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情报工作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教育40周年纪念专辑》编者按
经过精心筹划，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教育40周年纪念专辑》即将由《图书情报工作》结集出版。中心研究生教育自1979年创办至今已40周年，是中心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内图情档专业教育的重要事件，可喜可贺。
中心的研究生教育立足于中科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在资源、技术、服务、人才、用户需求和物理设施等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秉承中科院科教融合的教育特色，在一代又一代导师、教师和教育管理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心的研究生教育逐步探索出一条有别于普通大学研究生教育的独特模式，得到了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回望走过的路，总结40年的经验得失，我们提振信心再出发。感谢学界的前辈和泰斗吴慰慈先生、马费成先生、冯惠玲教授欣然为中心研究生教育40年题辞;中心现任主任刘会洲研究员专门撰写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纪念文章;中心研究生教育的开拓者王静珠老师深情回忆了1979年创办研究生教育的背景和经过;中心第一代博导孟广均先生回顾了他培养早期博士研究生的感人故事;中心第一位硕士研究生孟连生研究员则详细地回忆起自己撰写《中文科学引文分析》学位论文的艰辛过程;孙坦所长作为中心优秀毕业生代表感人至深地记述自己与中心研究生的缘分与情谊;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主任初景利教授和研究生教育处处长张冬荣研究馆员作为中心现任研究生教育管理者一起总结了中心研究生教育的主要特质。
40年，有说不完的故事，40年，有道不完的情谊。我们愿意用这本薄薄的专辑追忆逝去的40年流光岁月，纪念所有对中心研究生教育做出贡献的同事与同仁。我们殷切期望文献情报中心与国科大经管学院共建的研究生教育(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越办越好，与文献情报中心共成长。衷心祝愿中心为国内培养更多更好的高层次图情档专业技术人才。
初景利 《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主编2019年9月2日
 
孙坦：我与中心研究生教育的缘和情
25年转瞬即逝。1994年春天我来京参加研究生复试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依然令我啧啧称奇。大学毕业3年后，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研究生，以第七名的成绩入围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15个招生名额的等额复试。当我在依旧白雪皑皑的哈尔滨夜晚登上火车的时候，我十分肯定自己的未来将发生巨大的改变;当我在清晨醒来看到关内已经返青的麦田的时候，思绪已经游走在未名湖畔美丽的林间小径。但是，我绝想不到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已经注定是我的去处!1因缘际会，携爱而行
当我的思绪依旧陶醉于北大美景的时候，当我谋划着如何以计算机为重点方向，以出国攻读博士学位为目标的时候，我的人生轨迹正在辛希孟先生巧手挥毫之中悄然改变。事后得知，当年先生承担了一项国家“七五”攻关课题，希望招收一个有过工作经历的男生作为弟子。我就这样来到了博雅塔“向东南一箭之地”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当我得知这个决定的时候，无疑心情是灰暗的，整整纠结了一天时间，以至于当我隔天致电先生的时候，他说:“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当我从北大南门花费10元巨款打了一辆“黄面的”只拐了两个弯儿“秒到”科学院南路8号的时候，当我看到那挤在后院儿一侧、破旧的、狭窄的灰色小楼的时候，无疑心情是沮丧的。那时，我绝想不到，就此我将开启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以下简称中心)长达21年的缘分。当我登上那栋小楼狭窄的楼梯来到2楼西侧第一间房间并在局促的空间内坐下来时，终于见到改变我一生的那几个和蔼的、博学的老师:辛希孟先生、徐引篪先生、林曦先生和王静珠老师。我总也忘不了1994年9月，我仅仅入学10天，还在玉泉路研究生院学习基础课，先生招我进城到沙滩一家川味馆子，请我吃面，不擅饮酒的先生还陪我喝啤酒。当他说出“祝你生日快乐”的时候，我便已经融入了他的事业。不仅先生如此，中心的教育都是有爱的，每一位导师，每一位研究生教育管理的老师，每一次欢快的郊游，每一次过年时聚在会议室包饺子，每一次学术交流的辩论......这些活动不是中心独有的，但其中的魂灵———把发自内心的帮助学生作为教育的核心却是独有的。多年以后，当我也成为研究生导师的时候，我便自然而然地循着他们的样子去对待我的弟子———包容、帮助与言传身教。
2教学相长，不齿相师
先生的教学理念是“教学相长，不齿相师”，言传身教并不八股，也不醉心于基础理论、技术方法的教学，甚至认为那主要是我的事情，他则更加重视教授我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引导我理解文献信息开发利用的本质、发展趋势和发展战略。当我一心扎在文献信息开发利用技术中时，他则鼓励我也要时不时跳出来看全局，先生拉着我骑车去看新华门、皇史，边看边讲授中国书史和图书馆史，夹叙夹议，引导我理解图书馆事业的前世今生，把握文献信息开发利用的本质和趋势。先生从不放过在实践中让我成长的机会，走到哪里总是带上我，通过接触更多的人和事，让我开拓视野。先生鼓励我独立参与课题研究，例如，我就在时任科技处处长周宁丽老师的领导下，独立承担了首个有关数字图书馆的研究项目———中关村数字图书馆群研究。先生更加鼓励我参与各类工作和行业实践，希望我在实践中发现问题，避免理论脱离实际。先生多次讲过，他生是图书馆的人，死是图书馆的鬼。我则理解他所代表的职业精神才是图书馆事业的魂。如今想来，我之后近20年在中心的工作历程中，总是重视和善于从全局看待问题，习惯于在全球文献情报事业中审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习惯于前瞻性、战略性分析环境、技术和政策对文献情报事业的影响，习惯于从应用视角看前沿理论与技术......林林总总都透着先生当年教导的影子，方才明白先生当年早已潜移默化地在我心中种下了研究范式的种子，如今的我已经内在地习惯于这种研究范式，自然而然，毫无违和感。我更明白，先生也早已在我心中培育了热爱文献情报事业的土壤。由此，我对“热爱和擅长是做好一项事业的必备要素”有了更加透彻的感悟。
3顶天立地，自成一派
中心的研究生教育与中心的业务发展逻辑一脉相承，可谓顶天立地，自成一派。所谓顶天立地，是指中心既牢牢锁定文献情报领域研究前沿，开展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也时时关注文献情报事业的发展，重视将前沿理论和技术应用于文献情报服务实践，重视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和驱动创新。可以说，中心的顶天立地具体体现为图书情报一体化、研究服务一体化和研究教学一体化。正是顶天立地的定位，在中心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中催生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外文期刊联合目录、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情报研究系列产品、区域图书馆网络APTLINE、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系统、嵌入式学科化服务等一代代、一批批应用前沿技术解决服务实践问题的原始创新。在漫长连续的发展进程中，中心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服务与研究生教育特色，自成一派。正是基于特色鲜明的一体化定位，中心成为首个非高校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博士研究生培养点，并获得唯一的非高校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毫不夸张地说，中心培养的研究生既有前沿理论和技术的敏感性与把握度，亦有很强的服务创新和解决文献情报实践问题的能力，走上工作岗位后几乎不用适应和过渡就能直接上手承担工作任务，这已经成为中心研究生教育的一张靓丽的名片和标签。
4有容乃大，不拘一格
中心的教育不仅有爱，更是开放的、包容的，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使用人才。中心的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有方向之分，但无门派之争，无论是导师之间还是学生之间，都互帮互助，开放交流，协同研究，拥有良好的学风和创新文化。于我而言，“不拘一格”是中心研究生教育的鲜明特色，至今无出其右。我清晰地记得，当我在即将获得硕士学位前，已经在科技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借调，正在考虑是进入科技部工作还是继续完成我的留学梦，是王静珠老师找到我主动提出中心可以保送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令我感动至深，感恩致远。中心更是提供机会让我在博士3年级的时候就作为骨干参与到徐引篪馆长牵头的创新工程试点方案的研究工作和戴利华副馆长牵头的新馆馆藏布局与服务规划工作，之后又任命我为“双进办”(进创新进新馆办公室)副主任，使我有机会主导了中心知识创新工程试点方案、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建设方案和新馆布局与服务方案的研究设计工作，并在博士毕业前3个月就分配了住房。之后，我毕业就竞聘担任了整合后的资源发展部主任和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毕业两年后即担任了中心主任助理，再两年后担任中心副主任长达11年。从我的经历看，无疑是幸运的，但并非偶然的，是中心研究生教育的不拘一格和研究、服务和教育一体化定位带来的自然结果。在那期间，中心海纳百川、延揽一批高校信息管理专业高级人才攻读博士学位，包括时任北京师范大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的李广建教授、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冷伏海教授、山西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霍国庆教授、辽宁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副主任初景利教授等。其中，李广建教授和初景利教授在读期间分别担任了信息系统部主任、教育与研究发展部主任，冷伏海教授毕业后也即担任情报研究部主任。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研究生教育风格，既为中心的研究与事业发展提供了人才，也为后续学生的培养带来了坚实的研究平台和实践阵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时光如梭，转瞬间20多年过去了，在中心读书的日子随着时空之河流淌得越来越远，但中心研究生教育的文化底蕴和深厚功力却在我心里沉淀下来，成为我继续成长的沃土，也成为我传承中心研究生教育精神的不竭源泉。值此中心研究生教育40华诞之际，感恩之情喷薄而出，感谢那些鲜活的、温情的、成长的日子，更感谢那些爱护我、帮助我、教导我、赏识我的恩师们!回顾在中心度过的21个年头，我笃定地告诉自己———在博雅塔东南“一箭之地”，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无疑我是幸运的，幸福的。这就是我与中心研究生教育的缘分和深情......
