怎样了，水库里有没有水。
他回到大寨，不先进家门，一下车就往地里走。那时他已是60多岁的人了，走起路来依然脚底生风，一路上眼睛不时地前后左右扫视着。他在地里干活到很晚才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就醒来，又跑到地里去了，秘书和司机为了找他，七沟八梁找了个遍，却见他正在地里干得起劲呢。
陈永贵深深地爱着大寨，一旦接到命令要走了，总是怅然若失：“唉！出嫁的姑娘，还得去婆家。”
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按规定他是可以把自己的农村户口迁到北京来的，也是应该拿国家工资的。为此，周总理也曾向他提出过建议，可他仍保留着农村户口，不拿国家工资。
陈永贵没有北京户口，就没有口粮供应，那他吃什么呢？他吃的仍然是大寨大队分的口粮；挣的仍然是大寨村的工分，每天总共1.5元钱。到了月底没有粮食了，老家的人就拿上大队分给他的粮食到昔阳县粮食局换成全国粮票，托人捎到北京去。
山西省委考虑到陈永贵经常到地、省开会，又到外省区作报告，光靠大寨工分显然是不够花的，因此每月补助他60元，后来以全国劳动模范的名义增加到每月补助100元，但他仍然是国务院的穷人。后来，国务院考虑到他身为副总理，开支大，收入少，决定每天补助他1.2元钱。于是，他接受了国务院的补助，同时却把大寨给他每天1.5元的工分钱退掉了。从此，他的生活费便是每月136元。
卸任之后心系农民
1980年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陈永贵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大会同意了他的申请。
陈永贵卸任之后，国家按照正式职工的标准，给他每月200元的生活费。他和老伴及幼子的户口转入北京。为此，他专程回了趟大寨，接家人进京。离开大寨那天，陈永贵坐在吉普车里围着村子转了一圈又一圈，怎么也舍不得走。望着含泪送行的大寨人，他的眼泪不断线地流。
对于在京的住房问题，中央对他的态度一直是保护，明确表态一切待遇不变。陈永贵的态度很坚决，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当副总理了，还住什么交道口？能上能下嘛！”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的同志说，如果嫌院子太大，就隔出一半，他仍不同意。最后，他们只好把他安排到复兴门外大街木樨地部长楼22号楼定居。
家乡的人不时来北京看望他，知道要来客人，他就买来鲜肉一片片地切好，放在冰箱里，等客人来了后才能做，自己舍不得吃，也不让家里人动，然后早早地下了楼，在大院门口等着、盼着。他从不轻易用国家给他配备的专用小汽车。客人到了后，他笑着对客人说：“我没有去车站接你们，看，我在家给你们准备好饭了。”
作为大寨经验的创始人，陈永贵一开始对包产到户不很理解，他特别看不惯有些人对毛主席的非议，因而也陷入了困惑。在全国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以一个农民特有的敏感和精细感到了改革的浪潮，于是向县里的领导表态了：“该放就放吧，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举了手的。放错了，没有你们的责任。”
在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他还让乡亲往回捎话：“昔阳农村都承包得差不多了，咱们大寨已经是兵临城下，还死守什么，赶快分。”大包干的第一年，老天爷也开了眼，风调雨顺，当年大寨粮食产量突破百万斤大关，总收入43.7万元。人均收入544元，创造了历史纪录。他知道后，高兴得几夜没睡好觉。
不当副总理的生活悠闲清静。可是，对于干惯了农活的他来说，并非是一种享受，他总想找些事干干。1983年，他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要求到基层做点事情。中央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他每次到农场去，群众都很激动，他们一声声叫着“老陈”，场面非常热烈。
东郊农场没有具体规定他上班的时间，但他每周至少都要去一两次，深入厂房和田间进行调查研究，和领导谈，找群众唠，提一些很好的建议。农场职工打心眼里说：“过去只是在电视里、报纸上、广播里知道陈永贵是个大官，如今在一起才晓得，他是一个慈祥善良、和蔼可亲的长者。”
1985年1月，陈永贵突然感到头痛、浑身乏力，到北京医院检查，查出的结果是肺癌。在他病重期间，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习仲勋、胡启立、郝建秀、王兆国，以及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先后到医院看望他。此后，中央办公厅还专门把郭凤莲、梁便良、贾承让、贾来恒、赵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和他见上最后一面。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去世。在他去世之前，他对老伴和子女们说：“你们记住了，家里保险柜里，最里面靠右边放着一个布包，里面装了8365元钱……那是我攒下的，留给你们……我死后，你们把现在住的这套楼房让出去，把家中借用公家的家具和东西，折价归还。不该你们享受的，不要享受，更不要向组织提出什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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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党史天地》《新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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