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纽约市立大学历史教授的唐德刚，于1948年在游学美国途径日本时，参观了当地的战史馆。当时二战已经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意气风发，28岁的唐德刚也深受影响。正当他以胜利者姿态环视整个战史馆时，忽然被一幅描绘甲午战争日本战绩的巨幅油画惊得半晌无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见到这幅画，真的是触目惊心。返回船上后即刻连同100多名同学一起上书南京政府，要求当局责令日本拆除此画。50年后，年近八十的唐教授再一次回首往事，只淡淡地说了四个字：“心有余酸”。

日绘黄海海战图1
若论中国近代之最大耻辱，当属中日甲午之战的惨败。在此之前，尽管清政府的国家主权底线早被西洋的坚船利炮轰的荡然无存，但他仍然放不下自己在东亚维持了近千年的“大国体面”，1870年，李鸿章刚刚继曾国藩接任北洋大臣，便碰到了日本派华专使，虽然他怒斥日本提出的要与欧美各国相等的“条约权力”，却仍然在实际谈判中处处退让直到无可退让。从当年的谈话笔录中我们发现，李鸿章对日本人的态度完全区别于对西洋人。遵循西方人的无理要求，他大多出自一个失败者的心服口服。但对日本人的种种越线行为，李鸿章更像是一位被叫花子嘲笑自己贫穷的大财主一般，先惊，后羞，再怒。作者也相信：当年的国人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心态？那个只配做个藩属国的“蕞尔小邦”，怎能骑在泱泱中华的头上肆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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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把清政府和国人最后的傲娇也撕得七零八落，满地狼藉。好比一个读书不用功的学生，每次考试成绩出来总有一个傻傻的学生不如他，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那个看似傻傻的学生也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现在，他已经垫底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对国人自信心的打击，对洋务运动及近代化国家改革造成的负面影响，均是毁灭性的，正所谓知耻而后勇，当中国再一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离伟大复兴只有咫尺之遥的今天，我们的国人还能不能在这场失败的教训中获得更多的启发呢？那一年的失败之母，能否诞生出未来某一年的成功之子呢？
旱乌龟下海，陆上帝国的蹒跚前行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从美国商人那买来一艘1080吨的大洋船（剑桥号·Cambridge），在上面安装了34尊英制大炮。但林则徐没有把这艘船当作用来攻击敌人的一支长矛驶出大洋，而是将它横置在珠江口内，做一个固定的炮台和障碍物，阻止英军向内河挺进。林大人的原意大概是想好好保护这个稀罕物，用来威慑英军及壮我军将士声威，岂料最终被爬上去的英军士兵连船带炮一起开走了。

日绘黄海海战图1
1854年，上海道吴健彰向洋人商行购买了一艘吃水430吨的“孔夫子”号，用来与太平军在长江里厮杀。但长江水浅，太平军往往又是用小小舢板船、蚱蜢舟来骚扰袭击清军。虽然“孔夫子号”的一发炮弹可以从长江南岸打到北岸，但面对自己眼皮地下的这些敌人，它却奈何不得。真是大斧剁苍蝇，大材小用了。西洋人的坚船利炮在清政府平定内乱的军事行动中似乎并不好用。这也是1863年英国人李国泰（Horatio·Nelson·Lay）将清政府花大价钱购置的八条洋战舰拿去拍卖，大捞一笔的主要原因。
直到1874年4月日本在台湾琅峤登陆，李鸿章派遣6000淮军精锐前往台湾支援时才发现，毫无抵抗能力的运兵船若是在这茫茫大海中遭遇日军舰艇攻击，焉有不全军覆没之理？20年后，载有千余名清军的“高升号”（租用的英国商船）正是在没有舰只护航的情况被日本“浪速”舰击沉，可怜那千名壮志未酬的好汉，未曾先报家国恨，已成空闺梦中人。中日甲午战争的全面爆发，正是从“高升号”被击沉开始的。

日绘黄海海战图3
作者每思及此，心中总是有一个疑惑难解：为何每每要被外国人逼上绝境，清政府才想起要反戈一击呢？反倒是内部稍稍出现一点乱子，便要来个举国皆兵，非把犯上作乱者碾成齑粉才安心。看康熙几次与沙俄交涉雅克萨、尼布楚相关事宜时的谨慎小心，远不及剿平三藩的那个狠劲，再看老佛爷和一帮文臣武将把太平天国、捻军、白莲教首领们寸磔时的毒辣和小人做派，比不得对待西洋老爷们“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时的“好好先生”风度。若要深论其中缘由，单靠作者一篇文章是说不清楚的。不过，下面这些史料到可以从一个侧面去透视清政府这只“旱乌龟”的天性。
当年修颐和园，户部工部划出的财政预算是一万万两。原本倒也不是什么大事，顶多就是再添十支北洋舰队罢了。这和老佛爷退休后安度晚年，享清福比起来真是无足轻重了。李鸿章在1881年向德国船厂福尔铿（Vlcan）订购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应当算是当时五大洋中最先进的主力舰了，总价合620万马克，折算白银220万两。为了把这笔款项搞到手，李鸿章老先生也算是受尽白眼，算尽机关，多半还被人以为捞了天大一笔油水。但“李宝宝“心里苦啊，半分好处没捞着，还得考虑着让老佛爷安心，让眼红的王爷贝勒们心理平衡，不得已又从海军批款中抽出30万两孝敬慈禧太后，用来修“三海”的亭子。
李鸿章这30万两白银也根本算不上什么大手笔，在慈禧老佛爷眼中只是个零头。殊不知她坐镇的紫禁城，一天开销就要花去4万两白银了，这是李莲英的接班人小德张回忆所估算的数字。在末代皇帝溥仪的个人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他也称自己一个月要吃掉800多斤猪肉，240只鸡鸭。事实确实与此大差不差，但从康有为当年的调查中却发现，清宫的开销大致是三七分润制，实际开销与办事人员抽成以三七分帐，比如溥仪一个月吃掉800多斤猪肉，这猪肉市价如果每斤按40文计算，则采购往往报133文每斤。而溥仪一个月又哪能吃掉这么多猪肉呢？这也是三七分账，实际做到菜里的大概200斤左右，其他则是被管事的扣下了，然则200斤的猪肉菜小小溥仪也没这么好的胃口能全部吃掉，大多是被小太监们以皇帝的招牌拿到民间的高档馆子卖掉了，美其名曰“御膳特供”，所赚的钱又大致按我七你三的形式上交给内务府，当作创收的业绩和官样文章，大部分还是倒腾进了私人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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