孙坦:管理学博士，二级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农业部农业大数据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是数字信息对象描述与组织及农业大数据。近年来在专业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5篇，参编与主编专著5部，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入选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英才计划C类人才。
初景利、张冬荣：中国科学院图情档研究生教育的十点特质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简称“图情档”)研究生教育经历了40年的峥嵘岁月，也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作为中心曾经培养的研究生，我们真切目睹了中科院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研究生教育近十几年来的发展变化，亲身参与了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简称“中心”)的知识创新试点工程和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系统的创新变革，实际感受到从研究生到研究生管理者角色转变过程中中科院图情档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轨迹。国内的图情档专业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由于发展历史、学科渊源、培养目标等差异而各有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与学科专业能力。回顾中科院图情档专业教育的发展变化，我们认为中科院图情档研究生教育具有以下十点特质:1科教融合主导，院所协同为本中科院图情档研究生教育依托于中科院这一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依托于国科大这一独具特色的教育资源，依托中心这一国内最大的科学专业图书馆，依托于经济与管理学院(简称“经管学院”)这一国内一流的管理学院，将科教融合、院所协同作为最重要的办学特点，植根于中科院和国科大的肥沃土壤，在顶级的科研环境下汲取营养，发挥中心与经管学院双方的独特优势，共建国科大经管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协同开展研究和教学，倾力、合力打造图情档研究生教育。这是中科院图情档研究生教育独有的特质与能力，是中科院图情档研究生教育的魅力所在，也是中科院图情档研究生教育不断创新发展的活力所在。中心研究生教育40年来的发展，与中科院和国科大的发展息息相关。2专业设置精干，学科体系完整中科院图情档专业教育发端于1958年的中国科学情报大学(设科技情报系、编译出版系、图书馆学系)，而图情研究生教育创立于1979年，是我国继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以外第三个图情研究生教育培养机构。1979年9月开始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联合招收和培养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计算机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应用)，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联合招收和培养图书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信息资源管理)。1986年11月，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两个专业同时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12月获得图书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1996年9月与南京大学联合获得情报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1月独立获得情报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2012年1月获得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目前设立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两个专业、博士和硕士两个层次的研究生教育，同时在硕士层次设立档案管理、编辑出版等方向，在博士层次设立数字出版与传播、智库理论与研究等方向，这也是中科院培养环境下打造的研究生培养特质。3学科定位前沿，培养目标前瞻中科院图情档研究生教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强调密切结合数字网络时代的特点和文献情报机构发展的实践需求开展基础与战略研究、应用与技术研发，推动学科发展与创新，引领理论与学术前沿。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的大背景下，中心的研究生教育积极打造新形势下研究生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以“知识组织和知识服务”为学科核心竞争力，致力于培养具有信息管理、信息计量、情报研究、数据分析、学术出版和智库研究等能力优势的新型高端专业技术人才，适应国家对新一代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人才的需求。中科院图情档没有本科生，所有研究生均来自其他院校，也保障了中科院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交叉特性，将高校本科生教育与中科院研究生教育优势互补，有助于中科院图情档研究生教育形成自己的特质。4教研实践一体，突出应用导向
中心不仅是信息服务机构，而且是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机构，三者是密不可分的有机体。中心的研究主要侧重在:数字图书馆技术与系统、信息资源组织与建设、情报分析理论与方法、智能信息处理、科学计量学、用户信息服务等。承担了国家、科技部、基金委、中科院等多项研究课题。研究生还有机会参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创新实践训练计划。研究的结果直接或间接转化为实践性成果:信息平台、研究报告、咨询建议、智库报告、学术论文、学术专著、教材课件等。硕士核心课程包括: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现代情报学理论与方法、数据分析与管理技术。专业普及课包括:数字图书馆概论;信息与知识组织;信息用户与服务;情报分析与研究;信息计量学及其应用。专业研讨课包括:科技信息资源管理;科技评价方法与实践;信息素质教育与方法;科技政策与战略情报。博士生课程则开设:信息组织;情报研究与竞争情报;用户研究与信息服务;科学研究方法;知识技术;信息系统建设;情报研究与科技评估;科学计量学与科学图谱。所有骨干教师均具有丰富的一线业务历练与学术研究能力，保证了理论、教育与实践的结合，应用导向突出，也保证了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创新性较强。
5学术交流活跃，科研合作广泛
学术交流是一个学科学术创新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心多年来十分重视与国内外重要的学术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作为国际图联(IFLA)的机构成员，拥有专委会常设委员1人，每年派多人参加国际图联大会。中心也是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的理事长单位，在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等重要学术组织担任重要职位。中心建立有“群星计划”，每年选派多名优秀中青年业务骨干到国外学术机构进修访问或参加国际会议，有多名国外的专家担任中心的客座教授，应邀来中心讲学。中心、专业图书馆分会、各部门及学术期刊还每年组织不同主题的学术会议或培训多场。与国内外多家机构建立有稳定的业务与学术合作关系。
6师生平等相待，业务创新驱动
中心研究生往往享有与职工同等的权利和待遇，可以参政议政，有主人翁的地位。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师生关系，更是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平等地交流和讨论。研究生大多被纳入导师所在的业务部门，与导师及部门内的其他老师协同开展业务实践与专业研究，从而保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研究与业务的结合，共同推动业务的创新发展。所以，研究生的学习过程就是科研过程，也是参与业务实践创新的过程，操作动手能力比较强，从而保证了中心培养的研究生具有良好的科研素质和实践历练，在进入社会后能立即融入图书情报的一线实践中。研究生也往往在实践研究中寻找研究选题和学位论文选题，并将业务实践作为学术研究的环境与背景，有效地提升了学术研究成果及学位论文成果的前沿性与重要价值。
7学习氛围浓厚，奖助体系完备中心拥有良好的师资力量、科研条件、学术环境和场所空间，为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研究机会，有效地激发了研究生的科研动力和学术积极性。每年导师和研究生申请到国家级及部委级科研课题多项，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心也积极鼓励和支持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提供多种研究资助计划，国家层面有国家奖学金，院层面有院长奖学金、朱李月华奖学金、国科大优秀研究生，中心层面有馆长奖学金、李炳穆奖学金、顾敏奖学金、优秀研究生、优秀学生干部等。各类奖助奖励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受益面较大。这些奖助计划，不仅是研究生生活资助的重要来源，也是对研究生学习和科研取得的成就进行激励的有效方式，激发研究生的学习热情和科研积极性。8专业期刊云集，学术环境优越我中心主办多种学术期刊，其中多数期刊都是学科情报类期刊或由其演化而来的。有新中国成立后图情领域的第一份享有权威学术期刊声誉的大型学术期刊《图书情报工作》(半月刊)，还主办有被DOAJ所收录的OA纯网络期刊《知识管理论坛》(按篇出版)、国内图情领域最重要的技术类核心期刊《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月刊)、国内最早的英文学术期刊《数据与情报学报》(季刊)、最新创刊的数据领域英文学术期刊《数据智能》(季刊)、国内外唯一的智库领域学术期刊《智库理论与实践》(双月刊)、以计量为手段揭示科学发展特点与规律的学术期刊《科学观察》(双月刊)、国内唯一推动政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学术期刊《电子政务》(月刊)、国内唯一致力于科技期刊研究的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月刊)等共计15种。中心主办的这些学术期刊不仅是中心重要的学术资源，成为中心学术影响力的靓丽名片，更是中心内外研究生及其导师学术成果发表的重要阵地，是推动中心研究生教育与学术发展的重要媒介，营造了可谓得天独厚的学术环境。9业余生活丰富，保障身心健康研究生的生活并不是枯燥的，而是丰富多彩的。中心十分重视研究生的身心健康，利用各方面的条件和优势，积极为研究生创造了良好的业余文化生活环境，促进了研究生的身心发展，为学习和研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比如每年度的春游和秋游，多功能厅的K歌活动，地下一层的乒乓球馆和瑜伽馆，中心大楼前的篮球场和足球场，中关村体育文化中心(游泳馆、羽毛球)，周边的海淀影剧院、太平洋影城，等等。研究生的业余生活是快乐的，文体活动是愉悦的。研究生教育处提供学生活动所需要的经费。各种各样的活动可以让研究生放松精神，放飞生活，激发活力，增强体魄，有效促进了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效率。10打造素质教育，就业前景广阔研究生在中科院、国科大和文献情报中心的大小环境中接受沉浸式教育与研究，在科研能力和业务能力上得到了良好的训练，研究生学术视野广阔，科研基本功扎实，专业能力较强，因而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在图情及社会各界拥有良好的口碑。硕士研究生择业空间大，除了涉及政府部门、企业、图书馆、信息所、出国等各就业领域，还有直博或硕转博的机会，博士毕业研究生更偏爱学术型或教学型就业途径，多数已成为图书情报机构业务骨干和学界新秀。最近我们关于就业后研究生核心能力评价的调查显示，中科院图情研究生对图情核心能力的掌握整体上优于非中科院研究生。总之，中心所打造的专业与通识素质教育体系，使得研究生有更宽厚的专业基础、学科知识和专长，具有灵活的职业适应能力和职业竞争力。很多毕业生感慨:在中科院和中心读研的学习经历和实践历练是一生的宝贵财富。最后，我们引用2016年11月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专家评审意见，作为结束语:学科定位清晰，培养方向明确，专业优势突出，学科特色鲜明，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的结合，注重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优势学科的交叉及融合，培养的研究生科学素质较好，专业能力较强，在国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大的影响力。学科授权点学术队伍结构合理，科研能力强，科学研究取得了较多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学科授权点管理制度完善，积极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及课程改革，重视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及科研能力，学位论文质量良好，研究生培养质量较高，毕业生受到国内图书情报界的广泛认可。风雨兼程40年还在路上，我们还需要努力和奋进，更需要执着和坚守。 初景利:2000年9月-2003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国科大)攻读博士学位，2002年1月-2006年6月担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教育与研究发展部主任，2006年6月-2010年6月担任学科咨询服务部主任，2010年6月-2016年3月担任编辑出版中心主任。现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出版运营总监，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主编，《知识管理论坛》主编，《智库理论与实践》执行副主编，《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常务副主编，中国社科院《文献与数据学报》执行副主编。张冬荣:1993年9月-1996年4月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国科大)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中心工作，先后在信息咨询部和信息检索服务部(1996-2000)、信息服务部(2002-2006)、学科咨询部(2006-2014)、情报研究部(2014-2016)工作，长期承担一线服务任务，2004年起历任信息服务部副主任、学科咨询部副主任，目前担任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助理，兼任研究生教育处(科教融合办公室)处长，协管信息系统部工作。
吴慰慈：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教育40年寄语今年是中科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研究生教育创立40周年，令人敬佩，值得庆贺。研究生教育是大学本科后高层次教育，是在导师指导下的强化性学习，经历长期办学实践，中科院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研究生教育新特点。这些新特点可以概括为:(1)招生时着力招收学科背景多元的生源，提高研究生入学新生的全面素质;(2)加强基础训练，注重研究生的能力培养;(3)设置结构合理、体系优化、适应新技术革命要求的课程体系;(4)学位论文立足于独立科研能力的培养;(5)严格管理，加强指导，确保学位授予质量;(6)完善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保证的办法和措施。上述六点，是中科院研究生培养的简要概括，这种依托本院优势，以特色驱动发展，着力找准定位，加强专业技能型和实践应用型人才的能力培养，是符合实际需要的，也是值得提倡的。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研究生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学位的授予质量不断提高，我为此感到喜悦和自豪。我希望今后的研究生教育更加注重内涵发展，切实保证质量，努力提升培养方案水平，提升研究生生源质量，提升课程教学水平，提升培养国际化水平，提升研究生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学位论文质量。在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需要加强各部门的合作，构建多部门协同育人体系，实现对博士生教学过程和培养过程常态化监测督导，突出学科前沿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夯实基础，拓宽知识面，改善知识结构，增强适应性;搭建导师间学习沟通的桥梁，打造"图情档"管理学科博士生创新能力提升的精细化培养链。
吴慰慈:1937年生，安徽枞阳人。北京大学资深教师。曾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还曾兼任教育部高等院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等。长期从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马费成：特色鲜明的研究生教育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1979年开始招收培养图书情报专业研究生，从改革开放迄今走过了40个年头，值得祝贺!中心秉承“资源到所、服务到人”的理念，坚持“融入科研、支撑创新、需求驱动、持续发展”的战略定位，积极探索，开拓创新，倾力打造出集科研、教育、服务社会为一体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教育具有鲜明的优势和特色。首先是理论联系实际，中心作为国家科学图书馆，立足科学院、面向全国，注重理论素养与业务实践相结合，建设新型文献情报专业队伍。其次，服务文化贯穿培养体系，“融入一线、嵌入过程”，不仅是文情中心的发展方针，也是信息服务工作人员和研究生教育的理念与自觉行动;第三，科教融合，创新发展，北京、成都、兰州、武汉四个分中心、各个研究所图书馆密切合作，保障科技自主创新活动的开展，助力研究生培养。40年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培养了一批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为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17年10月，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共建成立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标志着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教育又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期待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教育在未来取得更加突出的成果。
马费成: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大数据研究院院长。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图书情报与文献学评审组副组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评审组成员，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国际信息系统学会(AIS)中国分会(CNAIS)副主席。
冯惠玲：特色战略铸学科华章祝贺国科大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业进入不惑之年!子曰"知者不惑"，历经40年风雨兼程，国科大图情档系满怀信心地进入知目标、知方向、知使命、知路径的发展新阶段。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具有显著的应用特征，培养的学生不可只会坐而论道，而应有驾驭各类文献信息的能力。在这方面，国科大图情档系具有明确的教育理念和得天独厚的办学条件，背靠文献情报中心这个实力雄厚的信息服务机构，以及中科院科研系统丰富的信息源，面向复杂多样的信息需求，教与学都有了坚实的基础。国科大制定的科教融合战略在图情档系落地生根，在打好扎实理论基础的同时创造性地开展多种多样的研究活动，为中科院乃至全国的科技事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学生的前沿意识、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同步提升，学科逐渐成熟壮大，实力不凡，可喜可贺!在信息和信息技术普遍渗透并得到改变世界的今天，时代呼唤信息管理类学科发展强健，社会需要一大批胜任数字信息管理的高素质人才。衷心祝愿国科大图情档学科不惑之年再出发，走出一条人无我有的学科发展之路，办出更大特色更高水平，为学科发展和国家信息化进程做出更加卓越的贡献!冯惠玲: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第七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组召集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电子文件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孟广均：跟随科图开创博士生教育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科图)从1979年在院计算所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现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支持下招收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起，相继有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两个硕士点和两个博士点以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开展研究生教育至今整整40年了!联想到世界上仅有的3个曾在图书馆办过图书馆学硕士点的美国亚特兰大卡耐基图书馆、洛杉矶公共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只办了几年就办不下去了，科图人应该感到多么光荣和自豪啊!我一生有幸的事之一是曾参与科图的研究生教育工作，先后担任过硕导和博导，共约20余年。应《图书情报工作》主编初景利教授之邀，这里仅简要谈下我做博导那点事。感谢给予我亲自讲述的机会!我是1993年成为中科院首位图书馆学博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直批的本学科第四位博导的(继武汉大学彭斐章、严怡民和北京大学周文骏教授之后)。对此，我的感受是颇为复杂的:一是荣幸，这不必多说，我只想强调，中科院是国内继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之后第三个创办图书馆学博士点的单位，但却是全世界在图书馆创办博士生教育的首例(而且至今已坚持了26年!)我不过是沾了中科院和科图的荣光，才有幸成为博导。我以作为科图人为荣，同时希望做到让科图也以我为荣。二是惭愧，自己只是个外语本科和图书馆学大专毕业生，赶上机遇成为博导完全是源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史鉴、白国应等老师条件比我更好，只因年龄关系失去了做博导的机会。三是委屈，因有自知之明，所以在风闻将被推举上报博导之前，一再恳请领导不要报我并批准我一年多后按时退休，但未获准;因年龄原因不能进入“创新工程”岗位，地位、待遇差别很大;做了牺牲(如60岁退休去一翻译公司，可另有笔较丰收入等)，还被人嫉妒多让我干了10年。但是，作为党和国家、军校和科图、家庭和学校教育培养多年的老职工，我还是具有应有的思想觉悟，能够要求自己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尊重领导，服从事业需要的!年近6旬的我深知时不我待，“韶光贵”，只能“不待扬鞭自奋蹄”了。领导和专家们的鼓励很重要!他们指出了让我做博导的优势:具有多年从事一、二、三次图书情报业务工作和翻译、编辑、教育、研究工作的经历;被认为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全面发展的专家;热爱事业，酷爱学习，能积极充实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在工作中总是边干边学边调研，成果较多，获得过院和国家科技进步奖;有在国外访学的经历和指导过学生的经验等。他们的认可给我增添了信心。我认识到既要谦虚谨慎，也不宜妄自菲薄，而应相信自己还是有实力能胜任的!在与博士生们教学相长的岁月里，值得回忆的往事还是不少的。(1)作为“首位”，我要求自己更加谦虚谨慎，力戒优越感和门户派系思想，敞开心胸，磊落做事。我积极提名和支持陆续增加近10位博导，并且好几年都把有限的招生名额让出，我指导的博士生1年一共才7位，对外介绍是科图的博士生，淡化具体指导者。主动邀请1位博导与我合作指导2名博士生，邀请2位博导参与我申请的课题研究和编撰专著，邀请3位博导的4名博士生参与我申请的课题研究和编撰专著。作为《图书情报工作》主编与编辑部一起，邀请多位博导的多位博士生做审稿人(社长和编辑部都热情支持我的博导工作，将编辑部打造成一个教学点———被博士生们称为“温馨之家”)。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将会议资料先让其他博导的博士生阅览等。这曾是我被评为中科院优秀教师的依据之一。(2)我指导的7位博士生都是名校硕士毕业的优才，3位来自武汉大学，2位来自中山大学，1位来自南14开大学，1位毕业于科图(本科毕业于武大)，6男1女。他们中4位是副教授，1位是中级人员，2位是学生。7人中5位是中共党员，1位民主人士，1位无党派人士。虽然背景、资历不同，但由于文化、思想素质都较高，大家都能相互尊重，团结友爱，相处得很好。他们在3-5年不等的学习研究过程中，都参与了我主持的院级和国家级课题研究，参与了专著编写，发表了多篇文章，学风严谨，最后大多数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们中有两人还获得过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科图李炳穆奖学金等，后来都成为了单位的骨干:教授、博导、研究馆员、馆长、副系主任、院长、大学副校长、总工、理事长等，再后来也有出国发展的。他们在各方面都远超过我让我感到欣慰，同时我也要感谢他们给予我的信任、帮助和包容!(3)我指导博士生的主要特点是发挥大家都有较好的学科知识储备和英语阅读能力的优势，教学相长，一起跟踪学科的发展趋势，关注新理念、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等前沿课题，群策群力，集体攻关，因此学研成果的质量较优。我常提出一些题目，师生分别准备，一段时间后办一次沙龙，交流观点看法和心得体会，学生先发言，老师做小结，最后分别或合作撰写文章。这些年师生合写的文章至少有16篇，有两人的和多人的，有发在国内刊物、专著、会议录、年鉴和国外英文刊物、台湾地区刊物的，除了中文也有英文的。我要求合作文章的质量应该更高一些，我们6人合写的《信息资源管理思想的升华》(我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分报告之一)和2人合写的《对美国一段学科史的学习心得》(被收入中国科技情报学会的《中国科技信息事业创建40周年文集》)等都获得了专家的好评。我们合写的《信息资源管理导论》是国内该领域最早的专著，难得地获得中科院出版基金支持，199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被不少大学作为考研参考书、教科书，2008年出了第3版，至2018年出版20周年已加印10余次。南京大学社科评价中心公布，该书与我们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成果《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年出版)均被列入本学科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前10名，分列第3和第6。看来坚持发扬特点，教学相长，师生共进步，效果一定好!(4)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个图书情报学不是“纯科学”，不需要纯理论家，而是管理科学下的一个门类，实践性、应用性很强，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的人才。在大型研究型图书馆办博士生教育，由于业务水平高，应用技术强，导师都是高级业务专家而且大都有攻读过本专业的经历，正好符合这一要求，具有这一优势，将博士生培养成具有高级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领导型人才。我们师生合作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1999年)和《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最新理论与实践研究》(2009年)都包括基础理论、技术、服务、管理4大部分，只是后者将服务纳入新技术应用部分，新增了教育部分，都体现了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理念。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也都是既瞄着当时国外最前沿、发展前景广阔的课题，也充分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理念，他们的题目分别是电子图书馆(后来多用数字图书馆)、信息主管(CIO)、信息资源管理(IRM)、图书馆全面质量管理(TQM)、电子文献、信息战(1位军事院校图书馆馆长在职读博)、经济信息资源管理等。这一条可说是图书馆办研究生教育的最大优势和特点吧!(5)要求自己对博士生做到尽心尽责，严格要求，也讲关爱。我总是恳切要求博士生认识到能读博是人生的一大幸运，珍惜难得的读博机会，一定要抓紧宝贵时光刻苦研读，积极充实自己。对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从开题到答辩都很重视，要求一定要下功夫使论文厚实，有新意和创新性，在内容、结构、文字、著录等方面都力求严谨、精细，真正体现出博士水平，同时我也给予实在的指导，甚至动手逐句审读、修改。有位在职读博的是位馆长，分心较多，论文写作拖拉，我一边经常催促、批评，一边照顾其实际困难，以美国在职博士生有长达6年毕业者为由替他说情延后，坚持到5年后论文达到要求才准其答辩。对首位博士生(学生出身)用心更多，这是位武汉大学优秀毕业生，被保送到科图读硕士。我一开始就让他攻读一本大部头的关于“协调合作发展藏书”的英文原著，让他边学习研究业务边提高英文，他聪明又勤奋，很快就发表了有关的文章，以此为题的毕业论文被评委评为优等并被推荐直接读博。读博期间我策划与他合作发表7篇中英文文章发表在海内外期刊上，前几篇我署名在前有引荐之意，还策划让他翻译情报学史方面的书，由我校译，连载在《情报科学》期刊上。为他选定的题目也是当时国际上刚成热点的电子图书馆，还推荐、支持他与海内外有关专家通信请教，毕业答辩7位著名教授也给评为优等。随后还为他留在科图工作，评聘职务、职称甚至分房等都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总是希望他们成为货真价实的博士和大家的好榜样，也总是希望科图成为优秀人才的向往之地!(6)在做情报调研工作期间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重视调查了解国内外同行的情况，以便学习经验、汲取教训。在教育方面，我在1973年领导让我主编的《国外图书馆参考资料》(二)中即介绍了美国图书馆学院的情况。后来经常对国内外本学科的教育进行调研，并撰写了不少书文和应邀办讲座宣介。担任博导后，也结合工作发表了“对图书馆学教育几个问题的看法”“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研究生教育20年”(中、英文)“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调研与分析”“关于图书馆学博士生教育的随想录”等文章;还结合担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的工作发表了“关于学科建设:为文献信息管理学鼓与呼”“关于学科建设和名称设置之我见”“重视发展二级学科科学定名一级学科”等文章。我多年来有幸得到很多上门学习、请教、交流的机会，受益良多。例如从1994年起，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先后举办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首批博士生毕业答辩会，我应邀作为答辩委员，见证了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图书情报学档案学博士诞生，这可是中国本一级学科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我对做出了可贵贡献的各位导师满怀尊敬之情，对各位后起之秀满怀赞赏之意。此后一直到2013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都盛情邀请我参加博士生毕业答辩和一些学术会议，基于对此国际一流的学术圣地较为深入的学习、了解，曾于2001年发表了“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应邀在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研究所讲学两周后，也发表了专文介绍该所的研究生教育。(7)我认为，科图应该为40年前做出的创办硕士研究生教育和26年前创办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决定感到欣慰和自豪。因为科图不仅取得了大量出色的学术性支撑工作成果，还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热爱专业、完善自我、励志成才的杰出的高级人才，例如刘细文已是院中心副主任(硕士毕业于院中心，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李春旺已是院中心纪委书记，张智雄已是武汉中心主任，孙坦已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信息所所长，李广建曾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初景利已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学系首任系主任，冷伏海已是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战略情报研究所所长，陈定权已是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副院长，霍国庆已是全域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联盟(全科盟)理事长，谢阳群已是合肥师范学院副院长等，都成为了业务中坚、学科带头人、事业成功的典范。我也常为与我教学相长的汪冰、谢阳群、罗曼、石宝军、霍国庆、郗沭平、王进孝等都成为了优秀专才而感到快慰。他们给予了我很多的支持和帮助，令我铭感在心。他们每个人的优点和特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才思敏捷的霍国庆撰写书文下笔如神，又快又好，对人也是有情有义;沉稳老练的谢阳群少言寡语，但胸有成竹，虽一边担任大学的院长一边读博，但能实实在在地学习研究，做到了两不误;唯一的女生罗曼不显山不露水，与世无争很低调，但默默地做好事，如每天打开水打扫卫生几乎都是她在做，而且学习研究都优秀，等等。他们后来大都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8)反思起来，还是有一些不足和应该做得更好之处，这里就不展开了。最后想说，对那些在申办过程中做出极大努力的院、馆领导和教育主管，对那些支持我们申办成功的兄弟单位、国家领导机关和专家们，我们应永怀感激之情!如何把这些点坚持办好，好上加好，不辜负国家和业界、学界对我们的信任与期望，是摆在后继者面前的一项重任，切望大家奋力前行! 孟广均:2004年退休前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图书情报工作》主编，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规划与评审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情报学编委会副主任等。共发文2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20余种。曾获中科院和国家科技进步奖、全国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等。
孟连生：创新乃学术研究之本—《中文科学引文分析》学位论文诞生记科技发展靠创新，创新之路有坎坷。回顾我的学位论文写作过程恰恰印证了这一道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研究生培养工作起步于1979年，我是中心的第一个图书情报领域的硕士研究生，与我同届的还有朱献有、许志强和朝芳三位攻读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回想起读硕期间的峥嵘岁月，令我思绪万千，感慨颇多，久久难以释怀。在纪念中心研究生培养工作40周年之际，很高兴能够在此分享我撰写硕士学位论文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借以感怀那段中国现代图书情报事业与我自己都处于懵懂发展之中的芳华岁月。1学位论文研究主题的遴选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国家对科研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更多的经费支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原名)的资源订购数量有了大幅度增加，在新订文献中有一套订价最贵的检索工具书，就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出版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s，SCI，即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前身)，当时中国只订购了两套，另一套在国家图书馆。SCI是一种新颖独特的检索工具，不仅具有文献检索功能，而且具有科学计量分析功能。SCI的使用方法不同于CA、BA、EI等传统的文献检索工具，需要将其引文索引、来源索引、机构索引和轮排主题索引4个组成部分配合起来，才能完成文献检索的全过程。因此，尽管装帧十分精美的数十卷SCI摆放在检索室一进门醒目的位置，可是在订购后的很长时间内，SCI始终很少有人问津，包括检索室的老师在内，没有多少人了解该索引的使用方法和利用价值，SCI犹如一颗藏于深山的宝石，有待被发掘，被利用。作为专业课学习的一项内容，在导师彭蟲源(她那时是检索室负责人)的安排和指导下，我花了很长时间，对SCI的使用方法进行了深入学习，同时研读了SCI创始人加菲尔德博士和其他专家在SCI上刊载的以及在美国和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关于SCI在文献计量学领域各种应用的数十篇文章，并将一些重要文章翻译成中文，以便加深理解。通过这样系统的学习，不仅熟练地掌握了SCI的使用方法，而且对其在文献计量学方面的利用价值与方法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为之后在检索课或培训班上介绍SCI的使用方法和利用价值奠定了基础。1980年下半年，在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遴选的过程中，我想能不能尝试编制一个中国自己的科学引文索引，从国人的角度探索文献计量学的分析评价方法，以文献计量学视角宏观揭示中国科学的发展概貌，以及各学科领域之间的学术关联。虽然SCI中收录有中国科技期刊，但是那时该索引每年收录中国出版的期刊不到10种，很难反映中国科技各领域发展的全貌。况且当时订购的印刷版SCI仅适用于进行文献检索，无法利用其开展文献计量学方面的深入分析和探索。经过与导师的多次沟通和详细论证，最终确定以“中文科学引文分析”作为我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2学术研究的环境与条件开展引文分析，特别是针对中文科学文献的引文分析的前提，是要有相应的中文科学引文数据库，但是在那个年代，若想建立这样的数据库谈何容易，理论障碍重重，工作困难处处。那时的技术环境和工作条件非常艰难。那时，没有笔记本电脑，没有台式计算机。IBM286、386、486、586等台式计算机的出现是190年代的事，它们的广泛使用更是200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没有网络。互联网是在1980年代在美国开始出现，1994年正式引入中国的，中国各大网络系统是在这以后才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自然，基于网络系统提供服务的Email、MSN、QQ等通讯工具也尚未出现。那时，没有联机检索数据库。虽然美国从1960年代开始建立文献数据库，自1972年起，DIALOG、STN、ORBIT、MEDLINE等联机检索系统相继通过海底电缆和卫星通讯等方式提供国际联机检索服务。但是直到1985年之后，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单位才相继设立国际联机检索系统终端，在国内以十分昂贵的价格为用户提供国际联机检索服务。那时，没有光盘版文献数据库。1985年世界上第一张商品化的光盘版文献数据库———Bibliofile在美国问世，1990年代后中国各主要图书馆才开始逐步引进以光盘为载体的电子出版物和文摘数据库，为用户提供收费文献检索服务。那时，没有中文文献数据库。1992年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建成了“中国科技期刊题录数据库”，开创了中文文献数据库的先河。1995年以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文献数据库”等中文文献数据库才逐步开始为用户提供服务。那时，没有汉字编码。计算机只能处理拉丁字母形式的数据，当时学术界有一种思潮，认为汉语是一种落后的语言，其方块字的形式无法适应现代技术发展的需要，中文的发展出路是普及“世界语”，或者是汉字拼音化。直到1980年代后期，发明了汉字编码，解决了汉字的计算机处理问题之后，这样的论调才得以平息。那时，没有显示器。不要说液晶屏的，就是阴极射线管的也没有，无法随时监控和调整计算机的运算进程。计算机与外界进行数据交换主要依赖输入、输出设备，包括穿孔卡片机、穿孔纸带机和宽行打印机等。以穿孔卡片和穿孔纸带为载体将欲处理的数据和运算指令传送给计算机，计算机则通过宽行打印机等设备将处理结果报告给人，数据存储介质通常是大盘的磁带。后来有了显示器，方便了人机交互，但是开始数年显示器是单色的，彩色显示器和鼠标的使用则是1990年代的事情了。1970年代末，国内一些主要的文献情报机构开始进行计算机检索和图书馆自动化等方面的应用探索，纷纷成立计算机小组，建设计算机房，添置中、小型机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使得我国图书情报领域逐渐步入了计算机应用时代。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是国内最早开展计算机应用试验的图书馆之一，大约在1979年，图书馆装修了一间计算机房，购置了一台IBM1123计算机，体积大体与一个衣柜相仿，同时配置了输入、输出设备。成立了计算机小组，沈迪飞任组长，张希轩任副组长，他们对馆里计算机自动化工作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3论文的完成过程箭在弦上，岂能不发，困难重重，总是能找到克服的办法。建设中文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Index，简称CSCI)，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确定来源文献和怎样加工数据的问题。经过多方调研和深入分析，考虑到拟加工文献的可获取性，在导师的指导下，遴选了132种当时最为重要的中文科技期刊作为CSCI的来源期刊，依据科图分类法，将这些期刊划分为10个大的学科类别。鉴于做学位论文的时间很短，个人力量也十分有限，当时确定以这些期刊1980年全年发表的学术文章作为拟加工处理的来源文献。最终加工了这些期刊当年出版的54期上发表的7658篇学术论文，以这些论文作为来源文章，构建了用以进行中文科学引文分析的基本数据集。针对计算机不能处理中文的问题，我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将所有需要处理的汉字都转换为汉语拼音进行标引，这样处理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所有汉字都可以转换成汉语拼音，但是若想将它们都准确无误地“翻译”回原来相对应的汉字则基本是不可能的。针对这一问题，我采取了依据参考文献的语种和文献类型区别对待的解决办法，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有些进行深加工，有些进行浅加工。对所有外文参考文献进行浅加工，即仅标引外文参考文献的语种和发表时间。中文参考文献则根据文献类型加以区分，对文献类型为科技期刊论文的中文参考文献进行深加工。对图书、手册、专著、会议文献、科技报告和内部资料及其他等类型的中文参考文献进行浅加工，即仅标引这些参考文献的文献类型、发表时间和大的学科类别。浅加工标引的文献仅用于进行引文在各个学科领域分布情况的统计和分析。在标引过程中，由于无需将浅加工的参考文献逐一与来源文章建立引证关联，从而极大地减轻了标引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中文科技期刊引文是本研究的重点分析对象，为了反映文献之间的引证关系，需要对每一条中文期刊参考文献进行标引，使之建立起与来源文章的引证关联。由于那时的计算机不能处理汉字，不可能标注每一篇文章的标题，我采取了以标注每一篇文章的出处，即文章的著者、期刊刊名，加上文章发表的年、卷、(期)、页来代表一篇文章的方式，解决了文章的唯一性鉴别问题。为了便于加工和整理数据，决定以图书馆过去使用的目录卡片作为载体进行数据标引。具体数据加工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确定加工对象，选择来源期刊中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作为拟标引的来源文章。针对来源文章所列参考文献中的中文期刊论文，即被引文章进行逐一标引。在每一张卡片上标注出被引文章的著者、刊名、年、卷、(期)、页，下面列出引用了该文章的来源文章的著者、刊名、年、卷、(期)、页，这样便可将被引文章与来源文章之间建立起引证关联。对于来源文章中引用的其他文献类型中文参考文献，仅标注文献类型、发表时间和大的学科类别。对来源文章中引用的外文参考文献仅标注语种(英、俄、日)和发表时间，一篇来源文章的标引工作就完成了。所有个人著者姓名均采用汉语拼音全拼方式进行标引，多著者文章仅标注第一著者。团体著者仅标注“TT”，而不标引团体的具体名称。期刊刊名采用刊名的汉语拼音首字母进行标引，对于首字母重复的刊名再附加上特殊的标识予以区分，另外用卡片做一个期刊名称对照索引，来解决首字母刊名反转回汉字刊名的问题。对于汉语拼音著者姓名反转回汉字著者姓名，以及汉语拼音著者姓名重复的问题，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办法。对论文分析过程中需要着重深入分析的刊名、著者或文章，在数据的后期处理时，通过核实来源期刊的方式，将他们都反转为汉字后再进行分析。对于汉语拼音重名的著者，通过引入文章出处的方式来解决重要著者的唯一性鉴别问题。对于所有不拟进行深入分析的更大数量的汉语拼音著者姓名，由于不会对本研究各项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产生影响，所以没有必要将它们转换回汉字著者姓名，也没有必要对著者姓名是否重名加以鉴别。加工数据期间，我一直住在馆里提供的学生宿舍(位于中关村南路8号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老馆舍的后19院)，每天从图书馆借出10余册期刊，对期刊中每一篇有学术价值的文章进行标引，第二天归还，再抱回另外一摞期刊。枯燥无味的工作持续了几个月时间，夜以继日地标引数据，总计累积近20个抽屉的数据卡片。采取这样的数据加工方法，不仅解决了计算机不能处理汉字的问题，而且极大地减少了文献数据标引的工作量，使得巨大的数据加工工作能够仅靠一己之力在有限的时间内得以完成。数据标引工作完成之后，利用本单位的IBM1123计算机进行了数据转换，先使用穿孔卡片机将数据卡片上的内容“打印”到穿孔卡片上，再将数据转入计算机，形成电子版的数据集合，存放在大盘的磁带上。之后又将数据磁带送到米市大街的北京市计算中心，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用WANGVS?80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各项处理和分析。在整个数据处理过程中，同学朱献有和许志强在忙于完成自己学位论文的同时，先后帮忙用COBOL语言编制了20个程序，建立了大小50多个数据文档。没有他们的无私帮助，研究工作根本无法完成，在此要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最后形成了三种版本形式的CSCI，即经过对数据卡片重新排序而形成的卡片形式的CSCI，由计算机编辑并以宽行打印机打印出来的纸版CSCI，以及可供用户进行计算机引文查询的磁带版CSCI，三种版本的内容完全相同，但是在数据组织结构和具体查询方法上则各具特色。此外，还建立了一个电子版的中文期刊引文报告(ChineseJournalCitationReport)文档，用以反映中文期刊之间的相互引证情况。CSCI数据库的建成，为本研究所进行的中文科学论文引文结构和引文关系的探索与分析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在标引的132种554期7658篇来源文章中，有919篇文章未列出参考文献，另外6739篇文章列出了各文种、各类型参考文献58846条，平均每篇中文期刊论文列出8.73条参考文献。所标引的10405条中文科学期刊引文，涉及到755种被引期刊上发表的8276篇被引文章。每种期刊平均被引13.8次，每篇期刊论文平均被引用1.26次。总共涉及个人被引著者(多著者文章只统计第一著者)4098个，团体被引著者20余个，平均每个著者有1.9篇文章被引用，每个著者被引用2.4次。针对中文期刊论文的引文分析是学位论文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进行了如下几方面探索。第一，从学科的角度讨论了我国科学家们在选择参考文献时，对各文种、各类型文献的利用情况。第二，从时间的角度讨论了中、外文文献在利用时间上的差异，以及各学科学术期刊的半衰期问题。第三，从期刊角度讨论了引文的离散现象与集中现象。第四，运用共引文分析方法，从文章角度讨论了地学论文的引文结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中文科学文章参考文献的文种结构与文献类型结构分析，引文时间分布曲线与中文科学期刊的半衰期，引文的离散性与集中性特征，试用引文的集中性特征确定了中文科学核心期刊，以地学引文为例探讨了共引文分析方法的应用效果。通过对文献计量学方法的多方面尝试，基本上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科技期刊论文的引证规律与特征。4论文完成的意义及其后续影响学位论文的完成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各领域引文数据库建设和文献计量学研究与应用工作的发展，其意义与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以实证分析的方式对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深化了我国在文献计量学领域的研究工作，扩大了我国在本领域研究的影响力。正是由于该项研究，中国科学院派我作为访问学者，于1985年和1993年两次(第二次与蒋颖一起)到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进行了各两周时间的交流访问，与该馆文献计量学研究组的布劳恩博士、舒伯特博士等进行深入学术交流，介绍我们的工作成果，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其次，在各方面技术条件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首次进行了中文科学引文数据库建设尝试，探索了引文数据库建设的基本方法与流程。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当时的业务处长符志良老师，高瞻远瞩地意识到这是一项非常有发展前景的事业，于是组织馆里的专家连续多年撰写报告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于1989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支持，中国科学院提供匹配经费，项目任务书要求利用3年时间初步建成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这也是我国图书情报领域为数不多的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研究项目。在基金的支持下，经过项目组的数年努力，建成了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后来扩展为中国科学文献服务系统(ScienceChina)。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文献数据库之一，受到各界用户的认可与学术界的好评，在促进我国科技发展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建设工作在1990年代分别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次。第三，CSCI的建立以及基于CSCI所做的引文分析，可以说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图书情报领域所进行的一项很有意义的探索，不仅在国内广泛传播了引文索引及其应用方面的知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献计量学研究与应用在中国的发展。此后国内许多单位或个人在进行引文数据库建设或文献计量学研究的过程中，都参考或借鉴了该研究的成果。基于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内容在《情报科学》期刊1983年第1期上发表的“中文科学引文分析”一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根据CNKI数据库的查询结果，到目前为止该文被引用过272次，被下载过510次。1980年代末该文获得了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10周年优秀论文奖”。第四，学位论文通过对CSCI多方面的文献计量学分析，以多种数据或图表反映当时中国科技期刊和科研人员的文献引证情况，勾画出1980年我国科技期刊论文的引文结构图，包括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的确定，中文科技期刊半衰期的探索，各科学领域之间引证关系的分析，地学领域的核心著者与核心论文、中国学者引证国外各语种文献的比例等。这些量化的文献计量指标，可作为以后进行同类研究的参照数据。通过对比分析，反映出我国科技发展对不同类型文献应用的变化情况，各学科之间引证关系的演变情况，以及各领域科技期刊出版利用的发展情况。以上是我完成硕士学位论文的过程及当时的背景情况，希望我的研究历程能够对后来者有一些启发。仅以此文献给我的导师彭蟲源老师，献给我的培养单位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献给40年来为中心研究生培养工作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领导和同仁。过眼年华，动人幽意，相逢几番春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孟连生:生于1951年，北京市人，文学硕士，中共党员，曾赴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学习。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历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业务处处长、数据库部主任、NSTL数据库建设部主任。兼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委员会委员、欧美同学会理事、多种期刊编委。发表论文100余篇、论著数部，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2次、三等奖1次，培养硕士7名、博士20名。
王静珠：科图研究生教育工作的起步之路1977年，我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来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原名，以下简称“科图”)，被分配在业务处做职工继续教育的管理工作。1979年后又开始承担了研究生教育创建与管理工作，虽然后来馆里的部门设置几经调整，但我始终从事同样的工作，直至2008年退休，整整30年参与并见证了中心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事业从创立到发展壮大的全过程。很高兴能够应初景利主编之邀，在这里谈谈科图研究生教育工作是如何起步的。概括而言，科图之所以能够在1979年成功创办研究生教育事业，大体可以归纳为三方面因素。这里不妨用“天时、地利、人和”来加以描述。首先是天时。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科教事业，蓬勃发展。199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研究生院联合创办学位教育，以研究生院进行学籍管理和基础素质培养、各研究所负责专业素质培养、导师指导撰写学位论文的方式来开展研究生教育工作。当时科图的佟曾功馆长深切地意识到人才培养对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敏锐地看到了当时国家的政策环境和中国科学院的学术条件，对于科图创办研究生教育工作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单位，应该不失时机地搭上这趟列车，开启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工作，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积蓄力量。于是组织各方面人员，正式启动了向中科院和国家有关部门申请研究生培养资格的工作。其次是地利。科图成立于1950年，到1979年经过30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馆藏资源，成为国内科技领域首屈一指的专业图书馆。科图拥有一支在国内颇具影响的专家队伍，无论是陶孟和、佟曾功、彭蟲源等老一辈专家学者，还是白国应、孟广均、辛希孟等学界翘楚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颇具建树。在图书情报理论研究领域，科图提出和践行的许多理论观点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在文献信息服务方面，科图的诸多服务产品和服务模式在业内受到广泛关注。科图的众多研究成果在国内名列前茅，科图人创立的《科图分类法》作为当时国内流行的四大分类法之一，在专业图书馆界得到广泛应用。以《图书馆工作》(《图书情报工作》的前身)为代表的多种专业出版物在促进本领域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都充分表明科图完全具备了培养研究生的实力与基础。三是人和。当时作为一个专业文献信息服务机构，开展研究生培养工作存在着一些先天的薄弱因素，例如，缺乏师资力量、缺乏教学经验和专业课教材等。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与弥补不足，馆领导提出了与兄弟单位联合培养的方案。经多次联系和深入沟通，最终确定与中科院计算所联合招收和培养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攻读方向是计算机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应用。公共课在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开设，专业课在中科院计算所开设，学生毕业后由中国科大研究生院授予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联合招收和培养图书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攻读方向为信息资源管理。公共课在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开设，专业课在北京大学开设，学生毕业后由中国科大研究生院授予毕业证书，由北京大学授予学位证书。实践证明这是一项颇具智慧的解决办法，正是由于采取了联合培养的方案，弥补了自身在专业课授课方面存在的不足，科图的研究生培养工作才得以获得中科院和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从而开创了科图事业发展的一段崭新的征程，成为当时除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之外，我国第三家图书情报领域研究生培养单位，也是国内第一家非高等教育机构培养本领域研究生的机构。40年来，在科图历届领导、教师、各部门相关人员和所有同学的共同努力下，科图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他们的足迹遍布天下。今天，看到科图的毕业生在全国各条战线上承担着多种多样的重要工作，利用他们的智慧、学识与才华，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我感到十分欣慰。作为与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共同创业和奋斗过30年的老同事、老战友、老教师，我由衷地祝愿我们科图(中心)的研究生教育工作在未来发展中更加壮丽辉煌。 王静珠:女，生于195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中共党员，197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研究馆员，先后在中心业务处、人事处和教育培训部负责职工继续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教育的开创者之一。 刘会洲：砥砺耕耘40年人才培养结硕果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建校40周年。时光流转，今年在共和国70华诞、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建院70周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成立69周年的历史时刻，我们又迎来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研究生教育工作40周年。在此，我代表中心党政领导班子，谨向长期关心、支持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各级领导、业界专家、同行同事及国内外校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回顾过去，中心的研究生教育与国内外的图情档研究生教育相伴相随，与中心的业务建设和能力建设同步发展。没有中心的发展，就没有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同样，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心的业务创新与能力提升。40年来，中心的研究生教育一直是中心完整的业务体系有机组成部分，得到了历任领导班子和全体员工的高度重视、鼎力支持与无比关爱。1艰难肇基，探索起步，强本拓新，转型发展在刚刚恢复高考制度不久，1977年11月3日，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的通知》，长期中断的招收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从此开始恢复，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迎来了春天。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前身)成立，这是全国最早创建的研究生院。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科图”)馆长佟曾功先生的支持下，我馆相机而行，努力克服在教学管理经验、课程体系设置、技术支撑环境等方面的困难，于1979年分别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现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建立资源互补的联合培养模式，探索启动了研究生教育工作，成为继北京大学与武汉大学之后，我国第三家图书情报领域研究生培养单位，也是国内第一家非高等教育机构培养本领域研究生的机构。起步之路虽艰难，但科图人行稳致远，藏器待时。1985年1月，中国科学院响应“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从而正式确立了图书情报一体化的模式，标志着中科院引领全国业界开始进入由传统图书馆过渡到现代化文献情报中心的新阶段，中心研究生教育工作由此开始，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1986年，我中心同时获得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两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又获得了图书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与南京大学强强联合，获得情报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心成为首个非高校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博士研究生培养点。2005年底，中国科学院党组就院文献情报系统改革发展问题，提出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组建方案。这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56年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体制改革。中心抱定“敢为人先，甘为人梯”的改革信心与发展初心，不仅在推动实践领域的持续创新上赢得了各方面的肯定和支持，我们还坚持立足实践的图书情报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研究，逐步发展成为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学术型文献情报机构。2011年，我中心独立获得唯一的非高校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并于次年(2012年)设立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至此，中心研究生教育工作已形成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和硕士两个层次完整的研究生学位教育体系。 2好学笃行，造育栋梁，谦谨务实，唯实求真早在中科院图书馆成立之初，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先生作为首任馆长，就十分重视图书馆干部的培养和训练，强调学术研究与岗位培训相结合，从而奠定了专业教育的基础。1979年开始启动研究生教育时，佟曾功先生、彭蟲源先生、白国应先生、孟广均先生、辛希孟先生、徐引諶先生等中心老前辈就作为学术与业务专家成为早期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领导人和学术导师。当年的首批研究生孟连生研究员、朱献有研究员、许志强研究员等都在寓教于研的培养过程中，成为图情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又作为下一代的学术导师，继续着前辈的研究生教育工作。中心研究生教育事业就这样代代传承，薪火不断!中心始终努力建立良好的教研一体化工作机制，把教育培养融于学术研究与业务实践，教研并举，挖掘研究生的潜力，与导师一道，以勤奋为本，奉献为要，融入中心发展的主流，为中心的发展做出贡献。例如先后研制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全国外文期刊联合目录、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等国内享有声誉的产品与服务，创办了《图书馆工作》(《图书情报工作》前身)、《现代图书情报技术》(《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前身)等一系列专业刊物;推动和践行图书情报一体化，立足原始创新，着力改革发展，参与组建“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承担国家科学图书馆的职能和任务，牵头建设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组织全院文献情报系统共同建设数字化网络化的科技信息集成服务体系;近些年来中心又在全国引领推动嵌入式学科服务，创新战略情报与学科情报服务产品体系，在科技智库、科技信息政策、期刊出版、科学文化传播、院史馆等多个方面有了很大的拓展，在支撑我院、地方科技和国家的科技竞争力方面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可以说，这其中每一项成就，无一不浸透着导师和研究生的心血与付出，中心研究生教育对中心事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国内图书情报教育领域有别于普通高校的一道靓丽风景线。直至今日，从普通的业务岗位，到部门主任，从业务骨干，到中心领导，从一线从业人员，到指导研究生和开展教学、科研的硕博士生导师，许多人都曾经是我中心的研究生，而今已经成长为推动我中心事业发展的栋梁。中心首先是研究生教育的最大的受益者，这是国内其他任何图书情报机构都无法比拟的，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也是中心40年来能够引领变革、事业创新、学术强劲、人才辈出，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中心研究生教育工作还秉承树人育才、兼收并蓄、开放治学、学风严谨的理念，海纳百川，延揽英才，吸引一批高校信息管理专业高级人才攻读博士学位，部分人才毕业后直接留在中心工作;同时，中心不拘一格，教学相长，培育英才，将研究生作为中心创新生力军和学术研究与管理支撑的重要力量，对研究生委以管理或研究重任，通过实践历练培育具有创新精神、改革热情和专业过硬的高素质的业务管理与专业技术人才，并成为业界专家与学术翘楚，为我中心、我院和国家的图书情报事业的创新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独领图情研究生教育之风骚。
3坚守初心，科教融合，协力创新，追求卓越
2012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与院属科研机构在管理体制、师资队伍、培养体系、科研工作等方面高度融合，着力建设面向国际化、复合型、创新型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具有“超一流”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与机制。2017年，由中国科学院大学时任校长丁仲礼院士亲自命名，依托我中心，与经济与管理学院共建，成立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不仅提升了中心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地位，拓展了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支持资源，更有力地促进中心研究生教育工作与国科大、经管学院及中心业务管理单元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合作。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的成立，为中心研究生教育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和新起点。一方面，中心持续推动研究与教育相融合，坚持培养模式与教育特色，打造教学规范体系、培育名师名课名教材，扎实做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近些年来，多位老师获得了“中国科学院朱李月华优秀老师奖”，《现代情报学理论与方法》获得国科大校级优秀课程奖，近两年还将陆续有6门专业课程获得中国科学院大学精品教材资助，多位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中国科学院院长优秀奖学金”“中国科学院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等，中心通过自主设立馆长奖、李炳穆奖学金、顾敏奖学金等资助和鼓励研究生投身于研究和学习。中心于2013年开始承办“全国优秀大学生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夏令营”，广纳高校优秀学子，从源头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2017年主办“第七届全国情报学博士生论坛”，2018年启动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教师导师岗位培训班，主办了“全国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研究生教育与高层次人才培养学术论坛”。另一方面，中心积极推动服务与教学相融合，开展全院研究生信息素质教育服务工作，拓展信息素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构建面向创新素质教育的泛信息素质教育新体系。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设图书情报教研室和信息素质教研室。截至今年(2019年)春季学期末，已开设《科技信息检索与利用》《科学数据管理与应用》《专利申请与专利信息利用》《科技发展态势分析》《科学研究与论文写作》等泛信息素质教育课程14门，完成4000余学时教学任务，课程选修达150余人次。2013年，中心首次与国科大联合举办“科研教育开放科学数据创新应用大赛”型学分课程，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信息素养教学的新型人才培养机制的积极尝试和创新举措。2019年面向国科大博士生和高年级硕士生开设公共必修课《学术道德与学术论文写作规范》，选课人数达2000多人。研究生教育必须面向创新，引领发展，这是新时代赋予研究生人才教育的新使命。我们要重新认识图书情报研究生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充分利用各类研学资源与发展环境，在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引领下，肩负历史责任;我们要坚持“科教融合、育人为本、协同创新、服务国家”的办学理念和研究生教育工作方针，提升和优化中心研究生教育工作在院文献情报系统建设、中心战略规划与发展中的布局和定位，并把加速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加强研究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核心任务，在研究生教育改革实践道路上开拓新局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科学院图情档研究生教育特质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与路径。深耕细作四十载，人才培养结硕果。回顾中心研究生教育四十年，我们走过了一段不平凡且具有非凡意义的岁月，我们无怨无悔;在未来的岁月里，相信我们也一定能守望初心，坚持优良传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携手同行，让历史见证新的更大的辉煌!
作者简介：刘会洲，博士，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999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997年)，中组部“万人计划”(2013年)。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2014年，第一完成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年)和二等奖(2010年)各1项，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1项(2007年)，首届“中国科学院杰出青年”称号(1997年)。
更多领域资讯请访问「图情招聘」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